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北京一所普通住宅里，张治中的二儿子张一纯带着父亲的嘱托，登门拜访傅作义。张治中当时已经是新中国政权中的重要人士，可家里却连日常开支都捉襟见肘。开口借钱，对一位曾经身居高位的将领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张治中，字文白，1890年出生于安徽巢县。很多人只知道他后来被称为“和平将军”，却容易忽略，他早年也是从军营中一步步走出来的。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他任教育长，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两人在广州第一次相识。
那时的黄埔，既有军事训练，也有政治教育。张治中经常听周恩来讲课，对工农运动和革命理论产生兴趣。两人政治立场不同，却都赞成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谈起国家前途时，常常能够谈到一处。
周恩来曾评价张治中：“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这句话分量很重。张治中并非没有政治选择，而是在国共关系剧烈变化的年代，始终保留着对合作与抗战的坚持。
1925年，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张治中曾参与操办婚宴。多年后，两家人仍把这段往事当作旧交中的趣谈。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两人的人生道路被时代推向不同方向，联系也随之中断。
抗战爆发后，张治中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周恩来则作为中共代表在长沙等地开展工作。1938年长沙大火发生后，张治中承受了巨大压力。周恩来没有借机攻击这位旧友，而是帮助他分析局势、整理材料，认为当务之急是稳定民心、承担责任。
这份相互信任并没有停留在私人交往上。皖南事变后，张治中曾向蒋介石递交意见书，反对破坏抗战团结。重庆谈判期间，他三次前往延安接送毛泽东，还把自己的桂园提供给中共代表团使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私下却仍然能够坦诚相待，这种关系在当时相当少见。
1949年北平和谈破裂后，张治中没有随国民党代表团离开北平。周恩来劝他留下，并明确表示会设法安排其家属。当时张治中的夫人洪希厚和孩子还在上海，家属能否平安北上，是他最牵挂的事情。
不久，张治中的家人抵达北平。亲人团聚后，他于1949年6月26日发表《对时局声明》，表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为国家的和平与建设努力。这一选择，既包含对现实局势的判断，也包含他多年坚持的民族立场。
然而，留下来并不意味着生活立刻宽裕。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资供应紧张，张治中一家人口较多，子女上学、成家都需要费用。他本人领取的生活供给有限，住房也是普通公房。过去在国民党阵营任职时，他就以清廉著称，家中没有多少可供变卖的积蓄。
张治中不愿直接提出困难。那时许多领导干部的生活同样简朴，他觉得自己不能因为过去的身份而提出特殊要求。思量再三，只能让儿子去找傅作义帮忙。
张一纯向傅作义说明来意，希望借二百五十块银元应急。傅作义听后没有多问，拿出五百块银元交给他，说道：“文白一家有困难，尽管来找我。”这笔钱解了燃眉之急，也体现了两位旧日同僚之间的情谊。
事情后来被傅作义无意中告诉周恩来。周恩来听到后十分重视，随即安排有关部门从相关费用中拨出六千元，帮助张治中一家改善生活。数目背后，是对一位起义投诚、拥护新政权的老朋友的照顾，更是统战工作中以诚相待的具体体现。
张治中的腿疾复发、行走困难后，周恩来还设法请专家为他诊治。此后，张治中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参与国家建设和促进统一的工作。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原本有人提出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周恩来却坚持为他举行，并亲自参加。4月9日，告别仪式在北京举行，这段始于黄埔军校的友谊，也以这样的方式留下了历史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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