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春，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与陈布雷有过一次长时间谈话。关于这次会面的具体日期、地点和谈话原句，公开史料记载并不完整，后来的讲述也夹杂了不少文学化加工。不过，两人的关系和陈布雷当时的处境，却有可靠的时代背景可循。
那时，国共谈判已经走到十分艰难的阶段。周恩来代表中共留在南京，既要处理谈判事务，也要同各方面人士保持接触。陈布雷则是蒋介石身边的重要文稿起草人，长期负责撰写讲话、政令和宣传文章。
两个人身份不同，立场也不相同，却并非陌生人。
陈布雷早年是报人，曾在上海《商报》任主笔。1927年前后，蒋介石多次延揽他进入政界。陈布雷原本更愿意做新闻工作，后来还是接受邀请，逐渐成为国民政府的核心幕僚。
这一步，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他有文才，也有办事能力，能够准确揣摩上意，把复杂的政治主张写成简洁有力的文字。抗战时期，许多重要文告经他润色后发布。但在漫长的政治生活中，他也越来越清楚，文字有时并不能改变决策，甚至会被用来粉饰现实。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面临财政困难、物价上涨和社会不满。陈布雷并非看不见这些问题，他曾对经济政策提出过不同意见，也曾劝说当局慎重处理民生压力。可在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中，幕僚的意见能否被采纳，往往并不取决于道理本身。
有一次谈话中，陈布雷对周恩来说：“我只是个写文章的人，许多事情，已经不是文章能够解决的了。”
周恩来没有立即回答，只是让工作人员添了茶。他熟悉这类人的处境：既参与政策表达，又未必能左右政策方向；既希望国家少走弯路，又无法轻易脱离原有位置。
陈布雷最难面对的，还有家庭问题。
他的女儿陈琏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与父亲之间存在政治立场上的分歧，却没有因此割断亲情。陈布雷身处国民党权力中枢，对女儿的选择不可能公开支持，但从一些材料看，他并未采取极端手段伤害女儿。
这层隐秘而复杂的父女关系，也使他更加痛苦。
陈琏后来在北平从事翻译和革命工作。父亲无法公开询问她的处境，女儿也不能像普通子女那样频繁回家探望。政治风云把一家人推向不同方向，书信便成了少有的联系。
周恩来了解陈琏的身份，也知道陈布雷内心的牵挂。两小时的谈话中，是否出现过“我负责处理你的事”这句完整原话，难以从现存档案中确认；但周恩来对党内同志安全的关照，以及对陈布雷处境的体谅，并非毫无依据。
他曾对身边人说过类似意思：陈布雷是有良知的文人，不应把一个人的政治选择，简单归结为善恶。
这句话很有分量。
陈布雷并不是国民党政策的决策者，却长期为其撰写文章，因此常被视为蒋介石的“文胆”。他享有地位，也承受压力。越到后期，他越难以摆脱这种矛盾：一方面要完成交办的文字工作，另一方面又担心政策失误给百姓带来更大负担。
1948年，南京政局和经济形势持续恶化。陈布雷身体状况不佳，精神压力也越来越重。11月13日，他在南京服用过量安眠药身亡，终年58岁。关于他的死亡原因，通常认为与长期政治压力、身心疾病和家庭忧虑有关，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次争执或某一场羞辱。
他留下遗书，交代家事，也表达了对亲人的牵挂。
陈布雷去世后，陈琏继续从事革命工作。1949年以后，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过相关工作，后来又参与教育和妇女工作。父亲生前没有公开承认女儿的政治道路，女儿也没有因此否定父亲复杂的一生。
历史中的人物，很少只有一个面孔。
周恩来与陈布雷的那次会面，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只是“两小时”这个时长，也不只是那句流传甚广的话，而是两个身处不同阵营的知识分子，在政治洪流中短暂谈及家庭、责任和个人选择。至于具体说了哪些话，仍应以档案和回忆材料为依据，不能把后人加工的细节，当成已经确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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