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北京中南海颐园，胡乔木刚回到住处不久，便接到通知：康生要约他谈话。多年以后，人们提起这件事，往往把注意力放在“迁出中南海”几个字上。可对胡乔木而言，这不只是一次住房变动，更像是他与毛泽东长期工作关系发生变化后，落在生活层面的一个结果。

谈话开始时，康生先问了几句身体状况，气氛并不紧张。寒暄过后，话锋转向住处安排，理由是中南海需要修路，颐园的房屋要拆除，胡乔木应当另行选择住房。

“是马上搬吗？”胡乔木问。

康生的意思很明确，搬迁已经确定，具体住处可以自己看看。谈话时间不长，却让胡乔木心情沉重。自1949年起，他一直住在中南海，十七年间，那里既是住所，也是他工作生活的重要环境。

这场谈话之所以引人注意，还在于胡乔木并非普通工作人员。他从1941年2月起担任毛泽东秘书，前后长达二十五年。这个岗位看似只是处理文稿、整理材料，实际却要求极强的文字能力、政治判断和工作耐性。

胡乔木进入毛泽东视野，并不是偶然。1939年，《中国青年》刊登了他的文章《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毛泽东读后曾评价“乔木是个人才”。这句话并非正式任命，却说明胡乔木的文字才华已经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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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初，胡乔木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刚开始，他对秘书职责并不熟悉，也不敢贸然表现。一次，他看到毛泽东正在校阅《六大以来》的文稿，便主动提出协助整理。毛泽东没有多作铺垫，只说：“你找对事情了。”

这项工作分量很重。《六大以来》收录了大量党内历史文件，涉及政治、组织等多个方面，材料繁杂，时间跨度也大。胡乔木需要从堆积如山的文件中辨析轻重，理清脉络，再编排成书。杨尚昆后来评价，这件事办得好，说明胡乔木确实有本事。

他的作用，也不止于整理文件。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胡乔木随毛泽东前往重庆，负责秘书工作，同时参与《新华日报》的宣传事务。毛泽东返回延安后，他仍留在重庆，直到同年12月才奉命回到延安。

重庆谈判之后，国共关系再次紧张。1946年初，胡乔木奉命撰写批评蒋介石元旦演说的文章，题为《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文章篇幅很长，论述也很直接，核心意思是，民主不能依靠独裁者施舍，而要靠人民争取。稿件交毛泽东审阅后，经过修改和确认，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这样的经历，使胡乔木逐渐成为毛泽东信任的文字助手。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新闻总署署长、新华社社长，并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他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工作地位相当重要。

有意思的是，职位上升并不意味着工作始终顺利。1957年，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文艺工作的文章提出批评，认为其中一些内容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要求不够协调，还指出胡乔木在编排和文字方面存在问题。对一名长期从事文字工作的干部来说，这样的批评分量很重。

庐山会议之后，胡乔木的神经衰弱症加重，已经难以维持原来的工作强度。他向邓小平请假，随后又向毛泽东报告休养情况。毛泽东在回信中表示，应当长期休养，不计时间，以痊愈为标准。

这一休养持续了多年。胡乔木名义上仍与毛泽东保持工作联系，实际上却逐渐离开了原来的工作中心。1966年，两人曾有一次短暂会面。毛泽东对他说：“回到北京，少说话，多看看，多了解情况。”谈话很快结束，胡乔木原本准备的一些话，也没有来得及全部说出。

几天之后，迁出中南海的通知又来到他面前。胡乔木先后看了十多处房子，后来选定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处住所。搬迁并不轰动，手续也没有复杂的仪式，只是多年生活环境由此改变。对曾经长期坐在毛泽东身边、整理文件和起草文章的人来说，这个细节，已经足以说明许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