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5日，北京，中国政府宣布边防部队开始陆续撤回境内。此时的谅山已经失守，越南北部战场的局势骤然改变，越军主力虽从柬埔寨方向回调，却没有立即向正在撤离的中国军队发起全面反击。
这件事后来被越南一些人士解释为“为了和平而接受中国撤军”。话说得很漂亮，但战场上的选择，往往由兵力、地形、补给和政治风险共同决定，不能只看一句宣传口号。
2月17日，中国军队从广西、云南方向展开自卫还击。战事推进到2月底，越军边境防线受到明显冲击。尤其是谅山方向，地处交通要冲，一旦失守，通往河内的道路便失去重要屏障。
2月27日至3月5日，双方在谅山一带展开激战。中国军队集中使用炮兵，对越军阵地实施火力压制，随后投入步兵突击。谅山失守后，越南首都河内虽然距离前线仍有数百公里，但北部防御体系已经承受巨大压力。
越南方面并非没有力量。越军第一军、第二军都是经过长期战争锻炼的主力兵团，麾下拥有步兵师、炮兵、装甲兵和工兵部队。问题在于，这些部队并不能立刻形成一个完整的反击集团。
当时，越南主力大多部署在柬埔寨方向。1978年底，越军出兵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政权，并扶植新的政权。中国军队从北方进攻后，越南不得不在两个方向之间调动兵力。部队可以回撤，却不能把装备、弹药、通信和后勤保障一夜之间搬到谅山前线。
有意思的是，中国政府宣布撤军的时间，正是越南完成动员、准备加强北部防御之际。3月5日，越南宣布全国总动员，要求适龄人员参加保卫北方的行动。表面看来，这像是一次反攻前的动员；实际效果，却更接近于稳住国内局面、补充兵员、构筑防线。
一名越军军官曾对上级说：“中国军队正在撤退，是否立即追击？”得到的答复大意是，先稳住阵地，不要贸然出击。这样的对话未必能代表全部决策过程，但符合当时的军事逻辑：在对方仍保持队形和火力的情况下，贸然追击，可能把防御优势变成暴露在外的风险。
中国军队的撤离也不是简单地转身离开。3月5日宣布撤军后，部队仍需清理战场、掩护主力、拆除或摧毁部分军事设施，并通过既定通道撤回。撤退阶段，越军地方部队、特工和炮兵仍不断进行袭扰，双方在部分地区继续发生交火。
因此，“越军没有进攻”不能理解为越南完全放弃了军事行动。更准确的说法是，越南没有组织起一场足以改变战局的全面反击。它采取了局部袭扰、炮击和追击，同时避免把最精锐的兵团投入一场胜负难料的决战。
这背后还有苏联因素。根据《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越南希望得到苏联更直接的军事支援。苏联当时在越南金兰湾拥有重要战略存在，也向越南提供武器和顾问支持，但并未直接派遣大规模地面部队同中国作战。河内清楚，若把战事扩大，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地区危机。
中国方面也不愿无限延长战争。此次行动的公开目标，是打击越南对中国边境的军事压力，迫使其重新评估对华政策，而不是长期占领越南。3月16日前后，中国军队基本完成撤回，战役在军事行动层面告一段落。
撤军过程中，中国军队同样付出了代价。部分部队在复杂地形中遭遇伏击，个别行动因侦察、通信和协同不足出现伤亡。越军利用熟悉山地、村落和道路的条件，实施小规模袭击。这些事实说明，撤军并非一场没有阻力的行军，也不能简单写成某一方单方面“溃败”。
越南随后大力宣传全国动员和北部防御，把中国撤军解释为越南“保卫和平”的结果。这种表述有其政治用途：既要向国内证明政府没有屈服，也要掩盖谅山失守后暴露出的防御问题。中国方面则强调自卫还击已经达到预期目的，双方对战争性质和结果的叙述长期存在差异。
边境冲突并没有在1979年3月彻底结束。此后，中越边境仍有持续交火，老山、者阴山等地区成为长期对峙地带。越南没有因为一次撤军就停止军事准备，中国也没有因为部队回国就放松边境防务。两国关系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紧张状态。
进入1980年代后，越南经济困难加重，长期对外用兵和边境对峙带来沉重负担。随着国际环境变化，越南逐渐调整外交政策。1990年9月，中越两国领导人在成都举行会谈；1991年11月，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所以，越军最终没有大规模追击，既不是单纯因为“接受和平”，也不是完全没有反击意图，而是战场损失、兵力调动、后勤条件、苏联态度和国内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军事行动停止了，边境对峙却延续多年；直到外交关系恢复，1979年留下的战略阴影才逐步进入谈判解决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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