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边说中印贸易“失衡极其严重”，一边抱怨印度企业在中国拿不到“公平竞争环境”。
这话如果只听表面，好像印度真受了多大委屈；可把印度自己对外资的长期做法摊开看，就会发现这番抱怨更像是在转移矛盾。
谈公平，不能只挑自己方便的地方说。
印度至今没有废除《敌国财产法》。这部法律把中国、巴基斯坦相关个人和企业资产置于特殊监管之下，允许政府接管，而且民事法院无权受理由此产生的财产纠纷。
2017年，印度还修订相关规定，进一步收紧所谓“敌国财产”的认定和继承安排。印度政府曾公布处置清单，2018年计划盘活9400多处相关资产，其中归属中国公民的有126处。
也就是说，印度手里一直握着一套可以针对特定国籍资产采取强制措施的制度工具。
2020年中印关系遇冷之后，印度对中资企业的限制明显增多。
突击查账、高额罚款、搜查办公场所、封禁中国手机应用、拖延中方人员签证、提高投资审批门槛，这些做法让不少中资企业在印度经营充满不确定性。
企业最怕的不是市场竞争，而是规则随时可能改变。今天说欢迎投资，明天就可能以安全为由重新审查；合同签了，审批却可能被无限期搁置。
这样的环境，很难用“公平”来概括。
所以，当苏杰生说印度企业在中国没有获得“像我们给予他们那样的公平竞争环境”时，这句话本身就经不起推敲。
如果所谓公平，是让中国也按照印度对中资企业的方式对待印度企业，那结果恐怕不是印度想要的。
中国市场对外资的规则相对稳定，合法合规经营的企业都能获得相应待遇。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中国关上了门，而在于印度自己先把门装上了锁，还要求别人必须敞开。
再看贸易失衡。苏杰生把中印贸易逆差说得像中国单方面占了便宜，但这个数字背后，更多反映的是印度自身产业结构的短板。
2025至2026财年，印度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1121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印度自华进口约1320亿美元，对华出口约195亿美元，双边贸易额约1511亿美元。中国也在此财年重新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
关键不是逆差有多大，而是印度到底从中国买什么。
印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机电产品、电子设备、集成电路、光伏原材料、工业机械等中间品和生产资料占比很高。印度制药业长期依赖中国供应活性药物成分，电子制造、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领域也离不开中国配套。
换句话说，很多所谓“印度制造”，其实是中国提供关键零部件和设备，印度完成组装和包装。印度想扩大出口，就得先扩大从中国的进口；本土制造业越扩张，对中国中间品的需求反而越强。
这种失衡不是中国刻意造成的，而是印度制造业基础薄弱、产业链不完整带来的必然结果。
莫迪早年提出要把制造业占GDP比重提升到25%，但这个目标至今没有实现。公开数据显示，印度制造业占比长期在14%到17%之间徘徊，2026年8月最新数据约为17.5%。
口号喊得再响，工厂要运转，设备、材料、零部件总得有地方买。印度本土供给跟不上，自然只能从中国进口。
印度当然有权利维护自身产业利益，也有权利讨论市场准入问题。
但经贸关系是双向的，公平也应当是对等的。不能一边用法律、审批、签证、安全审查等手段限制中资企业，一边又要求中国单方面提供便利；不能一边高度依赖中国供应链，一边又把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
苏杰生这次对着美媒诉苦，表面上是在谈经贸规则，实际上暴露的是印度对外经济政策里的矛盾：既想从中国产业链中获益，又放不下对华防范；既需要中国产品支撑本国生产，又不愿承认自身制造业短板。
真正改善中印经贸环境，靠的不是在国际媒体上喊委屈，而是把歧视性壁垒拆掉，把规则稳定下来，让企业敢投资、能经营、有预期。否则，再漂亮的抱怨，也补不上印度制造业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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