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冰岩崩塌，瑞士救人、尼泊尔罹难：“第三极”冰川危机敲响警钟|冰体|冰岩|冰川|冻土|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瑞士

来源：澎湃新闻

“我感到震惊，但并不意外。”

这是国际冰冻圈气候倡议（ICCI）首席科学家詹姆斯·柯克汉姆博士（Dr. James Kirkham）得知尼泊尔冰岩崩塌灾难后的第一感受。

柯克汉姆长期研究冰川、永久冻土与气候变化，曾在尼泊尔朗塘谷（Langtang Valley）工作。朗塘谷与此次发生冰川与岩体脱落的蓝塘里壤峰（Langtang Lirung）共享同一片山地，位于山谷的两侧，因此，他对当地环境和社区有着切身了解。过去进入朗塘谷时，他曾沿此次洪流经过的部分路线前行，穿越村庄，与居民交谈。如今，熟悉的道路和村庄被摧毁，他感到格外悲痛。

“许多曾在这个地区工作的人都说，他们感到震惊，但并不意外。”柯克汉姆告诉澎湃新闻。这一看似矛盾的判断揭示了灾难的本质：伤亡和破坏规模令人震惊，但在气候变化持续削弱喜马拉雅山脉稳定性的背景下，此类事件并非完全无法预见。

8月26日，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区蓝塘里壤峰附近，冰川下方的基岩突然崩塌，导致宽约1至1.3公里的冰川连同大量岩石、冰雪和碎屑，从海拔约5200米处高速坠入河谷。半小时内，下游河流水位最多上涨9米，洪流席卷村庄、道路和桥梁。

尼泊尔山洪暴发后，房屋被泥浆、岩石和瓦砾包围。摄影：Ritesh Shukla

10月5日，尼泊尔政府宣布原则上停止在灾区的搜救行动。当前，尼泊尔方面已确认有1455人遇难，另有5200多人失联，经济损失超过50亿美元，约占该国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十分之一。此外，中国方面也已确认有43人遇难，超过510人失联。

柯克汉姆看到的早期影像中，一堵由水、岩石、冰块、泥土和树木组成的“液态混凝土墙”，以约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冲下山谷。画面如此惊人，以至于他一度怀疑视频由人工智能生成。直到可信渠道完成核实，他才意识到灾难真实发生了。洪流几乎摧毁沿途一切，重建或将持续数十年，而生命逝去无法用数字衡量，幸存者、失踪者亲属和受灾社区的创伤还将延续多年。

澎湃新闻采访的科学家们指出，这不是普通的冰川灾害，而是基岩和冰川整体崩塌引发的复合型山地灾难。永久冻土退化、冰川消融、融水渗透、岩壁失去支撑，以及此前洪水对河谷的侵蚀，共同推动风险累积，最终导致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就在一年多前，瑞士布拉滕村（Blatten）同样遭遇了一场毁灭性冰岩崩塌，却因长期监测和提前疏散避免了大规模人员死亡。今天，两场灾难共同提出了一个迫切问题：气候变化影响下全球高山冰川正在持续失稳，人类如何更早识别危险信号，又如何让科学预警及时转化为政府决策和居民撤离，在下一场灾害到来前避免更多人员伤亡？

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尼泊尔努瓦科特县比杜尔镇，山洪暴发后，居民们拉动新安装的滑索，帮助人们渡过特里苏

里河。

一场从海拔5200米处开始的级联灾难

“这不是普通的冰川湖溃决，而是一场规模罕见的岩冰崩塌，以及由此引发的高浓度泥石流灾害。”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专家苏丹·比卡什·马哈尔詹（Sudan Bikash Maharjan）告诉澎湃新闻。

根据马哈尔詹的初步判断，此次事件中崩塌裸露面约65%为岩体，其余为冰川冰，垂直落差接近700米。巨量基岩、冰川和积雪脱离后，沿陡坡冲入山谷，撞击谷底冰川，并继续裹挟冰川沉积物、河谷松散物质和巨石，形成高浓度泥石流。

巨石在运动中不断碰撞、破碎，如同“轰击”河谷两侧。更多泥沙和岩块被卷入，灾害规模持续扩大；进入下游后，泥石流与河水混合，演变为泥浆状洪流。这并非某种物质的单次坠落，而是一个沿途不断获取物质和能量的级联过程。

柯克汉姆指出，此次事件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洪流传播的距离极远。洪流向下游冲击至少100公里，印度境内甚至发现被冲走的遇难者遗体，尼泊尔低海拔地区也受到影响。这表明，冰冻圈变化并不局限于某座山峰或山谷，其影响可沿河流传导，波及水资源、能源、农业、交通和人口密集区，甚至跨越国界。

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在尼泊尔努瓦科特地区，救援人员使用挖掘机将一名山洪受害者沿特里苏里河转移到安全地带。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年，同一区域也曾发生洪水，但形成机制不同。马哈尔詹解释，上一次洪水主要由冰川表面湖泊突然排水引发；此次灾害的源头则是大规模岩体和冰川整体崩塌，形成以粗颗粒和巨石为主的泥石流，规模和危险性远高于一般冰川湖溃决洪水。

但两次灾害也可能存在隐秘的联系。马哈尔詹认为此前洪水可能已侵蚀部分河谷坡体，并在下游留下大量松散沉积物。这些不稳定物质在此次崩塌中再次被卷入，进一步扩大了灾害范围。

过去，气候科学家或许会将此类灾难性山地事件视为异常现象。但近年的灾害记录显示，它们正在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仅在2025年，尼泊尔就有三处冰川湖发生溃决。2024年，珠穆朗玛峰地区的塔梅村遭遇洪水；2023年，印度锡金邦和喜马偕尔邦也发生严重洪灾。这些事件共造成数百人死亡，却没有引起全球范围内足够的关注。

“事实是，整个喜马拉雅山脉都在融化。”《纽约时报》援引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大学冰川学家阿尔宾德拉·卡德卡（Arbindra Khadka）的话说。

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康世昌指出，过去60年间，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强烈影响，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等青藏高原南部区域的冰川萎缩率高达约40%。

随着气温升高，喜马拉雅冰川持续消融，在高海拔地区形成数千个冰川湖。雪崩、地震或冰体断裂都可能导致湖水突然下泄。但冰川湖只是风险的一部分，隐藏在冰川、积雪和岩层下的永久冻土也在变化。

在高海拔地区，永久冻土如同“冰冻圈胶水”，把冰川、岩石和泥沙凝结在一起。美国地质与冰川学家阿尔顿·拜尔斯（Alton Byers）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将冻土融化比作把冷冻黄油放在厨房柜台上：随着温度上升，黄油逐渐变软，失去支撑能力。

当永久冻土软化，岩体裂隙扩大、坡体松动。高温产生的融水沿裂缝下渗，在岩石与冰川之间形成润滑层，使冰体和岩体更容易滑动。与此同时，冰川变薄后，原本被冰体支撑的岩壁失去依靠，也会变得更加脆弱。

柯克汉姆表示，在缺乏充分现场调查和长期数据的情况下，不能简单断言气候变化单独“造成”了灾难，但其“指纹”已经清晰可见。

灾害发生前，当地地面和空气温度异常偏高，冰川出现加速运动，融水变为棕色，显示冰体底部或山体内部可能出现土石扰动。当年较高的气温和较多的积雪，也为形成大量融水创造了条件。

发生崩塌的山体岩石破碎，过去主要依靠永久冻土维持稳定。当冻土融化、岩体弱化，融水持续渗入裂隙，冰川及下方岩体便更容易脱离。

柯克汉姆估计，此次可能约有1亿立方米岩石和冰体突然崩落。坠落释放的能量又使山谷中的冰雪沉积物迅速液化，最终形成高速洪流。

“气候变化未必是唯一的直接触发因素，但我们知道，它正在让喜马拉雅山脉和全球冰川地区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他说。

马哈尔詹团队的研究显示，1990年至2020年，喜马拉雅地区约21%的冰川面积发生退缩。原本被冰体覆盖和支撑的山坡由此暴露在阳光、温度波动和季节性冻融之下。与此同时，一些过去以降雪为主的高海拔地区开始出现更多降雨，增加坡体含水量并扩大裂隙。

效存德教授、秦大河院士等中国科学家2023年发布的研究显示，在过去50年升温速率达到全球平均水平两倍的背景下，亚洲高山区（High Mountain Asia，HMA）正频繁出现冰川坍塌、永久冻土热喀斯特化和积雪变薄等冰冻圈突变事件。这一系统正逼近由稳态向突变转化的动力临界点。

气候变化未必直接制造了这一次灾难，却在持续削弱山地系统的稳定性。当岩体、冰川、永久冻土、融水和河流中的某个环节突然失稳，岩崩、冰崩、泥石流、河道堵塞和洪水便可能接连发生。

这正是柯克汉姆所说的“震惊，但并不意外”：灾难发生的时间或许难以预测，但风险一直在积累。

瑞士布拉滕村，同样的崩塌为何产生了不同结果

在尼泊尔灾难发生一年多前，瑞士阿尔卑斯山区也经历了一场毁灭性冰岩崩塌。

2025年5月28日，瑞士瓦莱州勒奇山谷的伯奇冰川大规模崩塌。约2000万吨冰体和岩石以最高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滑落，跨越约1200米垂直高差冲入谷底。布拉滕村近90%的区域被摧毁或掩埋，超过370座建筑被毁。

2025年5月，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小村庄布拉滕（Blatten）在冰川部分崩塌引发山体滑坡后被摧毁，村民在事发前被疏散。摄影：Alexandre Agrusti

崩塌发生时，村庄已基本空无一人。近300名居民及所有牲畜，均在九天前撤离。柯克汉姆认为，布拉滕说明，冰岩崩塌未必能够阻止，但科学监测和提前疏散可以显著减少伤亡。

2025年12月8日，发表于《自然通讯·地球与环境》的一篇评论文章，对布拉滕特大冰岩崩塌进行了分析。文章作者之一、英国剑桥大学地理系专家乌尔夫·比恩特（Ulf Büntgen）告诉澎湃新闻，这场成功的报警和应对行动始于灾难发生近一年前。从2024年夏季起，瑞士冰川监测网和国际科研机构通过卫星图像追踪山体变化，发现冰川上方岩壁的色泽和反射率发生改变，表明深层永久冻土可能正在融化，基岩内部开始形成裂隙。

此后，山体上的微地震仪频繁捕捉到岩石碎裂信号。到2025年5月上旬，约900万立方米岩石不断剥落，砸向下方的伯奇冰川。大量岩石堆积在冰面上，施加异常压力，冰川下滑速度随之剧烈增加。5月18日，监测数据突然恶化。冰川以每天约10米的速度移动，底部冰层在融水润滑下严重失稳。专家随即发出最高级别预警。次日，当地政府下达全面疏散令，并以人畜协同方式转移近300名居民和村内牲畜。

九天后，伯奇冰川崩溃，冰雪和岩石引发的泥石流将村庄推平。由于提前撤离，疏散区内未发生大规模伤亡，仅一名牧羊人在警戒区外遇难。泥石流随后截断隆扎河，形成堰塞湖。瑞士军方通过分流泄洪化解了溃坝风险。

比恩特认为，虽然瑞士与尼泊尔等地的灾害在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条件和触发机制上并不完全相同，但仍有必要比较，以识别高山地区共同面临的风险。

在他看来，瑞士经验可以被视为高山灾害管理的“黄金标准”。高精度监测、科学研判、政府决策和撤离行动的有效衔接，避免了严重伤亡。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研究中同样可以看到全球变暖的印记：布拉滕灾害发生在阿尔卑斯地区至少自公元742年以来最暖的十年之后。2015年至2024年是当地至少1280年来最暖的十年，阿尔卑斯及中欧地区夏季平均气温比小冰期最冷的十年高出4.22摄氏度。

过去两个世纪超过4摄氏度的升温，可能意味着冻结线和雪线整体上移约800米。2015年至2022年间，瑞士高山永久冻土约损失15%的冰含量。当地冻土退化可能加剧岩石坠落，堆积在冰川上的岩石则施加额外压力，最终导致冰川失稳。

柯克汉姆指出，布拉滕与尼泊尔事件共同表明，这类灾害很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随着全球升温、冰川退缩和永久冻土融化，冰崩、岩崩及冰岩混合型灾害可能更加频繁。

但瑞士模式无法直接复制。瑞士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完善，相关产业可以为监测提供稳定投入；喜马拉雅和中亚山地面积辽阔，社区分散，一些地区甚至缺乏稳定的电力和通信。

“喜马拉雅拥有数以千计的山峰和山谷，类似风险可能威胁几乎每一条有人居住的河谷。”柯克汉姆说。在这些偏远地区，建设与瑞士同等密度和精度的监测网络，成本和技术难度都极高。

因此，比恩特和柯克汉姆认为，瑞士经验最值得借鉴的不只是一套设备，更是一种制度逻辑：长期追踪风险，让科学判断及时进入政府决策，并在危险成为现实前采取行动。

在尼泊尔德维加特，洪水过后，妇女们正在观看拓宽后的特里苏利河。摄影师：Ezra Acayan

下一场崩塌之前，谁来发出警报

就在此次灾难发生同期，另一件看似无关、实则密切关联的事件发生。

9月2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限制气温超标》（Limiting Overshoot）报告。报告指出，未来数年全球升温可能突破《巴黎协定》中的1.5摄氏度目标，气候风险将升至危险的新水平；即使在最乐观情景下，全球气温峰值仍可能比工业化前水平高约1.8摄氏度。

柯克汉姆指出，“超调”意味着全球升温将暂时超过1.5摄氏度。但如果全球立即行动，尽早使温度达到峰值并逐步降低，仍可限制部分长期损害。

目前，全球平均气温已较工业化前升高约1.4摄氏度，事实是各国现行政策对应的升温路径可能达到约2.6摄氏度。如果升温继续，冰川消融、永久冻土解冻、山体失稳、水资源短缺和海平面上升的风险将显著增加。

冰川退缩带来的危险具有双重性。柯克汉姆表示，消融初期，融水可能使河流径流增加，洪水和冰川湖溃决风险上升；随着冰川持续缩小，融水最终会减少，长期冲击农业、饮用水、能源和生态系统。

冰川消融带来的不仅是洪水，也是未来的缺水。其影响可能从单一山谷扩展到国家和跨境流域，影响农业、水电和饮用水供应。

尼泊尔的灾难表明，全球气温越过1.5摄氏度并非气候模型中的抽象曲线，而可能表现为永久冻土融化、山体失稳、冰川崩塌和洪流摧毁村庄。

目前，尼泊尔的监测和预警体系仍存在巨大缺口。该国拥有超过6000条河流，却只有约250个监测站，且主要用于应对缓慢上涨的季风洪水。在此次受灾严重的拉苏瓦地区，6个监测站在洪灾暴发后几分钟内全部被毁。

尼泊尔有2000多个冰川湖，其中21个被列为高危湖泊，但全国仅措罗尔帕湖（Tsho Rolpa）和伊姆扎湖（Imja）安装了早期预警系统。即使传感器捕捉到信号，预警能否及时传递也是难题。警报器数量有限，偏远地区通信不畅，部分系统还面临维护资金不足和公众教育缺失的问题。如果居民不理解警报、不清楚逃生路线，再先进的设备也难以转化为生命保障。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资源调度、信息沟通和专业人员配备同样存在断层，跨境气象、水文和冰冻圈信息共享机制也有待完善。此外，大量规划不良的住宅、道路和商业建筑位于河漫滩与河流两侧，进一步放大了灾害风险。

拜尔斯估计，从冰川塌陷到洪水冲击下游居民点，往往至多只有30分钟。如果监测数据完备、信息畅通，政府能够与居民联动，这半小时本可成为拯救生命的窗口。

此次灾害还表明，高山监测不能只盯住冰川湖。

柯克汉姆说，人们对冰川湖溃决洪水（Glacial Lake Outburst Flood，GLOF）的研究相对充分，但此次事件是冰川、基岩和山体整体失稳形成的级联灾害。如果只关注湖泊水位，就可能错过冻土退化、裂隙扩大、悬冰川移动、坡体变形和岩石坠落等信号。

马哈尔詹则认为，高山风险治理必须从单一灾种转向灾害链监测。岩壁失稳可能冲击冰川，冰川崩塌可能形成泥石流，泥石流可能堵塞河道，堰塞湖又可能引发洪水。因此，监测对象应覆盖整个山地系统。

对于监测难题，马哈尔詹表示，卫星遥感可以筛查大范围山区，但不能完全替代地面监测。更现实的方案是，先利用卫星识别高风险区域，再部署全球定位系统、微地震仪和气象设备。

人工智能也有极大的潜力助力风险识别。柯克汉姆指出，人工智能可从海量数据(13.630, 0.00, 0.00%)中识别山坡加速、冰川流速改变、融水颜色变化或地表异常升温等信号，帮助专家筛选和核查风险。

但技术无法解决所有问题。预警的真正难题，是将观测数据转化为科学判断，再转化为政府决策、警报发布和居民撤离。任何环节出现缺口，有限的逃生时间都可能迅速消失。

这一差距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气候不平等。

美国环保社会活动家比尔·麦吉本（Bill McKibben）指出，尼泊尔是全球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一，其历史累计温室气体排放量却不足全球总量的万分之一。“杀死他们的这场危机不是他们造成的，而是我们造成的。”

比恩特认为，高山灾害风险的不平等不仅在于谁承受更多冲击，也在于谁拥有监测、预警和撤离能力。富裕国家可以部署高密度传感器，一些高山国家却连稳定电力、通信和基础观测设备都难以保障。

柯克汉姆同样认为，此次灾害远超一个资源有限国家能够独自承受的范围。尼泊尔不仅需要紧急救援，也需要长期重建资金、技术支持和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