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新中国成立，这二十二位立下奇功的勇士，最终活到建国后的居然只有四个人，其中仅有两人在1955年走上授衔台，甚至还有一人连真实姓名都没能留在世上。这二十二位勇士后来究竟经历了什么？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战士又倒在了哪里？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四川境内，来到了水流湍急的大渡河畔。这里是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古战场，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了十几万重兵追堵拦截，蒋介石在南京公开发表讲话，叫嚣着要让红军在大渡河边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在此之前，红军先头部队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但因为河水太急无法架桥，部队只搜集到三只木船。全军有几万官兵和大量辎重，单靠三只木船摆渡，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才能全部过河。
国民党追兵正从几面合围，红军根本没有这么多时间等待。毛主席与中革军委当即下达紧急命令：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作为左纵队先头团，沿着大渡河西岸向北疾进，限期三天夺取泸定桥。
1935年5月28日清晨，红四团在行军途中突然接到军委新的电报，要求他们将夺桥时间提前一天，必须在5月29日夺下泸定桥。此时红四团驻地距离泸定桥还有整整240华里。
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立刻动员全团：轻装前进，一天一夜赶到泸定桥。
那一天一夜的时间里，红四团战士不仅要赶路，还在半路打了两场阻击战，击溃了沿途的反动民团。傍晚天空下起倾盆大雨，山路陡峭泥泞，山坡上不断有碎石滑落。
战士们顾不上停下来生火做饭，就把干粮袋里的生大米抓出来直接放在嘴里嚼着充饥。很多人实在太困，一边跑一边打瞌睡，摔倒在泥水里爬起来继续跟上队伍。凭着惊人的意志力，红四团在5月29日凌晨按时赶到了泸定桥西岸，创造了一昼夜急行军240华里的奇迹。
然而摆在他们眼前的泸定桥，是一处极其险恶的关隘。
泸定桥始建于清代康熙年间，全桥长103米，宽约3米，横跨在大渡河上，离汹涌的江面有几十米高。全桥由13根粗重的铁链固定在两岸石壁上，底下9根铁链是底链，原来铺着木板，两侧各有2根铁链作为扶手。
面对没有退路的绝境，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决定从第二连挑选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
这22名战士由二连连长廖大珠担任突击队长，二连政治指导员王海云担任政治指导员。每名突击队员只领到最基础的单兵装备：腰里别一支毛瑟驳壳枪，背上背一把大刀，胸前挂着几个木柄手榴弹。没有防弹护具，没有多余物资。
5月29日下午16点整，红四团全团司号员在大渡河西岸同时吹响了冲锋号。团里的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火力全开，猛烈压制对岸守军的火力点。
突击队长廖大珠大喊一声冲，22名战士跃出工事登上铁链。他们两手紧紧抓着两侧的铁链，脚下踩着底链，身体悬在咆哮的江水上方，手脚并用一寸一寸朝东岸挪动。
紧跟在突击队身后的，是红四团第三连的官兵。三连战士不仅要跟着向前爬，每人背上还绑着一块木板。他们一边冒着弹雨爬行，一边把木板铺在9根底链上，为后续大部队铺出一条进攻通道。
对岸川军发现红军在铁索上爬行，机枪子弹疯狂扫射过来，密集的子弹打在铁索上火星乱迸。几名红军战士中弹，直接坠落进下方湍急的江水里；有的战士手指被子弹打伤，鲜血淋漓，依然咬着牙死死抓住铁链继续往前爬。
就在突击队员爬到距离东桥头只有十几米远的时候，对岸守军突然将堆在桥头的木板全浇上煤油，点燃了大火。烈火猛烈燃烧，黑烟滚滚，瞬间封死了桥头出口。
面对眼前的烈火，廖大珠和队员们没有停下脚步，他们高喊着口号穿过火堆，直接跳进东桥头阵地。战士们抽出身后的大刀，端起驳壳枪，在狭窄的工事里与敌人展开近距离肉搏。后续的三连和全团部队踩着刚刚铺好的木板快速跟进。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交火，红军全歼守桥川军，完全控制了泸定桥。
四天之后，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主力从泸定桥顺利过河，摆脱了十几万国民党追兵的包围。
夺取泸定桥是一场决定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胜仗，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要把这22名勇士的名字完整记录下来，却成了极难办到的事情。
战斗刚打完，对岸城内的残敌还在溃逃，后方追击的国民党大军已经逼近。红四团根本没有时间休整，甚至连开一次庆功会的时间都没有，部队当天就接到命令继续北上，开赴天全和宝兴方向，准备翻越夹金山。
当时许多从农村走出来的战士没有上过学，互相比对时只知道连队里的籍贯和外号。在随后的长征途中，红四团经历了多次激烈的战斗，整编、减员十分频繁，随军档案在行军和战火中大量损毁散失。等到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想要寻找这22名勇士时，很多线索都已经中断。
直到1985年，在飞夺泸定桥战斗过去整整五十年后，泸定桥纪念馆联合有关军史研究部门展开了一次规模很大的调查考证。工作人员先后奔赴北京、江西、河北等地，当面走访了开国上将杨成武，以及幸存的当事人刘金山、李友林等人，查阅了大量红军时期的电报和日记，最终才梳理出一份相对完整的名单。
在这份经过多方印证的名单中，记载了部分勇士的名字：廖大珠、王海云、李友林、刘金山、刘梓华、赵长发、杨田铭、魏小三、刘大贵、李富仁。
但在这22个人当中，有一位立下奇功的战士，至死都没有留下真实的姓名，大家只管他叫云贵川。
云贵川是云南、贵州、四川交界山区的苗族小伙子，1935年参加红军时只有十六七岁。他身材偏瘦，个头不高，但从小在崇山峻岭间采药打猎，脚力过人，攀爬峭壁的动作极快。
在飞夺泸定桥的那天下午，云贵川也是突击队的一员，他在铁索上动作非常敏捷，迅速爬到前方，协助战友夺取了桥头。
到了1935年9月，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南部的天险腊子口。腊子口是两座垂直山峰之间的一条极其狭窄的隘口，国民党鲁大昌部在悬崖上修筑了密集的碉堡，用手榴弹和重机枪死死封锁住隘口通道，红军连续组织了数次正面强攻都没能打下来，伤亡很大。
关键时刻，这名苗族少年再次站了出来。他脱下鞋子光着脚板，腰里缠着一根接满绳索的长竹竿，竿头绑着铁钩。他冒着夜色徒手在近乎九十度的悬崖石缝间摸索攀登，硬是一点一点爬到了敌人碉堡上方的峭壁顶端。
随后，云贵川把绳索放下来，协助后面的红军突击队员顺着绳子全部攀上绝壁。突击队员从敌人头顶上方猛甩手榴弹，一举炸毁了碉堡，为中央红军打开了北上甘肃的最后一道大门。
在随后的战斗中，这位立下大功的苗族战士壮烈牺牲。因为他入伍时间短，老乡战友只记得他来自西南大山，平时叫他云贵川，直到牺牲，谁也没能问出他的真实籍贯和父母起的名字。
而当年率领突击队强攻泸定桥的干部们，大部分也没能走出战争年代。
突击队长廖大珠是江西人，作战极其勇猛，在随后的长征战斗中壮烈牺牲。二连政治指导员王海云同样在长征路上牺牲。名单里的魏小三、刘大贵、李富仁等人，都在之后的严酷战斗中倒下，长眠在雪山草地和抗日战场上。
整整二十二名勇士，有超过八成的人牺牲在黎明到来之前，没能亲眼看一看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新中国。
经过漫长的战火洗礼，飞夺泸定桥的22名突击队员中，经过多方考证，确认活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只有四个人：刘金山、李友林、刘梓华、杨田铭。另外虽然有记载提到赵长发的名字，但他转入地方后音讯断绝，缺乏完整的组织档案核实。
这四位幸存的老红军战士，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历也完全不同。
第一位是刘金山。刘金山是江西赣县人，出生于1915年，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飞夺泸定桥那天，他刚刚满二十岁。作为二连的青年突击队员，他在铁索上奋力向前爬行，身上多处被弹片擦伤。
战斗胜利后，刘金山继续跟随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被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先后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伏击战和广阳伏击战。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团长、副师长，跟随第四野战军从东北一路打到了海南岛。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因战功显赫、经历完整，刘金山被正式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晚年的刘金山深居简出。每当有部队院校的官兵和青年学生前去拜访，请他讲述当年飞夺泸定桥的战斗场面时，刘金山总是表情严肃地摆手说道：我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是那些掉进大渡河里、连名字都没留下来的战友。1999年，刘金山因病逝世，享年84岁。
第二位是李友林。李友林是江西瑞金人，1914年出生，早年在家乡参加赤卫队，后来编入红四团。在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中，他是第一批冲进对岸大火的队员之一。
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李友林多次担任一线指挥职务，在前线多次负伤。1955年全军大授衔时，李友林被授予上校军衔。离休之后，李友林定居在地方，平日里很少向邻居和子女提及自己的战功。他常常坐在院子里看着远方发呆，回忆起长征中牺牲的战友。1997年，李友林病逝。
第三位是刘梓华。刘梓华是江西萍乡人，出生于1912年，参加红军后作战非常坚决。在泸定桥突击战斗中，他担任掩护和冲击任务，在冲过桥头阵地时被敌人的弹片击中，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此后他忍着病痛走完长征路，又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由于战场负伤过多，长期缺乏良好的医疗条件，他的身体极度衰弱。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刘梓华被安排在后方休养治病。到了1951年，刘梓华在北京因病逝世，年仅39岁。他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但遗憾地没能等到1955年的人民军队大授衔。
第四位是杨田铭。杨田铭同样在强攻泸定桥的战斗中立下战功。在后来的连续交火中，他因重伤无法继续跟随野战部队长途行军，后来按照组织安排转业到了地方基层部门工作。他一生安分守己，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特殊待遇要求，默默在工作岗位上奉献，于1963年病故。
二十二个人冲上铁索，只有四个人看到了五星红旗升起，只有两个人戴上了共和国的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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