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到非洲打工睡了个当地姑娘,结果被姑娘家人抓了起来

我醒来的时候,后脑勺正贴着一面冰凉的泥墙。

手腕被麻绳捆在身后,绳结勒得很紧,稍微动一下,皮肤就像被刀割开。屋里没有窗,只有门缝里漏进来一线刺眼的阳光,空气中混着泥土、汗水和烟草味。

门外站着几个男人。

他们用我听不懂的语言低声争吵,偶尔夹杂着几句生硬的英语。

“他就是那个外国人。”

“不能让他跑了。”

“等她父亲回来再说。”

我缩在墙角,胃里一阵发紧。

三天前,我还在工地上拿着电钻干活。三天后,我却被一群陌生人绑在了土屋里。

而这一切,都和一个叫阿米娜的女孩有关。

我叫陈启明,今年二十九岁。半年前,我通过熟人介绍,来到非洲南部一个沿海国家的建筑工地打工。

国内的工作工资不高,父亲常年吃药,母亲在家照顾他,我还有一个正在读书的弟弟。那时候我只想着多挣点钱,干两年就回去,给家里换个像样的房子。

项目主管把我安排在一片新开发区,附近除了工棚,就是当地人的村落。工地上有几个中国工人,平时除了干活,几乎没有别的消遣。

阿米娜就是在那时候出现的。

她二十四岁,住在工地后面那个村子里,每天负责给工人送水。她个子不高,皮肤是深棕色,眼睛很亮,笑起来时总会露出一颗有些歪的门牙。

她的中文只会几句,英语也说得磕磕绊绊。

“水。”

“谢谢。”

“明天见。”

我们最初的交流就只有这些。

后来,她发现我总是一个人吃饭,偶尔会从家里带些烤玉米和炸木薯过来。我也会把自己的面包分给她。她听不懂我讲家里的事,但每次我说起父母,她都会安静地看着我。

我慢慢知道,她父亲早年去世,母亲带着三个孩子生活。阿米娜是家里的大女儿,平时除了送水,还会在集市上卖编织品。

她没有读完中学,却比工地上很多人都懂得照顾别人。

一次下班后,我在工地门口修自行车,阿米娜站在旁边看了很久。她指着车后座,用英语问我:“能坐吗?”

我点了点头。

她小心翼翼地坐上去,我推着车在土路上慢慢走。她笑得像个孩子,风吹起她的头巾,露出一截乌黑的头发。

那天以后,她常常等我下班。

我知道自己不该靠近她。我们来自完全不同的地方,语言、习惯、信仰,甚至未来的打算都不一样。

可人在异国他乡,最容易把一点温暖当成全部。

两个月后,我和阿米娜已经成了恋人。

我们没有正式说过“在一起”,只是她会在我上工前替我整理衣领,我会在她母亲生病时买药送过去。晚上没人注意时,我们会坐在村边的石头上,说一些谁也听不太懂的话。

她问过我:“你会回你的国家吗?”

我说:“会。”

她又问:“那我呢?”

我没有回答。

那天晚上,工地突然停电。所有人都回了宿舍,只有阿米娜没有走。

她站在黑暗里,轻声问我:“你害怕吗?”

我说:“有一点。”

她靠近我,把额头贴在我的肩膀上。

后来,我们去了工地后面一间废弃的工具房。门没有锁,里面堆着木板和麻袋,空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我知道那一步意味着什么,可我没有推开她。

那一夜,我们发生了关系。

第二天清晨,阿米娜靠在我怀里,小声问:“你会娶我吗?”

我盯着屋顶上的裂缝,沉默了很久。

她抬手捏住我的脸:“回答我。”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只能说:“我会想办法。”

这不是承诺,也不是拒绝。

可她把这句话当成了答应。

从那以后,她对我更加依赖。她开始学着写我的名字,还在一张旧纸上画了两个牵手的人。她说那是我们将来的家。

我每次看到那张纸,心里都会发沉。

我不是不喜欢她。

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在非洲娶一个当地女孩,更没有想过要留在这里生活。

事情发生在一个周五下午。

阿米娜没有来工地送水。我以为她身体不舒服,便在下班后去了她家。

刚走到村口,我就看见几个男人站在路边。

其中一个高大的男人认出了我,立刻冲了过来,一拳打在我脸上。

我踉跄着摔倒,嘴里立刻尝到血腥味。

“你做了什么?”他用英语怒吼。

我还没来得及解释,另外两个人已经抓住我的胳膊,把我从地上拽起来。

“我和阿米娜是恋人!”我喊道,“我们是自愿的!”

那男人狠狠推了我一把。

“恋人?”他冷笑,“她怀孕了,你以为一句恋人就能解决?”

我的脑子轰的一声。

阿米娜怀孕了。

我下意识看向她家的方向。她母亲站在门口,脸色难看。几个孩子躲在门后,偷偷探出头看我。

“她哥哥说,如果你不娶她,就要把你交给村里的长老。”有人在旁边翻译。

我挣扎着说:“我需要时间。”

“你已经有时间了。”高大的男人拽住我的衣领,“从你碰我妹妹那天起,你就该知道后果。”

我被他们拖进了一间土屋。

他们没有打算立刻伤害我,却把我的手绑在身后,派人守在门口。高大的男人临走前对我说:“明天举行仪式。你要是不答应,就别想离开这个村子。”

门砰地关上。

我在黑暗里坐了很久,想过大声呼救,想过趁夜逃跑,也想过给工地上的同事打电话。

可我的手机已经被拿走,门外至少有三个人看守。

更让我害怕的是,我不知道这里的法律和规矩。如果他们真的说我欺骗了阿米娜,事情会变得更加麻烦。

第二天早上,门被推开。

阿米娜端着一碗水走进来。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长裙,眼睛红肿,像是哭了一夜。

她蹲在我面前,手指发抖地解开绳子。

“对不起。”她低声说,“我哥哥很生气。”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怀孕了?”

她低下头:“我昨天才知道。”

我揉着麻木的手腕,盯着她问:“你家人说的婚礼,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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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咬着嘴唇点头。

“他们说你必须娶我。”

“是他们要我娶,还是你想让我娶?”

阿米娜抬起眼睛,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我想和你结婚。”

“可我还没有准备好。”

她的脸一点点白了下去。

“你不爱我?”

我没有立刻回答。

她站起来,声音开始发颤:“你说过会想办法。你说过不会丢下我。”

“我没有说要丢下你。”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娶我?”

我看着她,终于说出了最不愿意说的话:“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这里生活下去。”

屋里安静下来。

门外有人大声说了几句,当地语言里夹着我的名字。阿米娜回头看了一眼,随后重新望向我。

“他们不会让你走的。”

“那我更不能在被绑着的时候结婚。”

她愣住了。

我知道这句话会伤害她,可我还是继续说:“如果我现在答应,只是因为害怕,那不是婚姻。以后我后悔,受伤的不只是我,还有你和孩子。”

阿米娜的眼泪掉了下来。

“那你想怎么办?”

“让我回工地,和我的老板商量,也和你家人坐下来谈。”我说,“我会承认孩子是我的,也会负责任。但你们不能把我关起来,更不能逼我在恐惧里结婚。”

她一直看着我,没有说话。

过了很久,她转身走到门口。

我以为她要叫人进来,没想到她只是把门关上,然后从门后取出一把小刀。

“把手伸过来。”

她割断了最后一截绳子。

“趁他们吃饭,你从后面走。”

我站起身,却没有立刻离开。

“你跟我一起走。”

她摇头:“我不能走。我母亲和弟弟还在这里。”

“那我怎么能一个人走?”

她苦笑了一下:“你留下,他们会逼你。你离开,他们会怪我。可至少你活着回去,能想清楚自己要什么。”

我握住她的手:“阿米娜,我会回来。”

她猛地抽回手。

“不要再说这种话。”她看着我,“你已经说过一次了。”

这句话像一记耳光,打得我无言以对。

我从后门离开,穿过一片种满木薯的田地,跑回了工地。

主管见到我时,吓了一跳。他赶紧联系当地翻译,又找来阿米娜的舅舅,和她家人谈了整整一天。

最后,他们同意我暂时回宿舍,但要求我承担孩子的生活费用,并在三个月内给出明确答复。

我回到宿舍,第一件事就是给阿米娜发消息。

我写了很长一段话,删掉,又重新写。

最后只发了一句:

“我不会因为害怕娶你,也不会因为害怕逃走。”

她隔了很久才回复。

“那你为什么回来?”

我看着那行字,手指停在屏幕上。

我想说因为孩子,想说因为责任,想说因为愧疚。可这些都不是完整的答案。

我最终回复:“因为我不想把你一个人留在那间土屋里。”

三个月后,我没有立刻举行婚礼。

我先把一部分工资交给阿米娜的母亲,安排她去医院做产检,又和阿米娜一起租了一间靠近城里的小房子。

我们还是经常争吵。

她嫌我总想着回国,我嫌她家人总把婚礼挂在嘴边。她害怕我有一天突然离开,我也害怕自己会在这段关系里慢慢迷失。

可至少,那些争执是在我们自己的房间里发生的,不是在一间关着我的土屋里。

孩子出生那天,我守在诊所门口,听见里面传来婴儿的哭声,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

阿米娜生了一个女儿。

她虚弱地问我:“你还想走吗?”

我看着襁褓里的孩子,沉默了片刻。

“我会回国看父母,也会回来。”我说,“但我们的婚姻不能靠家人的绳子绑住。”

她没有马上答应。

她只是伸出手,轻轻碰了碰女儿的脸。

一年后,我们在城里的小礼堂举行了婚礼。

没有铺张的宴席,也没有谁逼我下跪。阿米娜穿着一条借来的白裙子,我穿着工作时买的衬衫。她的哥哥站在角落里,始终没有笑。

交换戒指前,我认真对她说:“我不能保证人生永远顺利,但我保证,重要的决定不会在你不知情时替你做。”

阿米娜看了我很久,问:“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吗?”

我点头。

“是我自己愿意。”

她这才伸出手。

后来,我还是回国探望过父母,也把他们接到非洲住了半个月。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不同,可母亲第一次抱起外孙女时,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阿米娜的哥哥后来也来了。

他没有向我道歉,只是把一袋烤玉米放到桌上,说:“她现在笑得比以前多。”

我听懂了这句话。

那天晚上,我又想起自己被绑在土屋里的情景。

如果当时我只为了逃命就答应结婚,阿米娜也许会得到一场婚礼,却未必得到一个真正愿意留下的人。

如果我只顾着逃回去,我也许能保住自己的自由,却会把另一个人和一个孩子丢在我亲手造成的困境里。

我无法改变那一夜发生过的事。

但我终于明白,责任不是被绳子绑住以后才开始的,责任是人在可以转身逃走时,仍然愿意面对自己做过的选择。

现在,女儿已经会叫我爸爸。

每次听见这个称呼,我都会想起那间昏暗的土屋,想起阿米娜割断绳子时发抖的手。

那场婚礼不是从家人把我抓起来的那天开始的。

它真正开始于我从土屋里逃出来以后,第一次没有再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