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25日，越南柑塘北面的岳山高地，解放军第13军第38师炮兵团正在构筑阵地。两名越南男子绕过外围警戒，突然出现在炮兵阵地附近。他们衣服沾满泥土，神情疲惫，自称进山寻找走失的牛。
这个理由听上去并不突兀。边境村落春耕正忙，百姓进山放牛、砍柴，本是常见的事。可在战场上，越是普通的借口，越要仔细推敲。配合作战的云南边民很快察觉异常：周围明明设有警戒线，普通村民不可能如此准确地避开岗哨。
“这里是军事区域，你们从哪条路进来的？”
两人支支吾吾，只说自己迷了路。随后，他们被送往团部审查。审问一度陷入僵局，因为两人始终咬定自己只是农民。熟悉边境风俗的民兵干部却指出，越南北部农村的劳作分工有其特点，男人很少独自进山寻找牲口，更不可能直接摸到炮兵阵地腹地。
有意思的是，真正暴露他们身份的，并不是口供，而是路线。两人避开的地方，恰恰是哨兵最容易发现的位置；他们选择的通道，却能通向炮兵阵地核心。这样的行动经验，绝非临时起意的普通村民能够掌握。
第38师随即将情况上报。经过分析，部队判断两人属于越南地方武装，任务是侦察炮兵阵地，为后续袭击寻找目标。审查工作转交给正在休整的第39师第115团。战场上的一个小疑点，就这样牵出了隐藏在部队后方的更大威胁。
调查人员很快查明，两人来自周登村，是村中“青年冲锋队”成员。这个村距离13军行动区域并不远，位置又靠近后方道路。一旦村中武装趁夜袭击，补给运输、伤员转移，甚至部队撤离，都可能受到影响。
周登村共组织了27名民兵，掌握19支步枪。带头者农文来是村农会副主席，平时善于周旋于地方官员之间。2月26日清晨，第115团派兵包围村庄，并通过喊话要求相关人员出来登记。
村门紧闭。
农文来穿着一件明显不合身的西服走出来，反复强调村民“不想参战”，还辩称村里有人嫁到中国境内，双方本来就是亲戚。话说得很圆，但部队进村后发现，粮食已经藏起，牲口也被提前转移，19支步枪更是全部不见踪影。
这说明村民并非毫无准备。有人害怕军法，有人担心失去既得利益，也有人只是想在战火中保住家人。不同心思交织在一起，使周登村成为一个难以迅速处理的地方。
第115团没有急于全面搜捕，而是采取了分化办法。一方面，军医为农文来患病的妻子看病；另一方面，向村民说明处置原则：放下武器、如实交代，可以从宽处理；继续抵抗、为袭击部队提供情报，则按武装人员和间谍处理。
农文来答应指认部分成员，却迟迟不肯交枪。他声称武器由上级登记，枪支丢失会连累全村。部队随即限定期限，并让村民看到被押送的越军俘虏。这个细节很有分量，村民终于明白，地方武装并不是一支能够决定命运的力量。
真正打破僵局的，是跨境亲情。周登村一些嫁到中国境内的妇女隔着边境喊话，责问亲人为何拿着中国援助过的武器，反过来袭击中国军队。她们没有讲大道理，只说了一句：“再不放下枪，亲戚也没法来往了。”
这类话，比传单更直接。村民明白，若继续抵抗，不仅要承担战斗风险，原有的婚姻、贸易和亲属联系也会被切断。几天之内，村中态度逐渐松动，老人和妇女开始劝说家人缴械。
1979年3月3日下午，农文来带着5名民兵来到代乃村以南一处竹林。他们扒开浮土，起出此前藏匿的19支步枪和7箱弹药。随后，其他人员也相继投降。那两名曾侦察炮兵阵地的男子，正是为配合越军部队行动而前往岳山高地。
这些枪械中，有不少是中国早年援助越南抗法、抗美战争时期提供的旧式武器。枪托上的旧标记，成为一段复杂历史的残留。武器曾被用于共同作战，战局变化后，却出现在边境冲突另一侧。这种反差，比单纯的缴获数字更能说明局势的剧烈转变。
周登村事件被第115团整理成材料，在战区进行宣传。部队既揭示地方武装受强征、断粮威胁控制的处境，也强调对普通村民区别对待。结果并非所有人都真心愿意作战，许多人只是被迫拿枪，或担心拒绝命令后牵连家人。
在这场西线作战中，枪声之外还有另一种较量：谁能让边民相信，放下武器后仍有活路。第13军争取群众、清除后方隐患，靠的不是单一的强攻，而是审查、喊话、救治、亲情和军事压力共同作用。
而在周登村附近，另一段经历也被战士们记住。第115团第2营机炮连副连长王发坤原已转业，战前接到召回命令后重新归队。1979年2月17日，他在炮火中负伤，仍命令全连分散隐蔽，随后被第二轮炮击击中。
这位老兵留下的遗物并不多，家中还有一张写着借款的欠条。妻子李金花多年省吃俭用，终于把账还清。战争结束后，家人来到麻栗坡烈士陵园，在墓前放下一双新布鞋。周登村的缴械与一名老兵的牺牲，分别留在同一片边境土地上，成为那场战事中两个并不相同、却彼此相连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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