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葛长顺的二十八年，剃到一九九一年为止。

街面窄，两边的门帘子差不多要碰到一起。东头第七间，门楣上挂着一块木招牌，上头的漆掉了，四个字还能认出来：葛记剃头。

门口摆着一张矮凳，一只搪瓷盆，盆里泡着一条毛巾。一个五十来岁的人正低着头给人刮脸，右手两根手指捏着剪子，拇指关节上有一块发亮的茧。他把刮脸的铁片在荡布上蹭了两下。

他叫葛长顺，街上都喊他葛师傅，从挑子干起，二十八年。

“挑子那阵子在哪儿摆。”加代问。

“码头。”葛长顺说，“一天剃十七个，一个头一块钱。”

“二十八年，这条街换了多少铺子。”

“换了一半。”葛长顺说，“剃头的就剩我这一家。”

加代是晌午到的，先在对面站了一会儿。

“葛师傅。”

“剃头。”葛长顺抬起头，眯着眼看了他两秒。

“您给我剃过。”加代说，“一九八二年冬天，我身上没钱。”

“八二年。”葛长顺把铁片搁下，“你那时候干什么的。”

“倒腾点表。”

“那你现在干什么。”

“还是这些。”加代说，“您给我剃了头，刮了脸，说下回一起给。”

“有这事。”

“第二年我来还钱。”加代说，“您说没有这回事。”

“那回您怎么不问我叫什么。”

“问它干什么。”葛长顺说，“头剃完你就走了。人一天来十几个，我记不住。”

葛长顺笑了一下，把台面上那把剪子搁回盒里。

“剃头的一个头一块五。”他说，“剃加刮两块。你那年剃的是一块五。”

“现在涨价了没有。”

“没涨。”葛长顺说，“这条街就我一个，涨了人家不来了。”

“您记着数，不记人。”

“记数就够了。”葛长顺说，“这条街上剃头的就我一家，你下回来还找我。”

“您这铺子多少年了。”

“二十八年。”葛长顺说，“两张椅子的时候是八三年，三张椅子是八六年。剪子三把，推子两把，围布四条。这条德国剪子用了二十八年，比这铺子还老。”

“德国剪子好在哪儿。”

“钢好。”葛长顺说，“磨了二十年，刃还没薄。”

话没说完，隔壁过来一个人。三十来岁，穿一件花衬衫，脖子上挂着根金链子，手里端着一只塑料盆。

他把盆里的水往葛长顺门口一泼。灰白发亮的水泼在阶石上，流到门槛里。

“老葛。”那人说，“门口扫扫，连我们这块一块儿扫了。”

“胡老板。”葛长顺说，“水是你倒的。”

“我倒了怎么了。”胡阿龙说，“你门口这一片，前后三间都是我的铺面。你扫地顺手的事。”

“顺手不顺手，是我的事。”

“那你别扫。”胡阿龙说，“脏着也行。反正客人从你门口过，先踩一脚水。”

“胡老板，这一盆水值多少钱。”葛长顺问。

“值你扫一趟。”胡阿龙说。

葛长顺进屋拿了笤帚出来。

他蹲下去，把台阶上的水往边上扫，扫到下水口。扫完他没站起来，从兜里掏出旧布，把门口那块青石阶石擦了一遍。石面上有一道几十年的凹槽，他把凹槽里的泥也抠干净了。

“看见没有。”胡阿龙冲街上的人说，“老葛就是这样，你让他扫，他还给你擦。”

“葛师傅，您别擦了。”街上一个老人说。

“门口干净，客人好进来。”葛长顺说。

他伸手去接盆里的毛巾，右手两根手指伸不直，拇指关节上那块茧在盆沿上蹭了一下。他把笤帚靠在门里，回身去招呼客人。

胡阿龙那头是阿龙发廊，玻璃门上贴着红字，里头亮着日光灯。他包了三间铺面，一间剪，一间洗，一间烫。

“胡老板一个月挣多少。”街上有人问。

“八千。”胡阿龙说，“上礼拜我数过一回，当着这条街数的。”

“八千里头，剃头的有几个。”加代问。

“一个没有。”胡阿龙说。

过了两天，一个老主顾走到葛长顺门口，被胡阿龙拦下。

“这边剃头的不会打发蜡。”胡阿龙说，“您上我这边，洗剪吹一套四块。”

“我这头发用不着打蜡。”那老主顾说。

“葛师傅手慢。”胡阿龙说，“您坐进去，得等半个钟头。”

那老主顾站在门口看了看，进去了隔壁。

“您怎么不拦。”街上一个摆摊的问。

“他愿意进哪家进哪家。”葛长顺说。

葛长顺站在门里，没出声。那人理完出来，他正低着头收拾台面。他把围布抖开，对折，再对折，叠成方方正正一块。然后走到门口，蹲下去，把阶石上刚踩出来的两个鞋印擦掉。

“葛师傅，您这手艺可惜了。”那老主顾在门口说了一句。

“下回再来。”葛长顺说。

“葛师傅，他拦您的客人。”加代说。

“拦得住今天，拦不住明天。”葛长顺说。

第三天，加代从街对面走过来的时候，胡阿龙正站在梯子上。

他两只手一摘一递，葛长顺门口那块木招牌落到他手里。他把自己那块红字灯箱挂上去，插上电。

灯亮了。红字映在阶石上，一片通红。

“胡老板，各做各的生意。”

“各做各的。”胡阿龙从梯子上下来，“这条街不兴老一套，别耽误我做生意。”

“招牌是人家的。”

“这招牌挂在我铺面的墙上。”胡阿龙说，“我包了三间，前后到巷子。不信你去问房主。”

“房主贵姓。”

“姓姚。”胡阿龙说，“你去问。”

加代站在那儿没动。天还没黑，街上人来人往，这时候动手，一街的摊子都得掀了。

“我姓加。”他说，“我改天再来。”

“来不来都行。”胡阿龙说，“这条街以后就这么办了。”

“招牌摘了，客人认哪一家。”

“认灯。”胡阿龙说，“灯亮的那家。”

第二天，胡阿龙跟房主开了口，说葛长顺那一间他出一倍的租，一次签三年。

“姚先生，我让半间出来行不行。”葛长顺说。

“你让半间，他还占三间。”姚先生说，“你先别动。”

第三天，葛长顺的老主顾被拦了四个。胡阿龙在门口摆了一张木牌，上面写着洗剪吹四块，剃头三块。

“四个都是老主顾。”马三说。

“都拦下来了。”加代问。

“都拦下来了。”马三说。

“你怎么看。”

“他不缺客人，缺的是地面。”马三说。

“江林那边呢。”加代问。

“去街上了。”马三说，“他找过三个老人，都说肯说话。”

加代自己不再露面。他托了行市上的一个老人。老人在这一片收旧货收了三十年，街上的铺面租钱多少，他一清二楚。

“行市上怎么说。”加代问。

“行市上不管铺面的事。”老人说，“我把话递进去了，胡老板把我送出门口。”

“他怎么说。”

“他说，以后有事打电话。”老人说，“这话在行市上就是这个意思：别再来了。”

那天夜里，葛长顺放在门口晾着的三把剃头椅，被人搬走了。三把，一把没剩，扔在后巷的垃圾堆边上。

“椅子呢。”第二天早上葛长顺问。

“后巷。”隔壁一个小工说，“垃圾堆边上。”

第二天早上，加代带着丁建去了后巷。

三把椅子横在墙角，两把的藤面塌了。加代弯腰去搬，一个伙计从巷口进来拦他。

“这是我们龙哥让放的。”

“让开。”

那伙计伸手推加代的胸口。加代侧了一下身，一把握住他手腕往下一压，那人疼得弯下腰。另一个伙计抄起一根木棍从后头上来，丁建横跨一步，手肘磕在他小臂上，木棍掉在地上，弹了两下。

“搬。”加代说。

“后巷那堆垃圾边上，是他们自己扔的。”丁建说。

“搬回去，藤面顶一顶。”加代说。

两个人把三把椅子搬回铺子门口，一把一把摆正。塌了的藤面用膝盖顶了顶。

那天上午，隔壁两个人在门口打闹，一个人往台面上蹭了一把，那只木盒掉在地上。

“老葛，你这盒子搁得不是地方。”那人说。

推子滚出门槛，剪子散了半地，那把德国剪子磕在门槛石上，尖上崩了一个小口。

葛长顺蹲下去一样一样捡。推子两把，剪子三把，梳子五把，刮脸的铁片两片。他右手两根手指捏着剪子柄，拇指关节上那块茧顶在柄上，把德国剪子对着光看那个小口。

“崩了。”胡阿龙站在门口说，“这剪子废了。”

“崩了也能用。”葛长顺说。

葛长顺没答话。他用软布在剪子上来回擦了七八遍，收进盒里。台面上的推子、梳子，他一样一样摆回原来的位置。摆完他把盒子扣上，走到门口，蹲下去，把阶石又擦了一遍。从这头擦到那头，凹槽里的泥一点一点抠出来。

“葛师傅。”加代站在门口。

“嗯。”

“您关门歇两天吧。”

“关门了他们更高兴。”葛长顺站起来，拍了拍手。

他走到门口那张矮凳边上，坐下。街上有个老头背着个帆布包过来，说想刮个脸。

“老哥，今天不一定能给您刮完。”葛长顺说。

“怎么。”

“有人不让我坐这儿。”葛长顺说。

“那你坐不坐。”

“坐。”葛长顺说。

“老哥，贵姓。”

“姓吴。”那人说。

“吴师傅，坐直了。”葛长顺说。

葛师傅把围布抖开，搭在了那人的脖子上。

他在阶石边上坐直了，低下头去。

就在这时候，隔壁那盏红字灯箱闪了两下，灭了。发廊里有人喊了一声，接着是东西翻倒的声音。胡阿龙从店里冲出来，身后跟着六个人。

“葛长顺。”胡阿龙说，“招牌我给你留着面子，你还敢坐门口。”

“让他坐着。”加代往前一站。

“你算老几。”胡阿龙说。

“我不算老几。”加代说，“我今天就在这儿站着。”

“就你一个。”

“我一个。”加代说。

胡阿龙一挥手，六个人围上来。头一个伸手去推加代的肩膀，加代一让，那人扑了个空。第二个抄起发廊门口那张洗头椅的扶手往加代腰上抡，加代侧身躲开，椅子砸在地上。丁建从后巷绕过来，堵住发廊门口。远刚从街头拉起发廊门口那三张洗头椅，一张一张往外抬，抬到街当中，腿朝上摆开。

“抬出去干什么。”胡阿龙喊。

“你抢人家的椅子。”加代说，“你的椅子也搁街上晾晾。”

加代抄起一根晾衣杆横着扫过去，打在一个人的小腿上，那人跳着脚退了两步。又有一个从侧面抱他腰，加代手肘往后一磕，那人松了手。丁建在发廊门口一脚踹在一个人肚子上，那人弯着腰退回店里，撞翻了门口那只洗头盆。

“别碰那盆水。”发廊里有人喊，“地上滑。”

“椅子腿朝上，这不吉利。”

“不吉利的东西搁你门口。”加代说。

三分钟不到。地上倒了四个人，两个坐着，两个趴着。发廊玻璃门裂了一条缝，门口那三张洗头椅腿朝天摆着。胡阿龙一只手扶着门框，衬衫下摆从裤腰里拽出来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