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晚，北京中南海。美国总统尼克松刚结束欢迎仪式，便被请到毛泽东的书房。两国尚未建交，越南战场的硝烟也没有完全散去，昔日对手却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谈论世界局势。
这次会面只有一个多小时，却改变了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毛泽东并没有把外交理解成简单的亲疏之分，而是根据力量对比和主要矛盾作出判断。谁是敌人，谁能争取，谁可以暂时合作，不能只看一时的情绪。
这种思路，早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候就已经形成。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强调，复杂事物中有主要矛盾，也有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不是放弃原则，而是为了集中力量解决最关键的问题。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那时的中国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势力盘踞，各地民众饱受战乱。中国共产党力量尚小，单靠自身很难推动全国性的革命运动，因此选择与国民党合作，共同完成反帝反军阀的任务。
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和广东革命政府，成为双方合作的重要平台。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叶挺独立团在北伐中屡立战功。1926年北伐开始后，工农群众在沿线积极支援，革命力量迅速形成声势。
有意思的是，统一战线从来不是没有分歧的“抱团取暖”。合作期间，两党在政治主张、群众运动和军队领导等方面始终存在矛盾。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由此破裂。
血的教训使中共认识到，合作必须有原则，团结也必须掌握主动权。南昌起义发生于1927年8月1日，秋收起义随后展开，中国共产党开始创建自己的武装和根据地。统一战线并没有因此失去意义，反而从单纯的党派合作，逐步发展为更广泛的社会联盟。
民族危机再次改变了矛盾的次序。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不断扩大。到了1935年华北事变，抗日救亡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经过各方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部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名义上的合作只是表层，更重要的是中共没有放弃独立自主，在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发展生产。
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权，让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人士各占一定比例。这样的安排看似复杂，实际却很务实：抗日不是某一个党派的事情，地方士绅、知识分子、农民和其他社会力量，都可能成为共同抗敌的参与者。
经济政策同样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分寸。抗战时期没有在敌后普遍实行土地革命，而是推行减租减息，既减轻农民负担，也照顾了部分地主和开明人士的利益。这样做并非改变革命目标，而是服务于抗日这一当时最紧迫的任务。
毛泽东曾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一项严重任务，既要有足够力量，也要尊重对方利益，还要能够有效反击顽固势力。说到底，统一战线不是一味退让，而是以自身力量为基础，在斗争中扩大朋友范围。
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思路又进入国际领域。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军队逼近中国边境，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合作，争取工业建设所需的资金、设备和技术。
但国际关系并不存在永远不变的朋友。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边境局势紧张，苏联对中国施加的压力明显上升。与此同时，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深陷困境，中美之间也出现了调整关系的空间。
1971年，美国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周恩来负责具体安排，毛泽东把握战略方向。双方没有因为过去的冲突而拒绝接触，而是把共同面对的国际压力摆到桌面上。
这正是统一战线的深层含义：不是把所有人变成朋友，而是减少必须对抗的对象，争取可以合作的力量，促使原本依附于强者的一部分势力保持中立。力量越复杂，越需要分清主次；局面越艰难，越不能只凭好恶办事。
毛泽东在革命和外交中反复运用的，正是这种从实际出发的判断力。它既包含联合，也包含斗争；既讲原则，也讲策略。1972年中美会谈结束后，两国仍有许多分歧，但世界格局已经出现变化，原本彼此对立的两国，开始在更大的国际棋局中寻找交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