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交河故城的残垣断壁，行经屡遭劫掠的阿斯塔那古墓群，站在克孜尔千佛洞几乎空无一物的洞穴中，我才理解了黄文弼的全部意义：他不仅仅是新疆考古的拓荒者，也不仅仅是学识渊博的历史、地理学者，他首先是一位爱国者，把现代中国的印记深深嵌入祖国西部苍凉大地的伟大的爱国者。
黄文弼:黄文弼（1893-1966），字仲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北京大学毕业，一生中4次赴新疆进行考察。抗日战争期间任西北联合大学和四川大学教授，又任西北大学历史、边政两系主任。黄文弼先生被称为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但实际上他的意义比这个更为重大，他作为一名爱国者，为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做出过重要贡献。著作有《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新疆考古发掘报告》、《西北史地论丛》、《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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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孜尔千佛洞位于拜城县西南10余公里，目前有洞窟339个，是新疆最大的石窟群。但此石窟自19世纪后期便遭到帝国主义探险家的盗掘，最严重的是德国人勒柯克1905-1909年的盗掘，他至少盗掘了230多个洞窟，切割盗走了大约128箱的佛像和壁画。所以，当1928年11月，黄文弼到达这里时，洞窟中已空无一物。黄文弼是第一位到达这里的中国考古学家。2012年7月，笔者为追寻黄文弼的考古旧迹，来到这里。到千佛洞之前，在附近的库车县博物馆（设在“库车王府”旅游景区内）参观时，看到一批仿制的佛教供养人头像，说明铭牌上注明这是仿自德国柏林亚洲博物馆，所存的是从克孜尔千佛洞中盗走的塑像，美轮美奂，从长相上看，酷似希腊人。现在的克孜尔千佛洞各洞窟之内，只有未被割走的壁画残片，然而其色彩艳丽，流露出当年完整时美丽逼人的神彩。
克孜尔千佛洞只是无数被盗掘的中国文物的一个缩影，自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20年，中国特别是中国西部的甘肃、新疆地区，被各国探险家盗走的文物不计其数（参见附表：《帝国主义者盗取我国文物简况》），这种局面到1927年戛然而止。
新疆库车龟兹博物馆里陈列的佛教供养人头像:龟兹博物馆是库车县博物馆，位于库车王府内。此处的供养人头像来自于克孜尔洞窟，原件被德国人掠走，存放在柏林大都会博物馆，此为复制品。看起来，此头像和希腊雕塑颇为相似，可见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痕迹。
斯文·赫定在斯德哥尔摩的家中:斯文·安德斯·赫定（1865-1952），瑞典考古学家，先后5次来中国考古探险，带走我国不少古代文书。曾任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瑞方团长，与黄文弼一起赴新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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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冬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北京，找北洋政府有关方面活动，准备带一个探险考察团经由内蒙古到新疆。斯文•赫定是世界著名的探险家，1865年出生于瑞典，曾师从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丝绸之路”一词的提出者），自1893年到1908年15年间，曾四次到中国的新疆探险考察，是楼兰古城的发现者，他对楼兰古城的发现轰动了西方世界，当然他也“顺手”带回去了在中国发掘的汉简、文书等文物。他是一位才华横溢、富有激情的探险家，对中国西部这片辽阔的大地，充满着无尽的探索欲望。他前四次进入新疆，都是从西边经中亚进入的，这次他想从东边经内蒙古额济纳走一趟。当时他已经60多岁了，为了筹集经费，他游说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开通柏林经新疆到北京的航线，而他所做的工作是为了开辟这条航线做前期的调查研究，如调查沿途的气象条件、为沿途四个航空加油站选址、筹建无线电台等。汉莎航空公司被他说动了心，不仅出钱支持他的考察活动，还派了7名航空公司的相关专家随他一同前往中国。
斯文•赫定还是一位头脑活络的社会活动家。他到北京后，先通过他的瑞典 同乡、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生（本刊2012年第1期有专文介绍）找到了中国 地质研究所的翁文灏所长，说动翁文灏支持他的计划，翁文灏除了表示支持外， 提出要吸收一部分中国学者参与。赫定同意后，由翁文灏陪同拜访了当时的外交 部长顾维钧，顾维钧表示可以同意驼队探险，但航空探险队被军方阻止，斯文• 赫定又请瑞典驻华大使出面和他一同拜访了北洋政府的航空署署长刘光克，该 署长表示不同意他们原来用飞机进行探险的计划，也不能在中亚建立电台。权衡 之后，斯文•赫定放弃了这部分计划，经过反复努力，在1926年12月底，斯文•赫定收到了外交部同意他们去新疆探险的批文，1927年1月30日，当时北 洋政府的最高负责人张作霖还接见了斯文•赫定，答应给予他各方面的 支持。经过上上下下的活动，斯文•赫定以为万事大吉，马上就可以出 发了，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已在包头等着他了，不想却发生了重大的变 化。
1927年3月5日，北京学术界（包括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历史博物馆等12个单位）的代表集会，反对这项计划，并成立了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压力，斯文•赫定只好重新与北京的学术界进行谈判，谈判过程复杂艰难，在1927年4月26日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中瑞双方共同组建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瑞双方各派一人为团长（中方团长为北京大学教务长徐炳昶教授，瑞方团长是斯文•赫定），考察团经费全由斯文•赫定负责提供，中方派十人参加考察团（原来斯文•赫定与翁文灏谈的方案是只给中方三个名额），考察团中考古所得的中国文物全部属于中国，不能带走，地质学标本可以给斯文•赫定一份副本，考察团不能考察涉及中国国防安全的事务，不能绘制大于三十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地图等等。中国方面还组成了负责管理考察团的常设机构——西北科学考察理事会，北京大学刘半农教授任理事长。中方派出的十名成员如下：
1、徐炳昶，字旭生，曾留学法国学习哲学，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教务长，任考察团中方团长。
2、袁复礼，字希渊，清华大学教授，古生物学和地质学家。
3、黄文弼，字仲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副教授，考古学家。
4、丁道衡，字仲良，北京大学地质系助教。
5、詹蕃勋，字省耕，北洋大学毕业，华北水利工程师。
6、崔鹤峰，字皋九，北洋大学毕业。
7、马叶谦，字益占，北京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学生。
8、李宪之，字达三，北京大学物理系二年级学生。
9、刘衍淮，字春舫，北京大学物理系一年级学生。
10、龚元忠，字狮醒，北京历史博物馆照相员。
另外还有三名中国采集员庄永成、白万玉、靳士贵。
原先参与此事的地质调查所完全退出，没有派人参加考察团。
这件事在中国学术史和文物保护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的知识界已经理解了国际科学规则，既捍卫国家权利、又参与国际科学合作，西方列强盗掘盗买中国文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刘半农当时就评价说，这是一个“倒过来的不平等条约”。
1927年5月9日，考察团正式出发，曾经针锋相对的谈判对手们前 往火车站为中瑞双方的团员送行，气氛热烈。针对这个场面，斯文• 赫定乐观地评价说，那些曾经是谈判对手的中国人脸上丝毫没有不 快和敌意，将证明，“欧洲人和中国人确实能够和谐地生活和工作在 一起，大家都在努力去实现同一个崇高的目标。”然而，这毕竟是表 面文章，黄文弼在第一天的日记中，就明确写了自己被赋予的任务： “一者为监督外人，一者为考察科学。”
徐炳旭:徐炳昶（1888-1976）河南唐河人，字旭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中瑞西北考察团中方团长，为协调团中的各项工作和与地方当局的联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回来后出版了《徐旭生西游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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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弼，1893年4月23日出生于湖北汉川县黄家嘴村一个木匠家庭，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8年毕业后留校，在国学研究所工作。到1927年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时，他已经在北京大学工作了9年，时年34岁。这期间，他所做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宋代理学（著有《二程子哲学方法论》）和古籍目录学（著有《中国旧籍分类法纲目》等），整日和故纸堆打交道，是纯粹读书的书斋学者，唯一能和考古沾上边的是1922年北大国学所开办了古物陈列室，黄文弼在沈兼士等人的带领下，参加了古物整理工作，还参加过故宫的文物清点工作。但他从来没有参加过真正的现代田野调查和发掘活动，也没有经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将他称为考古学家，是以后的事。到此时为止，他充其量只是传统意义上的金石学和目录学家。笔者推测，他之所以能入选考察团，一个原因是他在中国古典文献方面的知识根底扎实，而且还有一定的鉴识古代文物的知识，他读书用功极勤（以至刘半农戏称他为“冬烘先生”），熟读中国史籍，只要古书上有过记载的河流、山脉、地名等，他均能知其出处，道出其衍化脉络，这一点在后来的工作中，令斯文•赫定十分佩服，这一块正是斯文•赫定的知识短板。另一个原因是他正当壮年，身体能承受住探险旅途的颠簸之苦。
但黄文弼还有另外一个性格特点是刘半农、徐旭生等人没有意识到的，那就是“轴”。他读书肯下死工夫，做人做事也认死理儿，认真到了极端的程度，安排给他的任务，哪怕只有芝麻绿豆大点儿的事，他都会当成泰山般重大的责任去完成，这种性格特点让他成了考察团中唯一和斯文•赫定“死磕”的“冤家”。临行前，北京西北科学考察理事会给中方团员开会，交待的第一条任务就是监督外国人，黄文弼把这条任务牢牢地记在心底，写在日记上，后来贯穿在每一个行动细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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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从一开始就发生了，先是在分配工作地点这类小事上，比如在内蒙时， 黄文弼提出要前往的区域，斯文•赫定要么不批，要么就让瑞方考古学家贝格曼 去，黄文弼认为，这是斯文•赫定有私心，他把机会最大的区域留给瑞典人，只 给中方学者安排发现机会少的区域，他一面把自己的想法反映给中方团长徐旭 生，一面暗下决心，处处跟外国人比试。1927年7月7日，贝格曼在白云敖包发现 了1300件石器，斯文•赫定为此还发了他25元奖金，徐旭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黄 文弼，还说自己担心这次考察中，中国学者的考古成果会不如外国人，黄文弼 则表示，这算不了什么，最终结果要在将来定。果然，两个月后，9月8日，黄文 弼在乌托海发现了1600件石器，超过了贝格曼，到11月6日，盘点各人的工作成 绩，贝格曼发现遗址121处，古物1 .2万余件，黄文弼发现遗址34处，古物1 .5万 余件。黄认为，自己发现遗址少，是斯文•赫定安排的方向所致，若按他自己的 设想，在遗址数量上一定也不会比贝格曼少。徐旭生团长曾与斯文•赫定商量， 是否制定一个统一的奖励标准，比如发现一处遗址，奖励大洋2元，拾古瓦片100片奖励5毛等。斯文•赫定不以为然，他坚持随兴而赏 的原则，不设定固定的程式。然后又说，要是有人发 现了楼兰这样的古城，那岂止是奖励500元，就是奖励 5000元也行。徐旭生笑道，这话要是让黄文弼知道了， 他一定能找出两个楼兰古城，你就准备发10000块钱奖 金吧，斯文•赫定忙说，这话千万不能让黄文弼知道。 可转过身来，徐旭生就把这话告诉了黄文弼，黄文弼亦 笑言：“发现一城不算什么，到新疆后我能发现一国 耳。”
今天看来，斯文•赫定在这类事情上未必是有意难为黄文弼，这些对话都是通过徐旭生转给黄文弼的，黄文弼的想法，徐旭生也转达给了斯文•赫定，斯文•赫定年长黄文弼20多岁，徐旭生亦年长黄文弼5岁，他们似乎串通好了，在激发这位年青人的好胜心。奖励原则始终没定，斯文•赫定一如既往地随性而做，某些时刻一高兴就给某人发笔小奖金，这个习惯居然也被黄文弼学到了，到后来他在南疆独立带人考古时，也是这样随兴而奖励自己的手下。
读《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发现他充满了爱国主义的紧张感，似乎每时每地都在为捍卫祖国的尊严而 “战斗”。
1927年6月26日，考察团驻地来了一个流动的花鼓戏班子，黄文弼小时候就见过这种流动戏班子，知道他们表演中经常会有下流内容的唱词，当时南方的国民党政府已经下令禁止表演这类节目，以图改良社会风俗，所以他建议徐旭生团长不让戏团表演，但徐团长以为，反正外国人也听不懂，唱就唱吧。结果就唱了，斯文•赫定等人虽然听不懂，但也能看明白个大概意思，让徐旭生详细解释，徐先生敷衍说这只是个恋人私通的故事，自己也只能听懂个别的词句，外国人觉得挺有意思，随行的摄影师将表演拍成了电影，说是将来带到海外放映。黄文弼深以为耻，认为这是在刻意暴露中国民族落后的那一方面，在日记中，他记下了自己的愤懑。
7月26日，他读到一位叫安觉斯的外国学者在《东方时报》上发表的谈话，说“中国初不知石器，至安特生始发现云”。黄文弼在日记中写道：“余对此颇为愤慨，中国最初采集石器为地质调查所谢君，发现陶器为刘、庄二君。安特生初于石器不大明白，皆购自当地人及中国古董商人，何得云发现耶？”
9月10日，考察团雇佣的一名年龄在50岁以上的汉族拉骆驼的工人偷了两匹骆驼逃跑了，两天后，被两名蒙族驼工给追回来，并被戴上了脚镣，众人都去观看，唯独黄文弼没去，他认为这是有失中国人体面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在侮辱自己，他独坐在自己的帐篷中生闷气，先是反思自己有什么过错，认为是考察团方面忽略了对这个年老驼工的关心，他想多要点薪金，而且该驼工和驼队中的蒙族驼工相处不好，常遭打骂，一时糊涂，才做出这样的错事。现在外国人对此人“脚镣手铐加之矣，打骂加之矣，照相也照了，其辱国如何耶？”他觉得即使是这人犯了错，也应将其交由地方官府处置，而不能由外国人对其施加私刑。他把自己的意见反映给了徐旭生团长，徐也同意他的意见，经与斯文•赫定沟通后，同意将此人送交地方官府处置。但事实上，他们气出了之后，就把这个人给放了，因为交给官府一定还得再受惩罚。
斯文•赫定也是有着强烈爱国主义情结的人，只不过他所热爱的是自己的祖国—瑞典，而且特别讲究形式。每日宿营，他们都要升起瑞典国旗，圣诞节聚餐时，也要在帐中悬挂瑞典国旗。这些行为“刺激”了中方团员。1927年的双十节（即当时的国庆节）前，10月2日，黄文弼和徐旭生商量也要搞个纪念仪式，“拟于树林中悬挂‘民国万岁’的布匾，外以树叶札之，并制国旗一方，以致敬礼。是日汉人、蒙古人联合志庆，并请斯文•赫定演说，蒙人和学生演节目助兴……虽居塞外，不忘国家，亦吾人所应为耳。”黄文弼参与了纪念仪式的策划，但是10月9日，他要出发探险，不能参加这个活动，深以为憾。从他的日记来看，出发前，中方团员没有这方面的准备，没有带现成的国旗（当时还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要现场临时制作，不像考察团的外国成员，事先都带着多面自己国家的国旗。第二年，1928年的双十节，黄文弼自己带领着一个工作小组正在库车县考察，他想起去年的双十节纪念日活动，便和考察组另外两名成员丁仲良、刘春舫（衍淮）共同举办了一个小型纪念会，并邀请当地一位朱局长参加，他们驻地的院子里有一个亭子，便以此亭作“礼堂”，这时已是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他们没有现成的标准国旗，便用蓝墨水染成了一面（也不知道尺寸、规模上是否合乎标准），悬在亭子上，旗下放了一张方桌，桌上铺了条绒毯，毯上放了一盘花，公推丁道衡为主席，四人一齐向国旗行三鞠躬礼，静默三分钟，丁仲良宣布开会，发表演说，大意是要增加国家观念，朱局长也以来宾身份发表了演说，鼓励大家要有爱国的信念。
在以后的日记中，再也没有见到黄先生举办或参加 此类仪式，中国人是一个感情深沉的民族，他们最深刻、最诚挚的感情都埋藏在心底，不爱用外在的形式来 表达。受外国人影响，黄先生等人也不得不如法炮制， “作此点缀”（黄先生语），没了外国人，慢慢地就会 懈怠这些形式上的东西，甚至有些抵触，认为这些过于 外表化的形式会破坏心底里的虔诚。近代中国人表达自 己对国家感情的形式，也是向外国人学来的，所以，形 式上的东西难免有准备不周的地方，但是，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心灵，就是一切形式也没有，他们对于国家的忠 诚和信念绝不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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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讲的事情，其实有些鸡毛蒜皮，无关大局，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黄文弼先生的细腻与敏感。真正有实质性冲突的是下面三件大事，在这三件事中，黄文弼先生等人成功地阻止了斯文•赫定的计划，以致于斯文•赫定恼怒到极致，失去了学者的客观风度，在他关于这次考察的回忆录的后半部分，毫不掩饰地讥讽，甚至诽谤黄文弼。
第一件事是关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开辟柏林到北京的航线的事。
先是，斯文•赫定为筹集这次考察的经费，忽悠德国汉莎公司开通柏林到北京的航线，汉莎公司出了钱，还派了人，所以，从北京到新疆，一路上主要是为未来开通航线做科学调查，如在沿途施放高空气球，探测万米以上高空的气流状况等。对于斯文•赫定及德国团员肩负的这项使命，中方学者始终是清楚的，但是在双方合作的协议中并未反对此事，如果当时直接反对，考察团就无法成行了。但在背后，中方团员是打定主意要阻止此事的，他们认为中国内部已经够乱的了，如果这条航线再开通，德国人便可以不绕道海上，直接从空中经中亚抵达中国内陆腹地，干预中国事务。中国内河的航运权已经失之于外国人，如今再失去天空的航空权，是国家权益的损失，所以，一定要阻止此事。今天的一些读者可能会对中方学者的立场不太理解：不就是开辟一条航线吗？扩大对外交流，有什么不好？为了说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花些笔墨，充分交待当时的时代背景。那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局面，各派军阀各有各的外国后台，以获得军火支持。因此，那时如果开放航线，确实有助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加剧国内纷争，所以，当时的中国学者对此事才有这么强的抵触情绪。另外，还得明白德国和中国的特殊关系，清末，德国参加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强占了中国的胶州湾，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中国参加了协约国一方，属战胜国，中国本以为凭自己战胜国的地位，可以收回胶州湾的主权，但没想到，讨论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竟然把德国在胶州湾的特权又转让给了日本，这才激起著名的五四运动。在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有七名德国成员，是汉莎航空公司派来的，他们都抱有极强的军国主义观念，在旅途中，他们聚会时演唱德国军队的战歌，还列队表演军操，有名德国人还赤裸裸地说，他们的失败只是暂时的，不用数年，德国要重新崛起，停止战争赔款，恢复所有过去的势力范围。哪些势力范围？肯定包括中国的胶州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参加的是协约国，与英法是盟友。当时，英国控制着印度，影响着中国的西南边疆，而德国人欲打通航线，进入中国的西北地区，建立与英国和苏联对抗的基地。斯文•赫定本人在政治倾向上，是赞成德国军国主义者的（黄文弼日记称为“德国旧党”），他曾经因在战争其间，发表支持德国旧党的演讲而被英国驱逐，对于德国的这种战略意图和斯文•赫定的政治立场，徐旭生、黄文弼等是清楚的。我们把这条线索讲得再清楚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英、法等国站在一起，是德国的敌人，如今，战争虽然结束了，但作为战胜国的英法等国压迫德国人，索取赔款，德国人心里不服，谋求东山再起。他们想进入中国西北，是想建立起未来牵制、抗衡英国和苏联的基地，这个事情远不是建立一条正常航线那么简单，一旦德国的意图得逞，那么将来的胶州湾岂不是又要重新落入德国人之手，五四运动岂不是白闹了！知道了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就能理解当时中国学者为什么反对开通这条航线了。
中方成员一直警惕这件事情，在当初签定合作协议 时，有一条就是禁止外方成员绘制三十万分比一以上比 例尺的地图，因为那么大比例尺的地图有军事意义，可 以用于作战，且规定涉及国防安全的地方，不能考察。 在旅途中，中方团员也严密监督德国人不能违反这些规 定。徐旭生先生是团长，不能事事都与外国人发生争 执，总要有回旋的余地，好在有黄文弼这位爱较真儿的 “杠头”，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徐团长在纵容黄先生 与外国人的摩擦，以便于处理问题。对于徐团长的这种 深沉的用心，单纯的黄文弼开始有些不解，尽管他非常 尊敬徐旭生，日记中提到徐处，必以先生称之，但有几 处流露出对徐先生“过于软弱”的担忧。徐先生其实不软弱（他当时虽是大学教授，但却是北京公认的“学 生领袖”，1925年领导学生举行争取关税自主的游行示 威，被军警打掉了两颗门牙。他留牙蓄志，将这两颗牙 一直保留在身边，死后才由家属放入他的骨灰盒内）， 小事情上和稀泥，大原则是寸土不让的。行经居延海 时，瑞典人那林做了个小动作，想画这一地区的大比例 尺地图，徐旭生团长就果断地制止了。但事后，斯文• 赫定却把这笔账记到了黄文弼头上，以后，他们密商事 时，都躲着黄文弼。
到了迪化（乌鲁木齐）之后，斯文•赫定和德国人开始活动，试图说服新疆督军杨增新同意他们开通到中国的航线，徐旭生和黄文弼等也暗中展开了另一项活动，他们通过包尔汉（当时负责管理新疆交通事务），劝说杨拒绝德方开通航线的要求。杨增新最后明确拒绝了德国人开通航线的要求，尽管杨增新有他自己的打算，但徐旭生、黄文弼等人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开通航线的计划失败，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决定停止继续资助考察团，并撤回了德方工作人员。斯文•赫定只得重新筹措经费，中方团长徐旭生为了能使考察继续下去，也主动地想筹款的办法，但最后的经费还是斯文•赫定筹措到的。
承德避暑山庄“万法归一”殿
第二件事是关于从中国拆搬喇嘛庙的事。
其实斯文•赫定本人与德国军国主义者之间并没有 那么深的瓜葛，他之所以能和汉莎公司一拍即合，主要 是为了筹集自己所需的探险科考经费，如今德国人停止 提供资金了（后来又把剩下的钱也交给斯文•赫定支配 了），他就得另想办法。他采取的第一条路子是回国， 1928年8月，他回到瑞典，试图说服瑞典政府出钱支持 他的考察活动，11月26日，瑞典政府回电同意资助他们 50万瑞典克朗。另一条路子是借着他1928年6月到美国 看病的机会，游说瑞典裔的美国工业家文森特•本狄克 斯出钱。本狄克斯出身于瑞典南部的一个下层家庭，后 来在美国制造汽车启动器和制动器发了财，是美国最大 的汽车启动器和制动器生产商，且以慷慨资助科学活 动出名，他资助的密立根博士曾获得1923年的诺贝尔物 理学奖。经过不长时间，这位大亨就答应资助斯文•赫 定和瑞典政府一样多的钱，作为回报，斯文•赫定忽悠 说，他将用这笔钱从中国购买回两座喇嘛庙，一座放在 美国芝加哥，一座放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内部装修完全 按喇嘛教风俗进行。斯文•赫定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一 定是向本狄克斯大吹了一通中国的喇嘛庙及饰品多么美 丽漂亮，喇嘛教是多么神秘有趣，而在忽悠本狄克斯时，他完全将与中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签订的不准将任何 文物带出国外的规定置于脑后，反正先忽悠到钱再说。
回到中国后，他还真就着手办这件事，他原来的想法是偷偷地找两座喇嘛庙拆了，再偷偷地运出国去。1929年11月，他跑到内蒙和察哈尔看了20多个喇嘛庙，谈了价钱，准备以很便宜的价格买下其中的两个，于1930年运到国外。但没想到，1930年4月左右，北京雍和宫发行的一种蒙古周刊上发表文章揭露了这件事情，一时间，舆论大哗，政府也关注到了此事，买个真庙的计划泡汤了。关于是什么人通过这个渠道披露出的消息，斯文•赫定的回忆录没说，限于时间因素，笔者在写作此文时也没来及作深入研究。所以，还不知与徐旭生、黄文弼等人是否有关联，从时间上看，黄文弼不知道此事，没有直接介入。但是，北京学术界联合会事先与斯文•赫定签订的协议仍有效，而且斯文•赫定所募款项也是用于这项考察的，所以，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存在本身对斯文•赫定来说就是巨大的压力，迫使他放弃了计划。
斯文•赫定又不能在美国人那里失信，便想出一个 变通的办法：仿造一座喇嘛庙，送给本狄克斯。于是， 他找到了中国建筑师梁卫华（有些资料中说是梁思成） 主持此事，经过一番考察，选定了热河承德避暑山庄 中的万法归一殿作为仿制原型。梁卫华到现场测绘、 拍照，并在北京开始制造各种建筑构件，总共制造了 28000个建筑构件，1931年运到了美国，建成1∶1大的 成品，1933年参加了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1939年又参加了纽约世界博览会。由于这座仿制的庙宇屋瓦是用 鎏铜瓦制成，耗费24K纯金叶一万多两，故这个建筑被 称为“热河金亭”，曾轰动一时。1940年之后，本狄克 斯生意下落，将此金亭出手卖给别人，因维护费用过 高，几经辗转，1986年，这座仿制庙宇被瑞典建筑师马 克斯•沃勒运回瑞典，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时，瑞典 有人试图让中国再出钱把这座庙买回去，结果不得而 知。
这次挫折使斯文•赫定损失惨重，一来仿制庙宇比直接买庙花销大多了，他本来是想着便宜地从中国人手里买两个庙（他们以前一向就是这么干的）去给本狄克斯充账，但现在只能仿制了，可一来仿制成本太高，他自己所剩无己，二来本狄克斯见拿到手的只是仿制品，而不是真的文物，便削减了给斯文•赫定的费用，这下子考察团又没钱了。斯文•赫定只能再向瑞典政府求助，瑞典政府答应通过发彩票的方式，再为他筹集50万瑞典克朗。为说服瑞典政府出钱，他又没少许诺将来要从中国带回去多少东西，而且把先期带回去的动植物和矿物标本公开展览，请瑞典国王参观。
第三件事是1934年黄文弼阻止他们在新疆盗掘文物的事件，这一事件中，两人发生了直接正面的冲突。
1933年6月，在北京的一个外交聚会上，斯文•赫定认识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次长）刘崇杰，他提出了个建议，修一条从西安到新疆的公路。当时，日本人已逼近北平，战争的危机日益严重，国民政府也有经略新疆的打算，斯文•赫定宣称自己可以带一个考察团，前去为公路建设做前期勘测，国民政府居然同意了他的计划，委派他以国民政府铁道部顾问的身份，组织一个公路考察团，进行入疆公路的前期勘查工作，费用由国民政府出。斯文•赫定欣喜若狂，他本人打的主意是从敦煌经库尔勒进入罗布泊，再探楼兰古城的奥秘。前文说过，他以前是从西边进入罗布泊的，1928年那次入疆考察，因种种原因，他没能实现从东路进入罗布泊的梦想，这次，借着公路勘查的名义，他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但是，对于斯文•赫定的小九九，国民政府也有提防，在有关考察团的行为细则中，就明确规定：禁止任何人在沿途以任何形式进行考古学研究。斯文•赫定虽然口头上同意接受了这条规定，但心底里却嘲笑中国政府太天真，打定主意到时候坚决违反这条规定。但中国政府并没有那么天真，在1933年9月底，考察团将要出发的时候，黄文弼突然出现在了他们的营地，他以教育部特别代表的身份参加考察团，官方理由是去视察新疆的学校。当时，新疆没有几所学校，仅有的几所学校也在新疆军阀的内战中摧毁了，事实上没什么学校可视查，很显然，黄文弼是被教育部派来监督他们的。
斯文•赫定非常恼火，他在回忆录中开始对黄文弼进行不负责任的攻击，比如说因为黄文弼的到来使他们的行李大大地超重，原来只有4吨半的行李，现在黄文弼连人带行李，使行李总重量达到了10吨，黄文弼一个人就带了5 .5吨的行李？这怎么可能。斯文•赫定完全不顾事实的攻击只是表达自己的不满，这种指责和讥讽在他的回忆录中随处可见，比如抱怨黄文弼多占了他们汽车的一个座位了，又多占了他们房间的一个床位了，等等。至今为止，我们没有读到过黄文弼先生关于这次考察的日记，真不知道在那段旅程中，他是怎么在斯文•赫定的挤兑下熬过来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他坚定不渝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1934年5月，黄文弼带领一个工作小组在其它地方工作，斯文•赫定带领他的大队人马到达了孔雀河三角洲的迈塞地区，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古墓群，这也是他认定的古楼兰国的地区，斯文•赫定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下令挖掘这些古墓。从北京出发时，为了标榜自己绝对遵守不进行考古发掘的禁令，斯文•赫定这个十四个人的考察团只带了一把铁锹，现在，斯文•赫定便命令他雇的人员用这一把铁锹，再加上树枝和手进行挖掘，从他的回忆录中看，至少挖掘了三个墓地，挖出了一批文物，有些遗体保存得非常完好，一具女尸脸上甚至保持着当时的微笑表情。由于尸体太大，无法搬运，他们又将尸体放回墓穴。在场的一位中国学者陈宗器也参加了挖掘工作（陈宗器是后来参加考察团的中国学者，他明知道中国政府严禁斯文•赫定进行任何考古发掘的禁令，但却不去阻止，反而配合赫定的工作，这是严重的失职。斯文•赫定也对他给予回报，出钱资助他于1936-1939年到德国留学。陈宗器学成归国，后来是中国地磁学科的奠基人，也是位学有所成的学者。但我仍为他当时的所为感到耻辱，因为他放弃了自己对国家的职责）。
斯文·赫定的兴奋很快就遭受到了打击，8月26 日，在乌鲁木齐他接到了中国铁道部部长顾孟余7月7日 发来的电报，电报转引了黄文弼给教育部的汇报，“赫 定先生未经许可正在罗布泊与塔里木河一带挖掘考古珍 宝，这是违反法律和部长指示的。铁道部门必须对这一 越轨行为负责。教育部长委派我调查该事件，并将结 果上报教育部。”铁道部长命令斯文•赫定马上停止挖掘，并把已经挖掘出的每一件东西交给教育部的代表黄文弼。
收到这封电报后，斯文·赫定开始撒泼耍赖，当天就给铁道部长回电报说，他是看见那些古墓在那里被风化，被罗布泊的水冲刷，将来会损坏（这已经被风蚀、水冲一千多年了），“我没想把财宝带走，只想把文物带回南京，交给你们”，接着他攻击黄文弼：“教育部长的代理人（他气得连黄文弼这名字都不提）并没有去罗布泊，他没有任何证据也不知道我们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怎么能谴责我们挖掘了考古财宝。”他是赤裸裸地撒谎，就在他这本回忆录的前几十页，他记下了在描述挖掘过程时，看见了几个身影，他还以为是黄文弼等人呢，黄文弼当然去过罗布泊，而且就在他们附近工作，这一点他是知道的。8月29日，他再次致电铁道部长顾孟余，使出自己的撒手锏，倒打一耙地说这件事“严重地损伤了我的人格和荣誉。我自己从未想过有此类侮辱性的事情，因此我以这种方式提出我的辞呈，并通知你，我正在准备，一旦得到离开新疆的许可就启程返回瑞典。”9月5日，铁道部长回了电报表示挽留他，再也没提要他向黄文弼呈交文物的事（笔者推测，可能是铁道部想着考察工作已经完成，这时如果让赫定拍屁股走人，那前面的钱岂不是白花了，所以做出了妥协）。
铁道部妥协后，事情并没有完，9月13日，新疆督办盛世才派副官通知斯文•赫定，他所挖掘的文物不能带出新疆，笔者猜测这是黄文弼先生发现铁道部对斯文•赫定妥协之后，又通过教育部做新疆地方行政长官盛世才的工作，试图通过新疆地方政府的力量把文物扣下。但斯文•赫定做通了苏联驻新疆总领事阿布列索夫的工作，通过他影响盛世才（当时苏联人对盛的影响非常大，正是在苏联人的帮助下，盛世才才打败了来自甘肃的军阀马仲英），只是装模做样地检查了一下斯文·赫定一人所挖掘出的文物，最后还是允许他们把这批文物带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后，斯文•赫定发动了他的一切人脉关系，通过丁文江、翁文灏、胡适、袁复礼等做工作，请求中国政府能允许他把这批文物带回瑞典（他又一次撒谎，前面他给铁道部长的电报中不是明确地说过他只想把这批文物带到南京，交给国民政府的吗）。北京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没有松口，经过他的反复活动，南京的国民政府同意他暂时可以把这批文物带回去，但只是“借”他一用，他要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还回来，并派傅斯年来检查清点文物（奇怪的是，为什么这时候不派黄文弼来，只有他去过新疆，最了解情况，傅斯年不是考古学家，肯定不如黄文弼专业。笔者猜测，或者是斯文•赫定强烈排斥黄文弼来检查，或者是南京政府方面又出于什么考虑，做了妥协）。最终的结果是他终于将这批文物带回了瑞典，至于是否归还给了中国，尚未见到有关记载。
笔者关于这一事件的描述，完全来自斯文•赫定本人在1942年出版 的回忆录《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的记述，斯文·赫定先 生是生性率直之人，撒泼耍赖，毫不掩饰，所述之事真实可信。迄今为 止，我们没有读到黄文弼先生对这一事件的记述（由于时间和资料的限 制，我们没能尽读黄先生留下的著作）。从斯文•赫定的描述来看，在整个事件中，中国的铁道部、新疆地方政府、南京国民 政府，还有一些中国学者最终都向他妥协、“放水” 了，只有一个人绝不妥协，那就是黄文弼，他几乎是在 进行“一个人的战争”，不屈不挠地坚持着原则。尽 管我们未听见他的声音，但始终能感受到他的力量， 斯文•赫定也分明意识到了他所面临的最大阻力来自何 处，所以对黄文弼表现出现了强烈的敌意，自从8月26 日电报后，两人似乎再也没有照过面，可谓老死不相往 来。
他们之间没有个人恩怨，从个人的角度，甚至有些惺惺相惜的地方。斯文•赫定对黄文弼丰富的历史地理知识钦佩有加，曾说，在现场任何相关的知识都可以从黄那里得到答案。而黄文弼也十分钦佩赫定的才华和激情，日记中，他充满敬意地记下在旅途中，为激励大家的士气，年过花甲的斯文·赫定顶着朔风、在骆驼上高唱法国军歌的形象。但是，如果回到国家立场上，情况就不同了。就斯文•赫定而言，他花了瑞典政府的钱，总得捞回去点什么，好给政府有个交待；自黄文弼的角度而言，他的职责就是终结外国人可任意盗挖、盗买中国文物的历史，捍卫国家的文化主权，立场的差异必然会产生硬碰硬的冲撞，黄文弼以国家主权的形象，始终屹立在那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黄文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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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人看来，黄文弼所做的事情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看着外国人，不让他们把中国文物弄走吗？然而，如果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才知道要做到这一点有多么不容易。中国的学者想爱国、想维护国家的权益，可是，连一面稳定的国旗都没有，中央政权正处在靠武力更迭的过程中，地方上的军阀也在凭枪杆子比试谁是当地的主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可以代表国家的具体机构，这些正在和外国学者打交道的中国学者事实上没有具体的“国家”可捍卫的。相反，有时还得靠这些外国学者以及人家所代表的“国家”来保护自己。1933年3月，日本人占领了热河，正向北京逼来，北京当局下令宵禁，局势日趋紧张，当时，西北科学考察团第一次从内蒙、新疆收集回来的文物和标本存放在北京大学三院。3月16日，刘半农向斯文•赫定借了两面瑞典国旗，挂在北大三院，证明这是外国人的财产，一方面害怕遭到日军的轰炸，另一方面，害怕遭到中国乱兵的抢劫。5月11日和12日早晨，日本的侦察机出现在北京的上空，接着，城市各处又响起了机枪声，没多久，刘半农带着黄文弼和贝格曼将文物送到斯文•赫定的住所 “瑞典人之家”，他们认为把东西放在这里比放在北京大学三院要安全些。5月20日，有11架日本飞机在人们头上盘旋，前些日溃退下来的士兵也涌回城中，有传言说，日本军队离城只有15公里了，火车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5月23日，斯文•赫定又和刘半农他们一起把这些文物转移到德国大使馆，他们觉得大使馆内会更安全些。过了几天，《塘沽协定》签订，战争的车轮暂时停止了，刘半农才又把这批文物从德国使馆转移回“瑞典人之家”。在整个过程中，刘半农等中国学者必须借用瑞典、德国这些国家的力量才能保证文物的安全，而斯文•赫定无疑是出过大力的。中国人是讲情义、讲面子的。所以，当庇护过他们的斯文•赫定提出要带一些文物回国的要求时，碍于情面，这些曾经受惠于他的中国学者确实不好一口回绝，最后就出现了允许斯文•赫定先把文物“借”回国去的所谓“变通办法”。
黄文弼也是亲身经历过这些事情，对斯文·赫定给他们的帮助是知道的，也是领情的，但依然坚持原则。在阅读这段历史时，我曾百思不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黄文弼能不顾私谊与情面，去忠诚一个几乎没有具体的国家形式的祖国的？迄今为止，我未看到黄先生本人的解释，但从他的著作中，我慢慢地清理出些头绪。黄文弼在蒙、新一带所发掘的文物，绝大部分都是印有汉家文物痕迹的东西，如汉简、唐纸等，都是汉文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证明着，这一带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穿行在浩瀚的大漠，徜徉于数千年的历史，无论从自然地理空间，还是文字文物表达的历史时间，黄文弼始终和祖国在一起，“中国”其实是个永恒的文化理念，与具体的政府或国旗之类的符号没有什么关系，在这层意义上，黄文弼和中国这个国家的“绝对理念”取得了同一性，这就是促使他能坚持原则的力量。他的尊严、信心、力量，全部来自于这种延绵不绝、又实实在在的中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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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说黄文弼先生的学问。
黄文弼现在是公认的考古学家，但是，我们知道， 他从来没有受过考古学的专业训练。他在大学只学了三
年哲学，学习的是中国古典文献知识，而在考古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他完全是无师自通——自学的。
从他的日记中能看到，他至少掌握了三种考古学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测量绘图、现场发掘、拓碑。不知他是跟谁学的测量学和绘图的知识，反正他会使用测量工具，还能亲自绘制古遗址的平面图和剖面图，图虽然简略，但也中规中矩，以致于现代学者在研究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时，还常引用他当年绘的图。现场发掘方面，他当然不惜力气，亲自挥锹挖土，将绳子拴在自己腰上，从100多米高的悬崖上吊放下去，探看石窟。他独创了一套古墓编号法，以墓碑主人的姓名作基本标志，然后再给这座坟墓中的器物编号，而不是按方位和顺序给坟墓编号。从纯粹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他在发掘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比如，基本上没有地层学的概念，在他的挖掘过程中没有关注到古物分布的层位。对编号方法也重视不够，他去过的有些洞窟未作编号处理。而且他的编号方法可扩展性不强，比如以墓主姓名作为一级编号，对于多个无主的墓怎么处理呢？我觉得传统金石学和目录学的研究方法对他影响非常深，金石学先确定一个碑是谁的，然后再研究这个碑的拓片版本流变，总之是以一个具体的人名为分类基础的，没有人名的碑价值就不大。所以，对那些没有墓志的古墓黄文弼先生基本上不太重视，他的编号方法也是以墓志上的姓名为基础的。但是，传统金石学对他也有积极的影响，他本人会拓碑，而且技术还不错，根据西北地区的气候条件，还琢磨出了用墨和用纸的独特方法。拓碑的技术想必也不是来自北大哲学系的课堂，可能是他在古物陈列室工作时，向民间拓工学的。从他的日记中看，他对这门手艺掌握得较为熟练，那是需要一定时间实践经验的。
还有一种技艺也是现学现用的：骑骆驼、骑马、骑驴，先生是南方人，自幼在书斋读书，这些牲口以前都没骑过，到了西北一上去，也就会了。
现在学术界提及黄文弼，公认他为新疆考古第一人，还公认他为著名的历史地理专家，这两项评价都没有错，他几乎走遍了新疆的主要文化遗址，只要提及这些地方，就不能绕开他所做的工作，而且有些研究工作非常深入，如罗布泊的土垠遗址，现在的研究还只是在他的论断上起步。他对于新疆河流的演变与古城兴废的关系所做的研究，其研究范围远远超过斯文•赫定等外国探险家。如斯文•赫定只是证明了楼兰古国湮没与塔里木河改道有关系，可黄文弼几乎谈及了每一座古书上记载的西域古城的兴废条件，从这个角度上看，他确实发现了一个“国”，而斯文•赫定只是发现了一个 “城”。
但是，我认为，黄文弼对于中国考古学最大的意义还不在于上述那些具体发现，而是在于他创造了另一种独特的考古学风格，这种风格有独特的科学价值，可是，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中国的考古学有两个来源，一是李济、夏鼐等在外国学习考古学的学者，李济是留美的，夏鼐是留英的，他们学习的就是考古学，所以，回国后使用的方法也是国外考古学的专业方法。另一是黄文弼，也包括徐旭生等，他们不是学习西方考古学专业出身的，是学习哲学或历史学出身的，他们在田野调查与挖掘方面的知识全是自学的，带有很强的个人领悟的色彩。读李济先生和黄文弼先生的考古报告，发现两者截然不同。李济先生的考古报告就是现在所通行的考古报告模式，只是在某一个遗址上，做得层位清晰、器型明白。而黄文弼先生的考古报告则缺少些单纯凝炼的东西，但是知识渊博，特别重视古典文献与文物的对应关系以及地下文物所反映的古代文化社会生活，他几乎在每个点上，都要将古代遗物与古文献所反应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并大胆地进行推测。如果简单化地给李济先生的考古学风格贴个标签：考古记录学；那么可以给黄文弼先生的考古学风格贴上个标签：考古解释学。“考古记录学”的特点是如实记录遗物的层位和样式，以此形成断代及用途的解释线索；而“考古解释学”的特点则是从那时的社会文化条件来解释这些文物的出现或者说这些文物反映了哪些具体的社会文化生活内容。现代很多考古学家认为，考古学的最终目的在于理解古人的社会生活状态，从这个角度而言，黄文弼的考古学更具现代意义。
黄文弼是那种“开疆拓土”型（黄纪苏先生语）的 学者，没有恪守某种学科边界的狭隘，他的书中，包含 了各种学科的知识，如地质学的、生物学的、还有经济 学和社会学的，他记录过一种“醉马草”，亲自观察到 驴吃了这种草后，醉卧不走，两眼下垂的状态，“驴户 以草烧烟熏之，立愈，然终无力”，他收集了这种草的 标本，带回了北平（笔者知识面窄，现在也不知道这种 草的学名是什么）。这说明，他不仅在做考古学研究， 还顺便采集生物学标本，他甚至还为新疆地区的经济发 展和民族团结提出过建议。这种不拘泥于某一知识范 围内的研究方法，让他的著作具有了多种学科的研究价 值。
黄文弼西北考察期间骑骆驼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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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弼先生一生中去过四次新疆，分别是：
第一次：1927年5月-1930年9月，随斯文•赫定、徐炳昶（旭生）为团长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入内蒙古、新疆考察。
第二次：1933年9月-1934年11月，随斯文•赫定带领的汽车公路考察团入新疆，此次考察他发现了不少古渠和古道遗址，也就是这次考察中，他挫败了斯文•赫定非法挖掘并想携带文物出境的企图。
第三次：1943年6月-1944年，他当时是西北大学教授，受西北大学委托，参加国父实业计划考察团到新疆考察。这次活动的重点是北疆地区，他一直走到了阿勒泰（当时叫承化）。
第四次：1957年9月-1958年8月，他率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支考古队进入新疆，共调查了南疆5个地区127处遗址（包含58座古城），并在焉耆、库车做了发掘工作，采集了大量文物。
伴随着考察过程，黄先生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从1930年起，几乎每年他都有相关的论文发表。
1935年，他受聘为国民政府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并被派驻西安任办事处主任，负责修整西安碑林，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38年3月才完成。他多方筹集经费，重建陈列室、游廊等建筑，聘请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为设计师，同时，还接收了于右任捐赠的一批北朝与隋朝墓志。现在西安碑林的规模与建筑形制就是那时奠定的基础。在此期间，他还担任西北科学考察团专任研究员，利用夜晚时间，继续整理他在新疆考古时收集的资料，完成了《罗布淖尔考古记》初稿。
1938年4月，西北联大在汉中城固县成立，已经完 成了西安碑林整修工作的黄文弼被聘为教授，前往城 固任教。1939年8月，西北联大被分立为西北大学、西 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等五所独立的高校，黄文弼 任西北大学教授。1942年起，担任西北大学历史系和边 政系两个系的系主任，直到1947年被北平研究院聘回北 平任研究员，黄文弼先生在陕西西安和城固工作了约 十二年（1939年他被四川大学聘请为教授，曾前往四川 做过一段时间的讲学）。在城固工作期间，他撰写了 《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发表于《西北史地季刊》 1卷1期）、《张骞出使西域路线考》（发表于《地理教 学》）等论文。在陕西的工作经历使他对新疆考古的研 究实现了圆满，因为西域之并入中国版图是从汉代开始的，而汉代的政治中心在西安，完成西域凿空之旅的第 一位伟大的汉朝使节张骞就是汉中城固人。当黄文弼先 生踏勘过西域辽阔的土地，满载汉家文物回到当年的汉 朝首都，甚至再入住张骞的故乡时，他完整地沿着祖国 西北地区形成的轨迹走了一趟，回到这个国家的心脏地 区，静静地抚摸着旅途中的点滴收获，追忆那些伟大先 祖的英雄往事，那是只有经历过同样艰辛的跋涉与斗争 后才能有的血脉相通！读黄先生这一时期的著作，看到 的不再是枯燥难记的陌生地名，而是他仿佛挽着张骞的 手臂、并排走在风尘滚滚的西行路上的辉煌背影。
1949年北平解放，从1950年起，黄文弼先生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这期间他更深入系统地整理当年现场踏勘所获得的资料，先后出版了《高昌砖集（增补本）》、《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大部头的专著，对新疆考古问题有了更系统、深入的认识。
黄文弼是位学风十分严谨的学者，他自述自己有时深入思考一个问题，可能十来天写不出来一个字儿，有些稿子曾经写过七、八遍，自己还不满意。我们在他的著作中，经常能读到他修改更正自己此前看法的段落，说明他从不固执己见。他留下的学说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知识系统，您能清晰地看到他自己思路的探索变化过程，也很容易随着他一起进入这种鲜活的思维状态。当然，在他的著作中，您如果看到某些谬误之处，一点儿不用惊奇，那或许是他囿于当时材料的一个误判，或许是还没有来得及自我更正的一个初次判断，如果他尚健在，您当面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一定会欣然接受、从善如流，和黄先生切磋学问一定是件极愉快，极享受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爆发，黄文弼先生毫无例外地受到了冲击。1966年12月18日，在抑郁忧惧中病逝，享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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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标题为《黄文弼的多重意义》，这个标题是随着对黄文弼研究的深入逐步形成的，最初我们拟的标题是《西北考古第一人：黄文弼》，后来是《爱国者黄文弼》，最后才形成了现在的标题。所以，在文章的最后，有必要再罗嗦几句，系统地谈一谈黄文弼在今天的多重意义。
首先，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在风雨飘摇、战乱频仍、国近不国的状态下，铁面无情地捍卫祖国的利益。他对自己的所做所为是充满自觉的，自清末外国探险家进入新疆后，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学术观点：就是西域地区原来存在着一个独立的、非常优秀的文化，并没有受到东方（其实就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多中国学者不明就里，也未做过独立的实地调查研究，就盲目地随声附和。黄文弼先生宣告，经过他的亲自考察研究证明，西域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化交糅混杂之地，而在诸种文化中，汉文化是最优秀的，整个西域地区的文明进步是在中国文化的推动下完成的。只有自觉肩负起这种文化使命的人物，才有足够的力量和信心去与外国学者一较雄长。黄文弼几乎无时无地不与外国人在 “较劲”。1943年第三次在新疆考察时，他对同行的年青学者说：我们现在使用的50万比1的新疆地图还是英国人斯坦因绘制的，这是我们的耻辱，新疆应有中国人自己绘制的现代地图。祖国，是一种始终盘郁于他胸中的力量，随时随地都会流淌成为有形质的东西。在近代中国，学有所成、开宗立派的学者并不少（如陈宗器先生，也算是一派宗师），但是，像黄文弼怀有这样强烈、坚定的爱国信念的学者并不多，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意义。
在学术方面，他留给我们的第一重意义是创造精神。他没受过考古学方面的专门训练。但是，却无师自通、自学成才，证明中国人有自我创造出现代新科学的能力，而且，任何所谓新学科也许并没有那么高深的门槛，用不着做庸腐漫长的教条化知识灌输，掌握新的科学方法用不了太多的时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的反复使用与提高。
他留给我们的第二重学术意义是君子不器，不必拘泥于学科专业藩篱。他的著作中，除了考古学和历史地理的内容之外，还有其它学科的丰富内容。比如，他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民俗学调查，对新疆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他的学术著作值得现代各学科的专家学者深入挖掘。而且，做学问也就应该像他那样：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在学术上，他和斯文•赫定很相似，都是那种海阔天空的风格，同为一代大家。相比之下，今天那些死守某一学科藩篱，顾盼自雄，自以某学科方伯的学者，器小矣，难入学术大道。
他留给我们的第三重学术意义，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考古学方法论上的，我觉得他的“考古解释学”的方 法，无论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还是对今天中国的考古 工作者来说，都有重大的意义。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传统的学者所擅长的是文献整理工作（少数大学者如郦道元、顾炎武、徐霞客等除外），无非是以此书的记录证明或证伪彼书的记录，皓首穷经，乐此不疲。王国维针对当时地下文物发掘的情况，首倡，“二重证据说”，既以地下文物辅证地上之文献，此说被学界视为开新局面的空谷之音，然而王先生自己并不从事田野调查和现场挖掘，往往只是在文物贩子造伪的假文物上断章取义，关于甲骨文的研究就是如此。黄文弼先生所受的所谓专业训练其实是旧学教育，就是阅读整理古代文献，所以，他才有在目录学上的造诣。但他是具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自觉走向新学的学者，他亲自挖掘文物，知道这件文物是怎么来的。基于此，他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即历史文献、现场勘查挖掘、文物分析三重证据互相映证的方法，至此，完成了旧学向新学的转变，并将旧学的合理性内容成功地纳入新的科学体系，在这方面，他的贡献不比王国维、陈寅恪小。历史学家不能只依靠不知其发掘过程信息的文物来佐证文献，也不能自己不做亲自的挖掘实践，就贸然相信只从事田野调查的考古学家的现成结论，黄文弼的“三重证据法”对历史学的意义正在于此。
中国现在的考古学界中，能有黄文弼这么扎实的古文献基础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的学者顺着 “考古记录学”的路子走进了一个狭窄的学术胡同，撰写的科研成果几乎就是单纯的发掘过程报告，而对这一遗址的文献基础和社会文化解释，则依赖专门从事文献研究的历史学家来解释。黄文弼则不然，他熟读中国古典文献，基本上是按文献提供的线索去寻找遗迹，再按发掘出的实物，映证文献上关于当时社会生活的记载，所以，他的学术著作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发掘过程报告、器型的深入分析，也有对古文献的校正，还有对人种、语言、风俗等其它问题的扩展研究。这种研究风格是目前中国考古学所迫切需要的。
其实，我们这样以统计学的方法，一、二、三地列 举黄文弼的意义，本身就是有局限的，因为容易引导人 们再进入那种他有几条贡献的形式化窠臼，他的意义是 多重的，并不是像我们这样简单地罗列个一、二、三就 能说明白的，要真正理解他的多重意义，只能亲自去 读他的学术著作，像他一样亲自去做那些艰苦的田野调 查。只有那样，才能体会到他生命的气息，才有如晤故 人的亲切，才能在如坐春风般的和畅中不知不觉地进入 他的学术境界。
深度阅读推荐
1、黄文弼著《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文物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
这是黄文弼先生第一次考察蒙、新的日记，由黄文弼之子黄烈先生整理出版。此日记完整记录了黄文弼在这次考察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涉及的知识面极广，是了解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必读的资料。此书已经很难买到纸质文本，但网上有电子版，可以下载打印。
2、徐旭生著《徐旭生西游日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
作者为徐炳昶，字旭生，是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团长。本书是他关于这次考察的日记，可以和黄文弼先生的日记相互参照阅读。往往对同一件事，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另外，他记下了在考察过程中很多学术上、思想上的想法。今天依然很有启发性。
3、［瑞典］斯文·赫定著（徐十周、王安洪、王安江译）《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
这是斯文·赫定先生关于1927-1935年，两次率考察团考察中国内蒙、新疆的回忆录。原版1942年在瑞典出版，中文版是由徐旭生先生的孙子及外孙女翻译的。斯文·赫定所记事实基本属实，文风自由雄阔。不仅真实地记述了考察团的工作情况，也记述了当时新疆政局的真实状况，极有史料价值。
以上三本书基本上反映出了这次考察团的工作过程，至于他们科学考察的内容，另有学术专著发表。斯文 ·赫定等曾就这次考察出版了五十五卷的考察报告，他的回忆录是其中的三卷。另外，考察团中方成员袁复礼、刘淮衍（字春舫）都有相关的回忆文章发表，有兴趣深入研究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读者可从网上查阅得到。
4、黄文弼著（黄烈编辑整理）《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
此书收集了黄文弼先生自1920年代到1960年代间的主要考古著作，可以反映出先生的考古学及历史地理的具体研究内容。从本文集可以看出他研究视野的宽阔以及思想的深入。
《黄文弼的多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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