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10.15
近期，美国政府出台一系列人工智能相关措施，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9月29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在官方通信与政策文件中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当天白宫即邀请美国主要科技企业负责人参加“超级智能午宴”。10月4日，美国又成立由国家情报总监牵头、直接向总统汇报的“超级智能部队”，意图改变美国参与人工智能竞争的组织形式。
本文指出，这一系列动作并非简单的技术表述调整，而是美国将人工智能从产业创新领域提升为国家战略竞争工程的信号：以“超级智能”划分现实产业发展与未来风险治理，为产业扩张预留政策空间，并推动科技企业与国家战略形成更紧密的利益共生关系。在这一背景下，中美AI关系更可能呈现“发展拒止、风险防止”下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状态，AI时代大国竞争的主动权，取决于谁能率先将智能优势转化为国家战略能力。
2026年9月29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在官方通信、政策文件、政府网站和公开声明中，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改称为“超级智能”（Super Intelligence，SI）。同一天，白宫邀请谷歌、Meta、英伟达、OpenAI、Anthropic、xAI等美国主要科技企业负责人参加“超级智能午宴”，美国科技企业迅速接受这一新的政策表述。
从技术定义看，这一变化颇具争议。人工智能是当前已经存在并快速发展的技术体系，而超级智能更多指向一种未来可能出现的人工智能形态，即在广泛认知领域超过人类能力的系统。目前的大模型已经展现出强大的语言理解、代码生成和科学辅助能力，但距离严格意义上的超级智能仍存在明显距离。
然而，当一个尚未实现的技术概念通过总统行政令进入政府语言体系，其意义已经超越技术讨论本身。过去几十年，AI主要属于科技产业竞争领域，企业争夺模型性能，大学推动基础研究，资本寻找商业机会，政府提供科研支持和制度环境。美国科技优势，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种市场驱动的创新生态之上。
AI的发展正在改变这一逻辑。与互联网时代主要依靠软件创新和市场扩散不同，AI竞争越来越依赖复杂的基础条件，背后连接的是半导体产业、电力基础设施、制造体系、军事应用以及国际规则。当一种技术开始影响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安全能力和国际竞争位置，就超越了产业范畴，成为国家战略能力问题。
因此，特朗普推动“人工智能”向“超级智能”转换，表明美国正在通过新的语言体系重新定义AI的位置。美国试图向国内社会和国际竞争者传递一个信号：AI正在从产业创新领域进入国家战略竞争领域，美国需要以国家战略工程的方式组织这场竞争。
特朗普认为，超级智能的说法比人工智能更准确（图源：德国之声）
“超级智能”背后：
美国重新划定AI发展边界
“超级智能”首先是一种政策概念，用于为未来技术发展和治理安排预留空间。从技术角度看，“超级智能”仍然属于未来概念，目前还未实现。特朗普政府对此并非没有认识，相关行政安排已明确：在过渡阶段仍沿用原有人工智能法律定义，同时要求科技政策顾问在规定期限内提出新的“超级智能”定义方案。
过去几年，美国围绕AI发展的“取舍”形成了一场持续争论。一方面，特朗普及大型科技企业希望继续扩大模型规模，增加算力投入，争取在下一轮技术竞争中保持领先；另一方面，民主党和社会公众对AI带来的就业变化、隐私风险、算法影响以及潜在安全问题保持高度关注，要求政府加强监管。这种矛盾并非AI独有。每一次重大技术革命都会伴随发展速度与社会风险之间的张力。AI同样如此，它既被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被视为可能改变社会运行方式的新变量。
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如果AI长期被公众理解为主要带来风险的技术，监管压力可能削弱企业投入，影响美国保持技术优势的能力。
特朗普政府推动“超级智能”概念，实际上是在重新划定AI政策边界，相当于划定了“防火墙”，防止对AI的管控“误伤”AI的发展。现实中的AI产业发展，包括大模型、智能体、数据中心和算力基础设施，作为“人工智能”被视为美国必须加速发展的战略领域；“超级智能”作为未来高度自主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则被纳入更长期的安全治理框架。
因此，“超级智能”承担了一种政策分层功能：它将现实中的产业发展与未来可能出现的技术风险区分开来，避免风险叙事压缩AI产业发展的空间，从而为AI产业扩张创造更大的政策空间，同时也为未来高级AI治理保留空间。
从风险治理到产业竞争：
特朗普重塑AI叙事
技术突破可以发生在实验室，产业发展却需要建立在更广泛的社会共识之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最终都需要获得社会支持。当AI进入大规模发展阶段，社会如何理解这项技术，本身也成为影响产业竞争的重要因素。
过去几年，美国社会对AI发展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矛盾”心态：希望享受技术红利，同时担心技术风险和成本负担。
一方面，AI被认为可能提高生产效率、推动产业升级，并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就业替代、隐私保护、算法偏见以及技术失控等问题，也不断引发公众担忧。
这种矛盾在数据中心建设问题上表现得更加明显。美科技企业正在加速建设大型数据中心，需要大量土地、电力和水资源。对于普通居民而言，大规模数据中心扩张可能带来电力需求增加和基础设施成本上升的压力。AI因此呈现出一种现实张力：它代表未来产业机会，也需要社会承担建设这一未来的现实成本。这对美国政府也形成了一种新的政策挑战：AI产业需要快速发展，但产业扩张又必须获得社会接受。如果AI长期被公众理解为一种主要带来风险的技术，那么企业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可能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
Alphabet的一个数据中心，该公司去年转向债券市场为AI投资提供资金（图源：华尔街日报）
特朗普政府推动“超级智能”概念，正是在改变AI进入公共政治空间的方式。过去，AI讨论更多围绕风险展开；特朗普政府希望强化AI带来的经济机会、产业价值和国家竞争意义。白宫相关政策文件强调超级智能的发展潜力，希望通过新的政策叙事，为产业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忽视AI风险，而是重新调整发展与治理之间的政策排序。在特朗普政府的框架中，现实中的AI产业需要保持快速发展，未来可能出现的高级智能风险则通过治理机制加以管理。两者被放入不同政策轨道，使美国能够继续推动产业扩张，同时保留未来监管空间。
硅谷为何迅速
拥抱“超级智能”？
特朗普推出“超级智能”概念之后，美国科技企业迅速跟进。黄仁勋将数据中心称为“超级智能工厂”（Super Intelligence Factories，SI factories），马斯克旗下SpaceX AI也采用了类似表述。从表面看，这是企业对政府政策语言的回应；但更深层看，美国科技产业与国家战略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共生型关系。
过去几十年，美国科技产业与政府之间保持着一种特殊互动模式。政府通过科研投入、知识产权保护、市场规则和国际环境，为企业创新提供制度条件；企业则依靠市场竞争和技术突破形成商业优势。企业、资本和人才成为创新的主要驱动力，政府更多承担生态建设者的角色。
AI正在改变这种关系。AI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国家层面的基础条件。先进芯片供应受到产业政策影响，数据中心建设需要能源和土地支持，大模型训练需要庞大的计算资源，军事AI应用又需要政府采购和安全体系参与。AI竞争已经不再只是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也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之间的竞争。
在这一背景下，科技企业拥抱“超级智能”，既有技术判断，也有战略考量。企业希望扩大市场空间、减少监管压力，并借助国家战略获得更有利的竞争环境。一个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的技术领域，意味着更多政策关注、更大的资源投入和更加稳定的发展预期。AI从产业机会转变为国家竞争领域，也提升了科技企业在政策体系中的战略位置。
因此，AI时代的美国产业与政府关系，正在从过去的“企业创新、政府支持”转向更加紧密的战略协同与利益共生关系。
特朗普与包括Meta、英伟达、SpaceX AI和谷歌在内的主要科技公司领导人合影（图源：纽约时报）
超级智能部队：
美国重新组织AI时代的国家能力
如果说“超级智能”概念标识的是美国理解AI的方式，那么超级智能部队（Super Intelligence Force，SIF）的成立，则体现出美国正在改变参与AI竞争的组织方式。2026年10月，特朗普政府成立SIF，并要求该机构直接向总统和白宫幕僚长汇报。该机构成员横跨国家情报体系、贸易监管、国防研发以及政府组织管理等领域，形成了一个跨部门协调架构。
这一机构的设置折射出AI正在推动美国重新思考如何组织国家战略力量。回顾美国科技发展历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一直处于调整之中。二战和冷战时期，美国依靠政府战略牵引、国防需求、大学科研和产业体系结合，在半导体、互联网、航空航天等领域形成技术优势。冷战结束后，科技创新更多转向市场驱动，风险资本、企业创新和全球人才流动成为硅谷模式的核心力量。AI时代，更加依赖芯片、算力、能源、数据和产业场景等基础设施的系统性支撑，产业竞争已经从单个企业的技术突破转向国家创新体系的综合性竞争。
面对大国战略竞争，美国开始重新强调国家战略协调能力。SIF的组织方式不同于美国传统的“部门分工＋白宫协调”的部门分工模式，反而与中国常见的“高层牵头、跨部门专班、任务导向”跨部门领导小组、专项委员会模式有些相似：先不划部门边界，而是先确定国家战略任务，再整合资源予以集体行动与分工落实。
SIF的设计，体现出美国面向战略技术竞争重塑协调机制的尝试——国家试图强力统筹原本分散的战略能力要素：情报体系负责技术变化和外部竞争判断，国防部门关注安全应用，贸易监管部门关注产业竞争，行政体系负责组织协调。不同部门围绕“超级智能”这一战略任务形成行动协同。
这也反映出一个更深层的趋势：当科技竞争进入战略阶段，不同国家都在探索如何突破传统治理边界，将科研、产业、安全和基础设施能力结合起来，以应对AI带来的系统性竞争压力。AI时代的大国竞争，也在将国家战略能力的统筹、组织、配置模式推向新阶段。
为何情报总监牵头？
AI时代的战略感知能力
SIF最受关注的制度安排，是由国家情报总监担任领导角色。这一变化反映出国家竞争进一步延伸到战略感知能力——谁能够更早发现变化、更准确判断趋势，并将认知转化为行动。过去，AI主要被视为科技创新和产业竞争领域的问题，企业负责技术突破，政府负责政策环境和风险治理。但随着AI越来越深地影响经济结构、军事能力和国际竞争格局，美国开始将其置于更高层级的战略体系中进行考量。
特朗普总统4日宣布，正式成立“超级智能部队”（Super Intelligence Force，简称SIF），由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担任领导角色（图源：星岛日报）
从这个角度看，情报体系参与AI治理具有内在逻辑：
一是极大缩短了“战略感知—总统决策—行动响应”的政策链条，突出态势感知的先导作用。AI时代，战略感知能力正在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情报机构通过信息分析形成战略判断，可以形成国家级的快速感知能力。此外，SIF被要求直接向总统和白宫幕僚长汇报，而非通过任何内阁部门或国会渠道，追求的是“更快感知、更快决策、更快执行”的政策效果。
二是情报总监牵头SIF也体现出美国对AI安全概念的重新理解——AI即国家安全。过去，AI安全更多关注算法可靠性、数据隐私和社会风险；随着大国科技竞争加剧，美国正在将技术领先、供应链稳定和产业优势纳入安全讨论范围。AI安全由单纯防范技术风险，逐渐延伸到维护国家竞争优势和技术主权的范畴。
中美AI博弈进入新阶段
美国推动“超级智能”概念，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争夺AI时代的话语权和定义权。技术发展的方向从来不仅由实验室决定，也受到概念、标准和规则的影响。工业时代，英国凭借制造优势影响全球贸易规则；互联网时代，美国依靠科技企业和平台能力塑造数字秩序。进入AI时代，美国希望提前参与甚至主导关于技术安全、治理规则和发展方向的讨论。
但话语权最终建立在实力基础之上。一个国家能够影响规则，首先要拥有创造规则背后的技术和产业实力。因此，美国的AI战略呈现出双重逻辑：一方面，通过出口管制、产业政策和联盟合作维护技术优势；另一方面，也寻求与其他国家围绕AI安全、治理规则开展有限合作。
这一逻辑同样体现在美国对华AI政策中。笔者认为美国对中国AI发展的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发展拒止、风险防止”。所谓“发展拒止”，是指美国希望限制中国获得先进AI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和能力，包括先进芯片、核心技术和部分产业生态，并不希望与中国共享由美国企业和科研体系形成的技术优势。所谓“风险防止”，则是指在AI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领域，美国仍然需要与中国保持沟通。
这也决定了未来中美AI关系不会简单表现为全面脱钩，而更可能呈现“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状态。双方将在技术发展、产业竞争和规则塑造领域保持长期竞争，同时在AI安全、全球治理等问题上保留有限合作空间。AI正在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综合性议题，它同时连接经济竞争、安全竞争和国际秩序竞争。
特朗普在 America.gov 网站的启动仪式上发表讲话，表示不会考虑与中国合资发展人工智能（图源：BBC）
结语：
创造未来者才能“定义未来”
从“AI”到“SI”，特朗普推动“超级智能”概念，表层是一次技术语言调整，深层是美国对AI战略意义的重新定位——通过重新定义AI、重新组织AI和重新塑造AI治理体系，美国正在尝试将AI纳入国家战略竞争框架，探索适应AI时代的新型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未来AI时代的大国竞争，本质上是创造智能、驾驭智能并将其转化为未来秩序塑造能力的竞争。历史经验表明，国际秩序塑造能力来源于技术优势、产业基础和组织能力的长期积累。英国依靠工业体系影响全球规则，美国依靠科技生态塑造数字秩序。AI时代，决定竞争主动权的将是谁能够率先形成智能生产体系，并将智能优势转化为国家战略能力。
本文作者
梅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助理院长，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美大战略和东亚安全、国防经济与军工复合体、先进技术创新与产业政策。
GBA Review 新传媒
校对｜李 征
排版｜许梓烽
初审｜钟 天
终审｜冯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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