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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国古代的“科技盛世”，多数人会想到四大发明光耀唐宋，或是数理成果辈出的宋元。但在10月12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研究员、科技传播系副主任袁岚峰给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答案：中国科学最好的时候，就是现在。
要读懂这个判断，先要说清楚我们藏在“科技”二字里的认知误区。英国学者李约瑟的鸿篇巨制原题为《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直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文版却定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表示，李约瑟的著作从来不是一部单纯的技术编年史，而是站在文明的宏观视角，审视中国古代对自然的认知与实践。书中既记录了各类工艺、工程的技术成就，也用大量篇幅探讨道家思想中尊重自然、观察自然的认知传统，更将大运河这类超级工程背后的国家组织能力、技术整合能力，纳入文明发展的整体框架中讨论。
原著标题只提“科学”与“文明”，本就暗含着“科学是文明的一部分，技术是文明的具象”的逻辑，而中文版标题却用“技术”二字，恰恰折射出一种普遍的思维惯性：我们总习惯将科学与技术牢牢绑定，甚至默认二者本就不分家。
对此，袁岚峰表示这种模糊并非中文独有，全世界的日常语境里都有类似的表达偏差：我们常说的“科技企业”，英文里对应的只有“Technology”；大众日常接触的科技产品、科技应用，本质上也都是技术的落地。但在真正的科研领域，科学与技术的边界清晰无比。
袁岚峰强调，科学是基础研究，是对世界运行底层原理的追问与体系化探索，回答的是“为什么会这样”；技术是原理的落地应用，是用已知规律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的是“能做到什么”。
用这个标尺回望中国数千年文明史，认知瞬间清晰：我们留下了造纸术、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等改变世界的技术创造，在工程、历法、医药等应用领域长期位居世界前列，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技术辉煌。但如果聚焦“科学”本身，聚焦基础原理的系统性研究与理论建构，中国古代在这一领域并未形成长期领先的态势。大众口中“古代中国科技领先”的共识，本质上是对技术成就的概括，而非科学水平的定论。
厘清了这一分野，袁岚峰给出“现在是中国科学最好时代”的判断才真正有了分量。站在历史的纵轴上看，近代以来中国曾在基础科学领域全面落后，经过几代人长期的追赶与积累，如今已在量子信息、前沿物理、生命科学等诸多核心领域跻身世界第一梯队，科研成果的数量与质量都迎来爆发式增长。
袁岚峰指出，比具体成果更重要的，是发展认知的本质升级：国家层面明确提出“基础研究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开关”，将基础研究放到了科技创新全局的核心位置。抓住了基础研究这个“牛鼻子”，就抓住了科技创新的源头动力，意味着我们的创新路径正在从“应用跟随”向“源头引领”深度转型——这正是一个科学强国崛起最核心的标志。
不少人觉得基础研究“无用”，看不到立竿见影的产出，可一旦底层原理被攻破，带来的将是全领域、跨行业的爆发式赋能。没有电磁学的基础研究，就不会有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时代；没有量子力学的理论突破，就不会有今天的芯片、信息技术与整个数字世界。技术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只有科学才能帮我们看清前路的方向。
更值得期待的是，“现在”远不是发展的顶点，而是一个飞速上升期的起点。正如主持人何婕所说，最好的时代是现在以及以后；袁岚峰也笃定表示，中国科学正处在快速攀升的通道中，这一上升态势还将持续下去。当一个国家开始系统性地深耕基础科学，当整个社会对原始创新的重视成为共识，这种发展势能将是长期而深厚的。
真正的科技强国，既要能把技术做到极致，更要有敢于追问底层原理、坐得住冷板凳的科学底气。中国科学最好的时代不在故纸堆里，而在我们脚下的当下，在每一位科研工作者的实验室里，在国家对基础研究的坚定布局中。珍惜这个时代，锚定源头创新的方向持续向前，我们终将迎来中国科学全面领跑世界的那一天，为人类知识边界的拓展作出大国贡献。
编辑: 周雯飞
责编: 张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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