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0月，北京大学红楼，26岁的毛泽东第一次走进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那时的毛泽东还不是后来声名卓著的革命家，只是一名来自湖南的青年，正在为生活奔波，也在为中国的出路苦苦寻找答案。

这次见面，起因并不轰轰烈烈。杨昌济把毛泽东介绍给李大钊，希望这位湖南青年能在北大找到一份差事。李大钊没有摆出教授的架子，很快安排他担任图书馆助理员，月薪8元，负责登记报刊、管理阅览室和打扫卫生。

工作琐碎，却给毛泽东打开了一扇窗。

当时的北大，是新思想汇聚之地。各种报刊、学说和人物在这里碰撞，旧有的观念不断受到冲击。毛泽东每天接触新出版物，听到不同观点，也见到了许多活跃于思想界的学者。那份并不丰厚的工资，换来的却是难得的阅读条件和观察社会的机会。

李大钊对这个年轻人很有兴趣。毛泽东谈问题时，常常不拘泥于书本，而是把个人经历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李大钊检查工作时，两人便站在书架旁交谈，有时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你认为中国的问题，症结在哪里？”李大钊曾这样追问。

毛泽东的回答并不成熟，却充满锋芒。他关心民众生活，也思考教育、政治和社会改造。李大钊从中看出，这个湖南青年并非只想求得个人出路，而是在寻找一条能够改变中国的道路。

毛泽东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读过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那篇《青春》鼓励青年摆脱黑暗、创造新的社会。对当时的毛泽东来说，这种文字不是空泛的口号，而像是有人替他把心中模糊的愿望说了出来。

真正产生冲击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带来的世界变化。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表《庶民的胜利》等演说，指出俄国革命代表着新的历史潮流。他的观点十分鲜明：世界政治不应永远由少数人支配，普通劳动者也能够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

“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对毛泽东而言，它重要的不只是一句判断，更是一种思考方法：不能只在旧制度内部修修补补，而要追问社会结构为何如此，人民为何长期受压迫，又该依靠什么力量完成改变。

李大钊还允许毛泽东旁听北大的课程，并介绍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新闻学研究会等活动。通过这些机会，毛泽东接触到更多青年和学者，认识了邓中夏、罗章龙等人，也逐渐从单纯的读书求学，转向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深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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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3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为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奔走。此后，他回到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以通俗而有力的文字讨论国内外局势。刊物寄到北京后，李大钊认真阅读，并称赞它“长处在议论一方面”，认为这份刊物在当时颇有分量。

南北相隔，思想上的联系却没有中断。

1919年冬，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住在北长街福佑寺附近。他很快去北大拜访李大钊，谈湖南驱张运动，也谈文化传播和青年组织。此时的李大钊，正在筹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向毛泽东推荐《共产党宣言》节译本、《阶级斗争》等书籍。

这些阅读，使毛泽东的思考进一步转向马克思主义。他后来回忆，自己过去对许多问题“很懵懂”，这次北上之后，因为接触了更多人和更多思想，开始觉得社会政治问题必须认真研究。这个变化，正是北京经历留下的深刻印记。

1920年春，毛泽东离开北京回到长沙，筹办文化书社，计划用较简便的方式向湖南青年介绍新书报。李大钊得知后，主动在北京方面提供帮助，使书社采购书刊时减少了许多困难。思想传播并非只靠演说，也要靠一批批书刊进入学校、工人和青年之中。

同年，上海、北京、长沙等地先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在北京积极组织活动，还拿出个人收入支持早期工作。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李大钊因事务繁忙未能出席，但北京小组派张国焘、刘仁静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则参与了长沙小组的创建。

两个人的道路，从一次图书馆见面，逐渐汇入同一场历史运动。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年仅38岁。面对敌人的威胁，他没有退缩，临刑前仍坚信共产主义事业不会因个人牺牲而停止。那一年，毛泽东34岁，正在南方从事革命活动。李大钊牺牲的消息传来后，他深感悲痛，并在同年8月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提议向李大钊等牺牲者默哀。

李大钊没有亲眼看到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广场，也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时升起的五星红旗。但他在北大红楼里递给毛泽东的那些书，讲过的那些道理，以及关于世界未来的判断，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早期思想转变中无法绕开的一个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