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边形容对华贸易严重失衡，一边指责印度企业在中国没有得到足够的市场准入，甚至声称，印度给予中企的竞争环境，比中国给予印度企业的更加公平。
这番话听起来像是在替印度企业讨说法，可10月14日公布的贸易数据，恰好把另一层问题摆了出来，印度对华出口已经大幅增长，逆差却继续扩大。
印度真正难受的地方，是本国工厂离不开中国供应链，却又不愿意完整接纳中国资本和技术。如今向中国要“公平”，更像是在给自身的产业困境寻找一个外部出口。
苏杰生对贸易失衡的描述并不夸张，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9月，中印货物贸易总额达到1444.5亿美元。其中，中国向印度出口1251.9亿美元，从印度进口192.6亿美元，印度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59.3亿美元，比2025年同期扩大20.7%。
但有一个数字更加值得注意，同期印度对华出口增长40.7%，增速其实高于从中国进口的23.3%。问题在于，印度出口的基数太小。出口增加几十亿美元，抵不过进口端上百亿美元的规模扩张。
如果印度商品真的被中国市场完全挡在门外，它的对华出口就不该出现四成以上的增长。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印度卖给中国的商品确实多了，可印度国内对中国设备、零部件和工业原料的需求增长得更快。
问题由此变得清楚，市场准入可能影响印度能卖多少东西，但印度自身的工业结构，决定了它必须从中国买多少东西。
印度驻华使馆公布的贸易结构也能说明问题，印度出口到中国的商品，长期集中在铁矿石、石油制品、海产品和蓖麻油等领域；中国出口印度的，则以机械设备、电子产品、集成电路、通信零件、锂电池和化工产品为主。
一个出口篮子偏向资源和初级产品，一个出口篮子装着工业设备和高附加值零部件，金额出现巨大差距并不奇怪。印度如果只盯着最终逆差，却不看两边到底在买卖什么，就等于只看账本的最后一行，不看这笔钱是怎么花出去的。
印度长期想把自己打造成全球制造业中心，但口号和产业能力之间，始终隔着一段不短的距离。
印度统计部门2026年8月公布的修订数据表明，制造业占该国总增加值的比重，2022—2023财年为14.7%，2025—2026财年也只有14.8%，几年下来没有出现明显提升。印度多年前提出的制造业占比25%目标，至今仍未实现。
可印度国内的手机、汽车、光伏、制药和电子装配行业还要继续生产。自己造不出的机器、芯片、元件和原料，只能从外部采购，而中国恰好拥有距离近、品类全、交付快、成本相对较低的供应体系。
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公布的分类数据显示，2021年印度从中国进口的资本品约为470亿美元，中间品约为300亿美元，两项合计远高于消费品和原材料。
印度商工部2025年的答复同样承认，对华进口中包含大量电子零件、手机部件、机械、汽车零部件和药物中间体，其中不少还会被印度企业加工成制成品，再出口到其他市场。
顺着这笔账往下算，中印贸易逆差就不完全是一笔“消费账”，更是一笔“生产账”。中国供货，印度组装；中国提供上游投入，印度完成部分加工。印度制造业规模越大，在本土配套没有同步提升的情况下，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反而可能越多。
印度以仿制药产业闻名，但印度政府2026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2025财年，印度进口了约43.5亿美元的活性药物成分、原料药和药物中间体，其中来自中国的部分约为32亿美元，占73.7%。抗生素、抗真菌药、心血管和肿瘤用药涉及的若干原料，进口依赖尤其明显。
所以印度制药企业希望扩大在华销售是一回事，其生产成本能不能离开中国原料又是另一回事。苏杰生把前者讲得很重，对后者却轻轻带过，当然无法还原贸易失衡的全貌。
在我看来，印度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向印度卖出这么多，而是印度为什么在提出“印度制造”多年以后，仍然无法用本土供应链替代这些进口。
苏杰生还有一句话，说印度给了中国企业公平竞争环境，中国却没有同样对待印度企业。这个判断放到印度自己的政策上，分量就要打折扣了。
1968年出台的印度《敌国财产法》，延续了1962年冲突后接管相关财产的制度。2017年，印度修法扩大了对继承人和财产处置的适用范围。
印度内政部2018年公布的存量数据显示，共有126处原属中国公民的财产被纳入敌产托管体系。它反映出的制度态度，显然与“完全公平开放”的自我描述存在距离。
更直接的限制发生在2020年，印度修改外商投资规则，要求来自与印度陆地接壤国家的企业，以及最终受益所有人来自这些国家的投资，必须接受政府审批。这项规定表面上没有单独点名中国，实际影响最大的却是中国资本。
此后，印度以国家安全、税务、外汇和数据问题为由，加强了对多家中资企业的调查，封禁了约300款与中国有关联的应用程序。
小米在印度超过6亿美元的资产被冻结，相关案件仍存在法律争议，小米和其他涉事企业也否认违法。中国企业的部分投资项目长期等待审批，中国技术人员的签证收紧，还一度影响印度电子制造企业安装设备和扩大生产。
从这个细节判断，印度所理解的“公平”，带有明显的单向色彩。它希望本国药企、IT公司和农产品顺利进入中国市场，却又以安全审查为由，给中国投资、技术人员和互联网企业加上额外门槛。
国家当然有权维护经济安全，中国也没有要求印度放弃监管。但既然苏杰生主动使用“公平竞争”这个标准，那就必须允许外界用同一把尺子反过来衡量印度。
公平不能只在印度企业准备进入中国时才被拿出来，也不能在中企进入印度时立刻让位于另一套规则。
印度企业在中国并非毫无经营空间，印度驻华使馆列出的在华企业，包括塔塔、马恒达、印孚瑟斯、威普罗、印度国家银行以及多家制药企业。印度在医药、IT服务和农产品领域提出更大市场准入，也有具体商业诉求。
可即便中国进一步开放这些领域，也很难在短期内填平上千亿美元的货物贸易缺口。原因很简单，印度擅长的软件服务并不完全计入货物贸易；药品和农产品即使增加出口，体量也未必能与机械、电子和化工品进口相匹配。
印度政府其实知道症结在哪里，2024年公布的《经济调查》曾提出，与其长期从中国进口，不如吸引中国企业到印度投资设厂，让部分生产和出口能力留在印度。
这个建议等于承认，降低逆差不能只靠要求中国多买印度商品，还要让中国资本和供应链进入印度，帮助其补齐本土产能。
2026年3月，印度对部分涉及中国资本的投资限制作出有限松动；此前也开始加快部分技术人员签证。
这不是新德里忽然改变了态度，而是印度企业已经感受到限制供应链的成本。大概率上，印度今后仍会一边强调对华防范，一边根据制造业需要局部放行。
苏杰生此次谈“公平”，真正目的也正在这里，既想换取中国扩大印度优势行业的准入，又不愿放弃印度手里的投资审查工具。这是一场讨价还价，但不能被包装成中国单方面造成了印度的全部贸易困境。
往后最值得观察的，不是苏杰生还会说多少次“公平”，而是印度有没有能力把这句话变成双向规则，并为自己的产业短板真正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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