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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还在谈经济

我们还在谈经济。谈就业率,谈GDP增速,谈消费降级,谈刺激政策,谈谁该发钱、谁该减税、谁该为通缩负责。经济学家们在屏幕上争论,政策制定者在会议室里权衡,普通人在社交媒体上抱怨。

所有这些讨论都默认一个前提:经济的波动是周期性的,只要熬过这一轮,秩序就会恢复,工作会回来,生活能继续。

但这个前提本身正在崩塌。

北大教授戴锦华在一次访谈中说过一句很重的话。她说,这一轮新技术革命之后,过剩劳动力的比例可能高达98%,“我们怎么办?争当2%”。她用了另一个词——“结构性废物”。失业是暂时的,经济回暖就能解决;结构性废物意味着,无论经济好不好,你都不会再被需要了。不是你不够努力,不是你没有技能,而是整个系统的运算逻辑里,已经没有你的位置。

这不是危言耸听。当AI可以写代码、做设计、翻译、诊断、教学、作曲、写新闻稿,那些曾经被视为“安全”的白领工作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蒸发。而这一次,被淘汰的人不再能像工业革命时期的马车夫那样,转型去开汽车。因为AI的学习速度,远比人类快。

我想把这个问题拉到一个更根本的层面来理解:当技术重新定义“被需要”的标准时,人的“存在”本身正在被重新分类。 这种分类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比前一个更彻底地撕开了“人”这个概念的裂缝。

二、第一阶段:被媒介赋权的存在

在传统社会,人的社会性存在高度依赖于肉身所处的空间。你被认识,是因为你在某个村庄、某个单位、某个圈子里“在场”。你的名字在族谱里,你的位置在熟人网络中,你的价值由你与周围人的关系来定义。空间的边界,就是你存在的边界。

少数人能够超越这个边界。作家通过书籍,学者通过论文,政治人物通过报纸和电视,获得远超其物理活动范围的“知名度”。文化赋予了他们一种稀缺的、机构化的、单向的存在感。电视时代的明星是这种存在的典型:他们被亿万人看见,但观众无法反向触达。你可以在屏幕上看到一张脸,但你无法和那张脸对话。存在感来源于被观看,而非互动。

在这种结构里,人的消亡是清晰的。你死了,你的社会性存在基本终止。墓碑上刻着你的名字,亲友的记忆里留存着你的轮廓,但这些东西无法自主传播、无法持续生长。死亡是一个句号,不是省略号。

三、第二阶段:互联网时代的个人IP

互联网把这个结构打碎了。

个人IP的出现,让普通人第一次拥有了不依赖机构赋权的“社会性存在”。你不需要被出版社选中,不需要被电视台邀请,不需要任何人给你发许可证。你只需要一部手机,一个账号,你就可以自己发布、自己积累、自己被看见。空间的束缚松动了——一个人可以在任何地方,同时存在于无数屏幕之中。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个性叙事的爆发”。真实、鲜活、有辨识度的个体,从流量池中涌现出来。人们不再满足于被机构筛选过的“精英叙事”,他们想看的是和自己一样的人——会哭、会笑、会犯错、会在深夜崩溃的普通人。

人的消亡也发生了转移。从传统的墓碑,搬上了抖音账号。

一个公众人物猝然离世,他的作品、影像、言论并不会立刻消失,反而会在算法推荐中阶段性回流,形成一种“延迟的在场”。抖音官方客服明确表示,用户本人去世,平台不会对账号进行管理或注销。这意味着,一个人的数字存在在法律意义上可以无限期地存续下去。

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近两年来,一种新的现象正在密集地涌现:离世者通过平台向世界主动告别。

2026年1月,77岁的功夫巨星梁小龙去世。他的账号没有立即发布死讯,而是按照他生前的嘱咐,继续如常更新视频。直到四天后,一封署名1月14日的告别信才出现在抖音上:“请原谅我不辞而别,就当我到很远的地方拍电影去了。本想保密的,所以关门弟子像往常一样发视频,我喜欢有点神秘感,你们替我好好活着,爱一直在,记住我爱你们。”那些天里,评论区还有人调侃“老爷子突然高产”,没有人知道屏幕那端的人早已离开,那些视频是他留给人间最后的库存。

同样在2026年,21岁的抗癌博主“小费同学”写下一封告别信后离世。她写道:“我想我的离开不会狂风暴雨般袭来,我的离开更像树叶脱离枝干那样宁静。”这封信获得了8.4万余人点赞,4.6万条评论,有网友留言:“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38岁的抗癌博主“小杨抗癌日志”在讣告中以一种近乎轻盈的口吻告别:“肝癌这个BOSS,我打了几个月,最终选择和平分手。38岁,不算长,但我过得挺爽。”他嘱咐来参加告别仪式的人每人带一包薯片,边吃边聊几句坏话就行。

22岁的“呆呆羊”在抗癌1610天后离世,她的告别信说:“我已经化作掠过你们发梢的微风,变成夜空中最执着闪烁的那颗星星……如果我的坚持曾让你有一瞬的勇气,那就是我存在过最好的证据。”

甚至有日本22岁年轻人中山奏琉,用最无厘头的方式告别:去世两天后,他的账号发了一条推文——“哈哈,我死了。”48小时内,转发近八万次,浏览量超过三亿。他的父亲在看了儿子的社交平台后才真正认识了自己的儿子有多强大。

这些告别有一个共同的结构:死亡不再是私人的、封闭的事件,而是被平台化的、可编辑的、可预约的公共叙事。 一个人可以在生前写好告别信,设定发布时间;可以用讣告的语气调侃自己;可以要求悼念者吃薯片、穿花衣服、说坏话。死亡从被动的“被宣告”,变成了主动的“被发布”。

这恰恰是第二阶段“延迟在场”的升级版。不再仅仅是算法让逝者的旧内容偶然回流,而是逝者本人在生前就已经规划好了自己数字存在的最后一条时间线。告别成了一种内容,一种可以被策划、被编辑、被传播的“作品”。

但这一阶段的脆弱性同样暴露无遗。

个性叙事一旦被验证为有效的流量模型,就会被批量复制。一个博主的风格火了,三个月内会有几百个模仿者。平台算法会奖励那些更容易被预测、更容易被归类的内容。于是,所有“个性”最终都被压缩成标签。你独特的表达方式,很快就不再独特。个人IP的护城河,比想象中浅得多。

甚至,告别本身也可能被异化为流量工具。2025年,百万粉丝网红“是小念噢”自导自演了一出“自杀去世”的戏码,在账号发布疑似自杀信息后引发大量关注,后被警方立案调查,账号被封禁。当“告别”可以被伪造,当“死亡”可以被表演,存在感的通货膨胀就已经到了荒谬的地步。

更重要的是,这一阶段的存在感仍然高度依赖于“表达”。你怎么说,你怎么呈现,你用什么语气、什么节奏、什么视觉风格。而AI正在迅速学会这一切。

四、第三阶段:AI与思想性存在

AI的到来,把问题推到了更深的层面。

当AI可以模仿你的语气、你的节奏、你的视觉风格,甚至你面对镜头时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以“表达”为壁垒的存在方式正在失效。你花了十年形成的独特风格,AI用几天就能复制出一百个变体。而且它不会累,不会情绪崩溃,不会因为状态不好而停更。

这意味着,真正无法被复制的东西,退到了更底层。

不是你怎么说,而是你为什么这么说。不是你的风格,而是你在无数可能性中选择这一条路径时,背后那套不可还原的价值排序。不是你的知识,而是你面对一个全新问题时,如何调用你全部的生命经验做出判断。不是你的观点,而是你在两个同样合理的选项之间,为什么选择了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

我称之为“认知指纹”。

认知指纹的形成需要时间,需要经历,需要痛苦,需要犯错,需要在无数个夜晚反复追问自己“我到底相信什么”。它不是知识的堆叠,不是技能的训练,而是一个人在漫长岁月中,被他的选择、他的遭遇、他的反思共同雕刻出来的一套判断函数。这套函数无法被提取,无法被压缩成数据,无法被上传到服务器。它只能在一个活着的、经验着的、感受着的人身上生长。

这就是为什么,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颁发,为这个隐喻提供了一个意外的注脚。

五、幽灵粒子:中微子的隐喻

202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中微子天文学的先驱。这个被称为“幽灵粒子”的东西,几乎不与任何物质发生作用。每一秒,数以万亿计的中微子穿过你的身体,不留任何痕迹。光会被吸收、被散射、被磁场偏转,但中微子不会。它穿过南极冰层之下那片幽静空间——不被电磁辐射照亮、不被任何望远镜看见的区域——抵达地球时,仍然携带着它诞生之处最原始的信息。

中微子之所以能保留最原始的信息,恰恰因为它几乎不与任何东西发生作用。它不被吸收,不被散射,不被偏转。它穿过了宇宙中所有的“噪音”,保留了它诞生时的那个“因”。

这几乎就是“认知指纹”的物理隐喻。认知指纹之所以不可复制,恰恰因为它在一个人的漫长经验中被幽静地塑造——不被算法捕捉,不被数据建模,不被任何外在系统完全解码。它穿过了所有试图把它压缩成标签和画像的努力,保留了来源处的完整信息。

冰立方天文台需要埋在南极冰下一立方公里的体积里,才能捕捉到偶尔一次的微弱蓝光闪烁。思想性存在同样需要那个“幽静空间”——一个人不被流量逻辑殖民的、内在的判断领地。这个空间里没有算法推荐,没有数据画像,没有变现压力。只有一个人独自面对世界时,最诚实的思考。

中微子还有一个特性:它不带电荷。它不参与电磁互动,不贡献任何可观测的能量,不偏转任何路径。宇宙中没有任何一个系统“需要”中微子来完成它的运作。但它存在。它穿越。它抵达。恰恰因为它不被任何东西“需要”,它才能不被任何东西改变。

六、加速的割裂

三个阶段的演进,呈现出一条清晰的线索:人的物理存在与思想性存在之间的绑定,正在加速松动。

在第一阶段,两者高度绑定。你死了,你的社会性存在基本终止,只剩下墓碑和有限的记忆。

在第二阶段,绑定开始松动。人死了,但他的影像、作品、言论仍在互联网上“活跃”,形成一种延迟的、碎片化的存在延续。而离世者在平台上主动告别这一现象的密集涌现,正是这种松动的极致表达:一个人可以在肉身消亡之前,就已经编排好了自己数字存在的最后一条叙事线。告别成了一种可以被设计的“内容产品”,而悼念则被平台化为一套可参与的互动仪式。但这套仪式的问题在于:它终究依赖于“表达”——一条视频、一封信、一段文字。而表达,恰恰是AI最擅长复制的东西。当一个人的告别风格可以被模仿,当他“最后的话”的叙事模式被批量生产,这种存在延续的独特性就会被迅速稀释。

在第三阶段,割裂变得彻底。

一部分人正在从“个人IP”的竞赛中退出,退化为戴锦华所说的“结构性弃民”——也就是标题里所说的“结构性废物”。他们的物理存在仍然维持——吃饭、睡觉、刷手机、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但思想性存在几乎归零。他们不再参与任何意义上的社会性意义生产,不再创造,不再判断,不再选择。他们被喂养算法推荐的内容,被引导消费,被数据化,被标签化,被管理。他们活着,但他们的“存在”已经被系统处理完毕。

另一部分人,他们的认知指纹正在被AI系统捕获、保存、甚至延续。物理身体的消亡,不再意味着思想性存在的终止。数字永生的技术路径——扫描、编码、激活一个人的完整认知模式——正在从科幻概念变成工程问题。当一个人的判断函数可以被完整记录,当他的价值排序可以被精确建模,当他在面对新问题时做出的选择可以被算法预测,那么,“他”就不仅仅是那具会衰老、会生病的身体了。

这不是一个技术乐观主义的叙事。如果思想性存在的延续只能属于那2%,如果98%的人注定沦为“结构性废物”,那么这种“永生”就不是解放,而是终极的不平等。

七、真正的问题

戴锦华说,98%的人会成为过剩劳动力,你唯一的选择是“争当2%”。但如果“争当2%”意味着挤进一个赢家通吃的赛道,那它本身就是一个残酷的陷阱。它把结构性的问题,转化为个体的焦虑。它让你以为,只要你足够努力、足够聪明、足够独特,你就能逃出去。但它不告诉你,这个赛道本身正在收窄,收窄到无论多少人拼命奔跑,最终只有极少数人能留在里面。

真正的问题也许不是“如何成为那2%”,而是:当一个社会的大部分人不再被经济系统“需要”时,他们的存在意义从哪里来?

思想性存在不应该是精英的特权。认知指纹不是天才的专利。每一个活过的人,每一个经历过痛苦、爱、失去、选择的人,都有一套独特的判断函数。它可能没有被记录,没有被编码,没有被上传,但它曾经存在过,曾经在某个时刻让某个人做出了一个无法被还原的选择。

那些在抖音上写下告别信的人,那些用最轻盈的语气说出最沉重的话的人,那些嘱咐你“替我多吃两顿烧烤”的人——他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一条视频、一封信。他们留下的是一个人面对终点时,如何选择回望这个世界的方式。那是认知指纹最后的震颤。

AI可以复制表达,可以模拟风格,可以延续一个人的认知模式到超越肉身的程度。但它无法替一个活着的人回答那个最古老的问题: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你凭什么认为这个选择是值得的。

那个回答,才是思想性存在的起点。

我们还在谈经济。但AI的狂飙和诺奖的幽灵粒子,正在用一种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方式,重新划分“谁还存在”。思想性存在的起点,也许就藏在这个悖论里:当一个人不再试图被系统“需要”,他才真正开始拥有不可被系统复制的东西。

就像中微子。它从不被需要。它只是穿过。

穿过冰层,穿过幽静空间,穿过所有试图定义它、捕捉它、利用它的力量。抵达时,它仍然是它自己。

八、新的自然法则

这种现象的持续,会造成普通人存在意义的丧失。当一个人不再被经济系统需要,不再被社会叙事看见,不再拥有任何可被承认的“存在证明”,他不会安静地消失,他会以精神性的方式崩塌。抑郁、焦虑、成瘾、暴戾、自我放弃——这些不是个人的脆弱,而是结构性淘汰在肉体上的回声。

精神性病例的爆发,不会被视为社会问题,而会被视为“自然筛选”。颓废的人群被加速淘汰,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意义的彻底抽空。他们活着,但已经不被计入“人类”的叙事。社会不再需要为他们的消亡负责,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被定义为“不被需要的人”。

人类社会由此进入新的自然法则:不是弱肉强食,而是可被需要者生存,不可被需要者自行消亡。

而这一切,发生在我们还在谈经济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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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托于东方合一美学体系,倡导商道向善,共建和谐商业生态,由AI辅助成文,该体系已版权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