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俣行男是《读卖新闻》派往中国战场的随军记者,一九三七年渡海,背着一台蛇腹折叠相机,一只装干板的木箱,还有记满部队番号的小本子。他晚年写回忆录时,提到过华中一处河岸的清晨,那里有四个被捆住手腕的人,蹲在水边,等着被拍。
据他记述,那天天色灰白,河面起着薄雾,气温大约在冰点上下。四名战俘背对镜头,棉衣已被扒去,脊背上有鞭痕,有人赤脚,脚底沾着河泥。一名军官要他拍照,说是"记录战果"。他数了数,拍了四张:一张全景,三张近身。
快门按下的声音,他说自己记了一辈子。第一张取全景,四个人、两名持枪士兵、一段土坡;第二张收近,拍到最左边那人侧脸,二十岁上下,嘴唇干裂;第三张拍手腕上的麻绳,绳子勒进肉里,渗出血珠;第四张,他对准了那人的眼睛,然后手就停住了。他写道,取景框里的那双眼睛没有恐惧,只是看着他,像在看一件物体。
拍完四张,军官挥手,让他退到坡上去。接下来发生的事,他在回忆录里只用了一行字交代:河边响了几声枪,雾被震散,又慢慢合拢。他没有再举相机。他说那四个人倒下的姿势,比任何一张照片都清楚,不需要底片。
回到宿营地,他把当天的干板从木箱里取出来。按规矩,这些要连同文字稿一起送审,合格的刊在报上,充作"膺惩暴支"的画面。他坐在油灯下,灯芯结了灯花,煤油味很重。他把那四张干板,连同同一盒里的其余十几张,一张张抽出来,在膝上掰断,玻璃干板断口很脆,割破了他的手指。他把碎片包进旧报纸,第二天埋在营房后面。
他为什么这么做,回忆录里没有豪言。他只写,拍第四张时,他忽然想起这四个人也有名字,有住址,有等他们回家的人,而他的镜头正把他们变成"四名俘虏"这个数字。他说,底片一旦冲出来,就会被人当成真实,被排进版面,被几十万人看过,然后忘掉。他不想让那双眼睛变成报纸上的一个灰点。
这种事并非孤例。整个战争期间,日本派往中国的随军记者、写真班、报道部人员,前后数以百计,相机、摄影机、笔记本构成一套完整的记录机器,南京、徐州、武汉,一处处战场都有镜头跟进,拍下的影像经陆军省新闻班筛选、删削、配上文字,再送回国内。真正被销毁或私自藏匿的底片有多少,无从统计。战后,另一名随军摄影者村濑守保把自己保存下来的约三千张照片公之于众,其中就有不少当年不许见报的画面。小俣掰断的那十几张,不在其列,它们烂在了华中的泥土里。
小俣行男活到了战后,继续做记者,写下那本回忆录,交代了河岸、薄雾、四张照片和那双眼睛。关于撕胶卷的那一夜,他在书里留下一句话——
"我没有勇气阻止那几声枪,我只有勇气,不让它们变成照片。"
参考文献:
1. 小俣行男《戦場と記者》,现代史出版会,1967年。
2. 村瀬守保《私の従軍中国戦線——村瀬守保写真集》,日本机关纸出版中心,1987年。
3. 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と日本人》,柏书房,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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