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2月17日清晨，福建厦门外海，副师长张清荣驾驶一条小渔船，在薄雾中驶向金门。抵达近岸后，他向岛上守军喊话，报出了自己的身份。这起事件后来被台湾方面大肆宣传，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叛逃事件中颇受关注的一桩。
张清荣是河北保定人，抗日战争初期参加八路军。战争年代，他从基层军官逐步升任营、团级职务，后来进入炮兵部队。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随部队赴朝作战，回国时已担任副师长。按相关资料记载，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中校军衔，之后调任福州军区，成为一名三十多岁的副师长。
这样的经历，在当时并不普通。
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又经历了抗美援朝，战功和资历都摆在那里。可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中的军人，习惯了枪林弹雨和快速晋升，进入和平时期后，能否重新调整心态，是一道不容易过的关。
张清荣回到国内后，逐渐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据有关材料记载，他认为自己的功劳与职位并不相称，对日常工作敷衍应付，常常出入茶馆酒肆，生活作风也受到批评。军区领导曾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收敛骄气，安心履职。
谈话没有产生预期效果。
有意思的是，张清荣的问题并非突然发生。战争年代的荣誉、和平时期的待遇、个人欲望的膨胀，几种因素搅在一起，慢慢改变了他的判断。他嫌弃与自己共同生活多年的妻子，开始向往所谓的“富贵生活”，对组织教育也产生了强烈抵触。
当时，台湾方面通过广播不断向大陆军政人员喊话，许诺高官厚禄，声称投奔之后可以得到金钱、职位和婚姻安排。具体宣传内容，在不同材料中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其核心目的很清楚：利用物质诱惑和政治话术，吸引大陆人员叛逃。
张清荣显然受到了影响。
据相关记载，他曾反复收听台湾广播，并设法与对岸取得联系。1957年12月17日，他利用职务便利弄到一条小船，趁天色未明驶往金门。面对岛上守军，他喊道：“我是张清荣，人民解放军副师长，前来投奔。”这句话是否为现场原话，材料没有完全统一，但他主动报明身份一事，记载较为一致。
一个副师长投奔金门，对台湾方面来说，具有很强的宣传价值。败退台湾后，国民党当局急于证明大陆军政人员仍在“向往”台湾，因此很快把张清荣包装成所谓“义士”，并让他改名为张春生，接受采访和公开活动。
台湾方面还对外宣称给予他晋升、黄金等奖励，并安排一名女子与其结婚。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细节主要见于台湾报刊和相关回忆材料，部分数字与情节存在出入，不能把所有宣传内容都当作完全可靠的事实。
张清荣短时间内成了被争相接待的人物。他被要求介绍大陆军队情况，也被安排到不同场合讲话。按常理说，一个刚刚叛逃、身份敏感的军官，不可能真正获得信任。所谓优待，更多是出于利用；所谓重视，也伴随着严密监视。
这一点，他未必不明白。
据国民党方面参谋总长王叔铭的日记记载，张清荣后来言谈失控，频繁发表意见，公开指责他人，讲话没有顾忌，甚至在不合适的场合泄露不该说的话。王叔铭因此认为，他的精神状态已经不正常，并在材料中称其“得了神经病”。
但“精神失常”并不等于可以摆脱政治责任。对台湾当局而言，张清荣完成宣传用途后，价值已经迅速下降；而他不断讲话、四处活动，又可能带来新的麻烦。一个不受控制的叛逃人员，反而比沉默的俘获者更加危险。
1958年，张清荣在台北车站附近被宪兵逮捕。台湾报纸随后刊登消息，称他曾试图威胁、拉拢有关人员一同叛逃，后因有人报告而被捕。报道还特别提到，举报者和抓捕人员得到晋升、奖金及勋章。这类细节，透露出当局对内部人员的防范，也说明张清荣已经从“宣传样板”变成了“内部隐患”。
案件审理后，王叔铭在案卷上作出处理意见，主张枪决。关于执行时间，现有材料多称在1958年底前后完成。至于他究竟是因精神疾病、再次策反，还是因掌握过多敏感情况而被处置，不同史料的叙述并不完全相同，不能只用“高兴过度”四个字解释。
可以确定的是，张清荣从人民解放军副师长变成台湾方面的宣传对象，前后不到一年，便走到了生命尽头。对他而言，真正致命的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渡海，而是把战争年代积累的功劳，误当成了追逐个人享受的本钱；又把对岸短暂的利用，误认为可以长久依靠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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