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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山河回响

建设模范支部,90多年前是长征的“力量源”,90多年后是老区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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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诞生地,也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驻地。在瑞金,到处都是党中央工作、生活的红色印记。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驻瑞金沙洲坝下肖。

3个月以后,在瑞金叶坪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也搬到沙洲坝,和中共临时中央合署办公,合并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局。

新的中共中央局下,内设了组织部、宣传部、秘书处等,由任弼时担任组织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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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局内又成立中共中央组织局,负责组织工作,兼管妇女工作、白区工作,以及和各省的联系工作。

可以说,我党大量的组织工作是从瑞金开始的。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长征前夕,一系列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在这里决定。

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苏区范围日益缩小,党和红军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当年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上报共产国际。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博古于1934年6月下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决定派由红七军团改编的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闽浙皖赣,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西进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开辟新区,同时为红军战略转移进行西征探路,牵制国民党军队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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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瑞金沙洲坝下肖中央政治局会议室。

随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作为秘密筹划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最高决策机构。

1934年9月17日,博古就战略转移问题再次致电共产国际。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正式同意这一计划,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最终敲定。

此时,中央已在兵源补充、军需物资、军费筹备等方面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

长征前夕,苏区积极开展了“扩红”“借谷”“筹款”等运动。“扩红” 就是扩充红军,动员百姓参加红军;“借谷”就是向老百姓借粮食,借后统一登记、按期归还。

党和苏维埃政府发起的多次“扩红”“借谷”运动,都得到了苏区群众的积极支持。

图为借谷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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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借谷证。

长征出发前最后一次扩红是在1934年9月份。9月1日,中央组织局、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县应争取在9月27日以前动员3万名新战士上前线。

动员的方式有很多,成立扩红突击队,或是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刊登动员漫画、动员成果等。

图为《红色中华》副刊上刊登的宣传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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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红色中华》副刊上刊登的宣传漫画。

或是在墙上粉刷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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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中央机关党建史陈列馆中复原了当时的宣传标语。

或是改编当地民歌。

传唱在苏区的红歌《十送郎当红军歌》就是改编自当地乡村曲调。

“扩红”运动中,发生了很多感人的事迹。瑞金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的一位农民,毅然将八个儿子全部送上战场。但非常遗憾的是,8个儿子先后牺牲在了战场上。

从1934年5月中旬到9月间,中央苏区共动员8万多名新战士加入红军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1934年夏秋间,苏维埃政府先后向苏区群众借谷84万担。这些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基层党员干部的努力,离不开基层党组织这一坚强堡垒。

党非常重视支部建设,在党的各级组织、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红军连队中均建立了党支部,并不断加强支部建设。

为了建强基层党支部,中央苏区时期开始大力建设“中心支部和模范支部”,订立革命竞赛条约,定期检查评比,树立典型,通过抓典型和重点,带动一般和后进,提升支部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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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同志曾在《党的建设》上发表文章《什么是中心支部和模范支部》,论述究竟什么是中心支部,什么是模范。

1932年夏,苏区中央局要求每个区都必须有计划地建立一两个模范支部。据此,各地陆续建立了一批模范支部。

兴国县高兴区黄岑乡党支部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它的支部大会能讨论到苏维埃赤卫军等工作,每次开会前各党小组都有充分的计划和讨论。党员们能按时到会,十分之九的人都能发言。全乡当红军的有80多人,其中党员就有20多个。

无论是扩红,还是成立赤卫军、救护排等等,黄岑乡党支部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使全乡各方面工作都走在了全区甚至全县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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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岑乡党支部的先进经验,被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专门刊发,在整个中央苏区推广学习。

建立模范支部,更重要的是用他们的先进经验去指导一般的、落后的支部。除了在报纸上、全体大会上分享经验,中央还会从模范支部征调干部,组织突击队去加强和突击落后支部的工作。

当时,兴国县委书记谢名仁坚持贯彻党员干部“十带头”制度,工作十分扎实。1933年,短短3个月内,兴国县全县就动员了一万余名青壮年参加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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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干部“十带头”。

1934年2月,谢名仁调任瑞金县委书记。几个月后,瑞金也成为了模范县,《红色中华》报整版刊登文章宣传经验。谢名仁成为创造两个模范县的县委书记,他的工作方法也在苏区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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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支部建设极大调动了党员的积极性,在“扩红”运动中,党员充分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据宁都、兴国等9个县统计,1932年10月20日至12月20日两个月内,报名参加红军的共有8977人,其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有4133名,占总数的48%;瑞金县隘前区大柏地支部更是整个支部都加入了红军。

党员干部们的努力化成了人民群众的慷慨帮助。

出发前的那段日子里,瑞金全县群众夜以继日赶制草鞋,仅3个月就为红军做了20万双。他们还主动把公债券和借谷票无偿退还给苏维埃政府。苏区妇女们发动了剪发运动,把头上的银饰和手上的戒指捐献给政府。

当时的苏区群众有一个共识,“帮红军做事,就是帮自己做事”。

这一认识的形成,是因为他们真真切切感受到红军是在为他们谋利益,是苏区的党员干部们真真切切为他们办实事、解难题。

沙洲坝那一口使用至今的“红井”,就是最好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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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沙洲坝村民祖祖辈辈喝的水,都来自村里那口不流通的池塘。池塘水体受到了污染,很多村民都因此生了病。

村民们也想打井,但请来的算命先生说,沙洲坝是个旱龙,不能挖井,否则会惊动地下的龙脉,十里八乡都要遭殃,因此,没人敢再提挖井之事了。

1933年4月,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搬来沙洲坝居住办公。

了解到这样的情况,毛主席决定,挖井!他说,如果旱龙要怪罪,那就来找我毛泽东好了。

在毛主席的带领下,机关干部和部分群众一齐上阵,几天时间,一口水井就基本挖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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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主席的带领下,机关干部和部分群众一齐上阵,几天时间,一口水井就基本挖好了。

为了把井水滤清,毛主席亲自下到井底,铺了沙石,垫好木炭。从此,沙洲坝人民结束了饮用脏塘水的历史。

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占领苏区,下令毁井。

当地群众自然不肯作罢。那边毁井,这边修井。来来回回,最终,水井成功保住。

1951年,沙洲坝群众将这口井进行了全面维修,并称它为“红井”,同时在井旁立了一块石碑,上边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建设模范支部,用典型引路,让先进帮后进,这一经验我们沿用至今。

模范支部建设依然是当前瑞金的一个党建工作重点,乡村、机关、医院、学校等各个领域的模范党组织创建都在推进。

同时,从党的光辉历程,特别是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建设和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探索中汲取经验启示,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瑞金市象湖街道解放路社区党委被评为瑞金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在城市社区,‌瑞金市象湖街道解放路社区有多个老旧小区,自建房、家属楼多,常住人口7000余人,多是老人,还有部分行动不便的残障人士。

社区党委建立“小巷管家”志愿服务队,充分发挥社区党员作用,开展常态化巡逻、宣传政策、纠纷调解等工作,运用自治机制把问题解决在巷子里,有效延伸社区治理神经末梢。

瑞金市人民检察院总支被评为赣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在机关,瑞金市检察院借鉴苏区时期“检察轻骑队”做法,组建政法轻骑队,建立“乡镇吹哨、轻骑队报到”联动机制,深入乡村、企业一线开展普法宣传、提供法律咨询、化解矛盾纠纷。

瑞金市泽覃乡安治村党支部被评为江西省乡村振兴模范党组织。

在乡村,瑞金市泽覃乡安治村盘活600平方米闲置房屋发展民宿及畲族特色餐饮,策划举办“三月三”畲族民俗节庆等活动,推出长桌盛宴、畲村草市等体验项目,形成“红色研学+绿色休闲+畲族特色体验”三色融合业态,实现村集体、村民双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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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模范支部,抓典型、带一般,从苏区时期到新时代,这条经验之路越走越宽广。

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每一名党员都化作一面鲜红的旗帜。

长征精神化作山河回响。

历史并未走远,它正以另一种方式,在这片红土地上继续生长。

(感谢江西瑞金市委组织部支持)

编辑:邢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