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部名为《伟大的长征》的电视剧火得一塌糊涂，很多观众看完热血沸腾，对博古和李德的“生搬硬套”大失所望，恨之入骨。这部剧之所以能炸裂口碑，恰恰因为它没把长征拍成“开了挂”的爽文，而是极其残酷又真实地还原了一段“用血换来的纠错史”。
一、明明前四次都赢了，第五次反“围剿”却崩了
看着屏幕上年轻战士的倒下，很多观众心疼，感到疑惑，苏区红军英勇无比，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输得惨烈。很多网友有个误区，觉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太强大。蒋介石确实下了血本，调动50万大军，用“铁桶战术”合围，堡垒推进，步步为营。前四次反“围剿”时，红军的装备更差，兵员更少，却取得了胜利。
根子不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太强，而在博古和李德军事指挥下的打法全错。当时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策略，就是不准放弃一寸土地，跟敌军硬碰硬，国军修碉堡，红军也修碉堡；国军有飞机大炮，红军拿血肉之躯去填。拿鸡蛋碰石头，毛泽东当时急得直跺脚，他说这是把红军的一个拳头闲置不用，另一个拳头打得精疲力竭。
博古和李德不听从毛泽东机动灵活的主张，错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福建事变”，当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抗日，蒋介石不得不调兵去镇压，包围圈露出了大窟窿。只要红军主力出击，就能打破围剿，可当时的博古和李德把十九路军看成“最危险的敌人”，死活不配合，直到蒋介石腾出手来，把红军死死困住。
国民党对瑞金等苏区实行经济封锁，苏区里连盐都吃不上，价格比外面贵近百倍，内忧外患，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是输在兵力，而是输在了指挥路线的教条和僵化。
二、“始作俑者”王明脱离农村根据地
第五次反“围剿”打得极为惨烈的时候，王明本人压根就不在国内，他是左倾教条主义理论的“总设计师”，写过一本叫《两条路线》的小册子，把一套“唯书、唯上”的理论说得头头是道。1931年，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王明实际上掌握了中央大权，但他擅长政治斗争，缺乏军事斗争的主见。
1931年，上海白色恐怖严重，王明就跑去莫斯科，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临走前特意叮嘱留下的博古：“凡事都要请示共产国际，千万别擅自行动。”王明远在莫斯科，但留下的“路线”和“指令”，就像紧箍咒一样套在博古的头上，王明在后方遥控，博古在前方照着葫芦画瓢，画虎不成反类犬，好好的苏区根据地被折腾没了。
三、24岁博古成了红军最高领导人
王明到莫斯科任职，博古接手他的位置，主要出于三点考虑：一是当时的中央机关在上海被破坏得很惨，总书记向忠发叛变，中央领导层几乎瘫痪。二是他年轻，留苏出身，属于王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圈子中的核心人物。第三点很关键，他听共产国际的话。
1931年9月，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下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24岁的博古负总责。1933年，临时中央迁到苏区，博古依然是一把手。博古在理论说的一套一套，懂马列原著，却不懂中国农村，他背下战术条令，却连枪都没摸过。怎样对抗蒋介石的50万围剿大军？博古不听毛泽东和刘伯承等人的意见，只迷信李德的“权威”。
四、博古不懂军事，敢把兵权交给李德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他只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只有建议权，没有指挥权，但博古到了苏区后，做了一件荒唐的事，把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奉送给李德。博古自己不懂军事，压不住身经百战的将领——包括彭德怀、林彪等，需要一个“权威”来帮他做决定，李德有着“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军校高材生”的两块金字招牌，正好成了博古的挡箭牌。
一个奇特的指挥体系形成了，博古管政治，李德管军事。李德甚至不用去前线，就在瑞金的“独立房子”看着地图，用铅笔在上面画箭头，指挥几百里外的战斗，前线电报来了，就翻译成俄文给他看，看完口述命令，再翻译成中文发下去。
“图上作业”有一套，李德根本不知道前面的山有多高，路有多险，只按教科书的“正规战”来打。为了维护“权威”，博古不惜架空军委，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把军事指挥权牢牢抓在手里，谁提反对意见就整谁。彭德怀气得骂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痛”，李德反咬一口，说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
五、血染湘江和遵义转折，从绝境到新生
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在广昌战役和湘江战役中达到顶峰，他们在广昌战役中采取堡垒对堡垒的打法，让红军跟国军的飞机大炮硬拼，打了18天，红军伤亡5000多人，占参战兵力的五分之一，广昌丢了，反“围剿”失败，红军撤出瑞金，被迫从江西于都开始大转移。
长征初期，博古和李德采用“大搬家”，带着坛坛罐罐跑路，行军速度慢得像蜗牛，在湘江边被蒋介石布下的口袋阵死死咬住。湘江战役是红军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为了掩护中央纵队过江，红军将士在江边跟敌人死磕，血染红了江水，当地老百姓甚至说：“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红34师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无数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湘江边。惨痛的代价唤醒了红军。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一场“救亡图存”、“向死而生”扩大会议，博古在报告中找借口，说敌人太强，李德则把责任全推给部队执行不力。
毛泽东站出来了，他拿着事实说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德在进攻、防御、退却三个阶段犯的错误。朱德总司令发了火：“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遵义会议最终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最终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正如俄文翻泽伍修权在诗中所说：“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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