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层面,最容易生存的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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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好人没长寿,祸害遗千年。”所谓的好人就是为他人利益而奋斗,为集体乃至国家利益而奋斗的人,往往会受到坏人的排挤,甚至会受到坏人的无端构陷。屈原是爱国的臣子,受到一帮奸臣的排挤,最终以身殉国。他是好人,好名声流传了上千年,而那些坏人的名声也流传了上千年。屈原死后,构陷他的坏人仍然活了好长一段时间,甚至有的直接叛国。古人判断的好人与坏人似乎和现在判断的好人坏人不一样。古人认为的好人一般都是忠于集体和国家的,在必要的时候有可能献出自己的生命。不管是南宋的岳飞还是文天祥,都算是爱国将领,也都算是大大的好人。当然好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岳飞曾经镇压过钟相、杨幺的农民起义,文天祥兵败的责任没有被追究。人性总是复杂的,并不能完全表现为好,不然就有可能出现问题,甚至把这种好弄成一种表演。倘若一个人完全没有私心,没有爱美之心,一心只为他人,为集体和国家做出贡献,那么这样的人似乎已经成神了,不是普通人了。是人都有私心,都有一点个人的小算盘,在所难免。即便是好人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并不是因为好人顾及自己的一点利益,就说好人损公肥私,也不能因为好人抨击奸臣当道的现象,就说好人打击政治对立面。好人表现的好似乎有一种好好主义在里面,或者说获得很多人的认同,主要还是获得老百姓的认同,而不是完全获得皇帝以及官员的认同。

屈原获得当地土著人的认同,获得后代人的认同,而他跟从的皇帝和大臣却不认同他,甚至构陷他的大臣认为他和皇帝有同性恋之嫌。岳飞虽然被宋高宗赵构和秦桧合伙谋害了,但他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当时的老百姓都信任他,认为他是抗金英雄。很多好人都被老百姓信仰,或者说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有好口碑的人才是好人。如果只是标榜自己是好人,却没有为老百姓做出点什么好事,那么这样的人就不是好人。古代的很多官员都会层层加码,尤其是征税的时候,会中饱私囊,会想尽各种办法卖官鬻爵,搞权力寻租,却不会受到严格的监督。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只要做了古代的官员,就很可能贪污腐败,用于官场运作的银子是非常多的,而他们本身不产银子,只能从民间搜刮银子。民间的农民失去了话语权,商人也失去了话语权,只能忍受官员的压榨和剥削。很多古代的官员都是腐败的官员,也都是坏人,只不过淹没在历史烟尘之中,甚至连史书上都不会出现他们的名字。古代的皇帝大多都是昏君,只有开国的几个皇帝还有些英明伟大,大部分皇帝都耽于享受,并没有专心致志处理朝政,也没有为老百姓着想,更没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如果出现了历史上的盛世,也只是老百姓能吃饱穿暖,而不是过上富人的生活,甚至连富农都不是,就更别提成为地主或土豪了。好人似乎被社会规则排挤,因为大多数人都防着别人,在某些事情上不会过度参与,好人奉献,往往被人误解。坏人似乎占尽了便宜,因为他们可以搞无底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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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现在,仍然是好人变少,坏人变多。有为老不尊的人在车上强行霸占座位,还坐在漂亮妇女的腿上,让人家让座。有的老人倒地,扶他的中学生倒是见义勇为,却被老人讹诈。有老人突发疾病,麻将馆女老板扶老人到店里休息,老人在店中离世,老人的亲戚讹诈麻将馆老板。有家长溺爱孩子,即便孩子在火车上随地大小便,也不会训斥一声。如果有大学生看不惯,要帮着父母教训一下孩子,孩子的父母就要和大学生拼命,还要拍视频传到网上,引发舆论热潮,叫做恶人先告状。当好人总是吃亏的时候,就证明法律出现了问题,社会制度出现了问题。好的法律应该是人人平等的,可是权贵可以聘用豪华的律师团,和普通人打官司,普通人连请律师的费用都耗不起,就更别提打官司的时间成本了,更耗不起,遇事只能躲着走,哪怕自己吃点亏,也认为吃亏是福,没必要和权贵较劲。特权阶级出现以后,总是用权力支配法律,用资本支配法律,存在着权大于法和钱大于法的现象。有了这样丑陋的现象,就有了很多坏人参与其中。坏人往往占尽便宜,而好人往往吃尽苦头,于是很多好人就要保持中立的态度。可是保持中立的态度仍然吃亏,那么好人就有可能变成坏人,以至于社会层面的坏人逐渐增多,好人几乎绝迹。

倘若现在街面上突然有老人倒地,很多人将会袖手旁观,该干啥干啥,不会围观倒地老人,也不会打报警电话,更不会搀扶老人起来。社会进化到这种程度,并不是进步,而是退步。虽然物质资料丰富起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提升起来,但道德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很多人的心态都变了。就像电影《功夫》中的主角一样,本身是一个小痞子,想做好人做不成,就要做坏人,却偏偏做成了好人,因为他内心善良。很多好人心里都有一点良知存在,坏人心里并非没有良知,也并非没有是非善恶的判断,而是通过做坏事谋求个人利益。不管是制造污染的重污染企业老板,还是提供特殊服务的特殊职业妇女,亦或是被包养的女人,被包养的男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却偏偏无怨无悔,因为他们能获得巨额利益。获得巨额利益的坏人最容易生存下去,很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甚至登上杂志的封面,成为联欢晚会的舞台上表演的主角。真正的好人并不一定能登上杂志封面,因为好人产生的社会价值不如坏人产生的社会价值多。一个农民标榜自己是好人,别人就笑话他,因为他没权没钱,根本就没有标榜品格的权利。一个资本家标榜自己是好人,很多人就都随声附和,甚至要和他攀亲戚,有的女人主动投怀送抱,认为这样的资本家才是最优秀的男人,实际上资本家在发家致富的过程中,搞了一些无底线的经营,有着罪恶的发家史,却不是普通人能够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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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最容易生存的是坏人,那么人们就要做坏人吧,起码可以活得更长久,而不要做被人诬赖的好人,更不要做被人排挤甚至杀害的好人。实际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人可以保持中立,不做好人,当然也不做坏人,处在不好不坏的状态中,或者说处在中性的状态中,静观社会的变化。就像一些本来能够仗义执言的学者一样,并不会写文章或公开发言,批评社会弊端,批评那些坏人,而是躲进书斋,专注于一些冷僻学科的研究。这本身是一种逃避,但不逃避又能如何呢?他们不可能像伟人那样力挽狂澜,改天换地,只能苟且,叫做“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千百年来,总是如此,没多大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