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8月8日，福建福州机场上空，黄植诚驾驶教练机切断联络，压低高度，朝着大陆方向飞去。机场地面人员看到飞机后，并没有立即欢呼，而是先辨认其飞行动作。那几个特殊的动作，意味着飞行员不是来执行攻击任务，而是选择了另一条人生道路。
黄植诚并非临时起意。出生于1952年的他，早年进入台湾空军军官学校，后来成为飞行员、分队长，还担任过考核官。他熟悉台海空域，也知道台湾方面对航线、雷达和无线电通信的管控十分严密。一次偏航，可能就会引来拦截。
这次飞行中，黄植诚坐在教练机前座，许秋麟坐在后座。飞机离开台湾约80公里后，黄植诚关闭无线电，降低飞行高度，继续向西飞行。许秋麟察觉不对，急忙说：“教官，已经到了大陆上空，应该返航了。”
黄植诚没有改变方向。他告诉许秋麟，自己准备飞往大陆，并提出把他送到东引岛附近，让他跳伞求生。随后，黄植诚独自驾驶飞机飞向福州，最终在机场降落。这架飞机属于当时台湾空军较为先进的机型，数量有限，因此事件的军事影响不只是少了一架飞机那么简单。
消息传到台北后，压力迅速集中到军方高层。1981年11月25日，台湾方面的“国防部长”高魁元辞职。公开资料通常将这次人事变动与黄植诚驾机返回大陆联系在一起，但辞职并不等于高魁元亲自参与了事件，更像是军方为飞行员脱离管控承担政治责任。
高魁元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出身，抗战时期曾参加淞沪会战并负伤，后来担任过师长、军长。到台湾后，他长期处在军方核心位置，1965年出任“陆军总司令”。这样一位资历深、地位高的将领，最终因空军管控失误离开要职，足以说明事件造成的震动。
两年后，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1983年4月22日，空军军官李大维驾驶教练机离开台湾，向大陆方向飞行。他出身军人家庭，父亲和继父都与台湾军政系统关系密切，个人前途原本相当顺利，却选择了驾机离去。
李大维提前利用试飞任务熟悉航线。行动前，他还故意让同僚放松警惕，第二天独自进入机场。升空后，他采取低空飞行，尽量避开地面雷达的连续监视。抵达福建沿海附近时，天气和识别条件都不理想，地面人员一度误判，以为飞机可能来袭。
有意思的是，误会险些造成严重后果。岸边炮位向飞机开火，随后指挥部门发现情况异常，赶紧下令停止射击。李大维也明白，继续盘旋只会增加危险，便寻找地点迫降。飞机冲向滩涂，人员最终脱险。
李大维驾机离开后，台湾军方同样展开追责。当时担任“陆军总司令”的郝伯村被要求作出检讨。郝伯村是江苏盐城人，早年学习炮兵，曾参加中国远征军，后来在金门等地任职。1978年，他出任“陆军总司令”，属于台湾军方的重要人物。让陆军系统最高负责人检讨，反映出军方已不满足于处理基层人员。
第三起事件发生在1989年2月11日。台东机场附近，空军中校林贤顺执行的是一项核查飞行任务，内容与雷达覆盖、通信死角有关。正因为任务本身涉及监视盲区，他获得了接近真实空情环境的机会。
林贤顺升空后，起初按照规定航线飞行，随后突然改变方向，并从地面雷达屏幕上消失。台湾方面一度以为飞机发生故障，派出战机搜索。有人曾发现他的飞机低空向广东方向飞行，但由于距离拉开，加上无线电中断，拦截已经十分困难。
林贤顺原计划在汕头附近寻找机场，却受到低空雾气影响，始终未能准确确认位置。油料逐渐耗尽后，他只得跳伞，左臂受伤，后来被送往广州治疗。大陆方面对这起事件的公开报道较为简短，只说明台湾空军一架飞机因油料不足坠落，飞行员获救。
在台湾军方内部，这起事件引发了对空军指挥、政治管理和雷达体系的追查。担任空军总部政战部门负责人的唐飞中将被撤职。唐飞受过空军专业训练，也曾赴美国学习飞行，后来长期在空军系统任职。值得一提的是，他此次被撤职，并没有彻底结束军旅生涯，之后仍继续担任高级军职。
三次驾机事件，发生时间不同，具体经过也不一样。黄植诚事件后，台湾防务系统最高负责人辞职；李大维事件后，陆军总司令被要求检讨；林贤顺事件后，空军政战系统负责人被撤职。惩处对象的层级变化，恰好呈现出台湾方面每次追责时所承受的压力。
对飞行员而言，飞越海峡只是几个小时的航程；对军方而言，却牵涉训练、保密、雷达、通信和内部管理。飞机能够离开，说明问题并不只在某一个哨位，也暴露出层层防线之间并非没有缝隙。三肖事件之后，台湾方面不断强化空军人员审查与飞行管制，相关制度也随之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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