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使命。摆脱西方话语桎梏、建构新时代中国自主的民族叙事，是其中极为关键的一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科学视域，依托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深厚积淀，实现了民族叙事的理论重塑、范式革新与价值升维。从“两个结合”的理论叙事建构，到“术语的革命”的文明范式转型，再到以共同体理念破解西方现代化叙事迷思，这一兼具中国特色与时代价值的原创性理论成果，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民族叙事、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两个结合”视域下的理论契合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根基，源于文明观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通，是“两个结合”在民族领域最具标识性的原创性理论成果。不同于西方基于资本逻辑、种族对立、文明等级建构的民族叙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叙事立足于文明发展规律、贯通科学理论精髓与传统文明基因，实现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文明逻辑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提供了科学理论内核与叙事根基。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考察人类文明演进，揭示了民族作为历史文明共同体的本质属性，阐明民族发展依托物质生产实践、社会交往变迁与文明形态迭代而不断演进。马克思主义深刻批判了资本逻辑塑造的“虚假共同体”，指出资本主义以利益联结、阶级压迫、文明霸权构建的民族关系，本质上是异化、对立、排他的工具性关系，必然带来文明悖论与社会撕裂。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确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价值旨归，为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指明价值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积淀了深厚文明底色与叙事话语。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兼容并蓄，孕育出“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共生思维、“民为邦本”的价值立场、“变易革新”的辩证智慧，形成多元一体、兼容包容、守正创新的文明特质。中华文明的民族叙事尊重文明多样性、崇尚和合共生，与西方零和对立、优胜劣汰、单一线性的民族叙事形成本质区别。
“两个结合”实现文明观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贯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系统建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人民性、实践性、辩证性，激活了中华文明民本思想、和合文化、变易思维的当代价值，使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获得现代理论形态；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让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脱离外来理论的抽象思辨，扎根中国实践、符合中国国情、具备中国气派。经由“两个结合”淬炼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叙事，既超越了传统王朝史观与狭隘民族主义，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与文明冲突范式的话语桎梏，科学回答了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根本问题，夯实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理论根基与文明根基。
“术语的革命”的文明范式转换
长期以来，民族叙事被西方理论范式和叙事话语所垄断，“民族-国家”二元对立、文明冲突论、单一线性文明观等研究框架，致使民族叙事面临“话语依附”“理论失语”的困境。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诞生，依托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实现民族领域的“术语的革命”，推动民族叙事从理论范畴、思维方法到阐释体系的范式转换，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民族叙事提供科学方法。
“术语的革命”体现为民族叙事核心范畴的自主建构，打破西方概念垄断造成的“理论失语”局面。西方民族理论将民族问题政治化、对立化、工具化，以冲突论、同化论、中心论解释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原创性、标识性学术范畴，以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内核，重构了民族、共同体、文明交融、民族发展等民族叙事的核心术语。“四个与共”深刻揭示各民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联结，把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同中华民族整体命运紧密绑定，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指引，也是中国自主民族叙事不可或缺的标志性术语，实现了民族理论核心术语的本土化、自主化创新。
“术语的革命”依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思维实现方法论革新，切断“话语依附”链路。西方民族叙事长期受制于唯心史观与二元对立思维，割裂历史与现实、多元与一体、传统与现代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民族叙事提供正确历史观，立足各民族共同开拓、共同发展、共同创造文明的真实历史，确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客观性与现实必然性。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有效化解“多元与一体”的内在张力，既尊重各民族文化差异与发展个性，又坚守中华民族整体统一性，形成“多元并存、一体凝聚、和而不同、共生共进”的科学叙事逻辑。而“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进一步把这种辩证关系具象化，从生存处境、价值荣辱、安危存续、长远命运四个层次，打通历史、现实与未来，把“多元一体”从历史格局升华为全国各族人民自觉认同的共同体精神，丰富了我国民族研究的分析维度与价值立场。
“术语的革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一场文明范式变革，形成了兼具历史厚度、理论深度、实践效度的民族叙事新范式，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阐释框架，实现了当代中国民族叙事的主体性回归与自主性建构。
以共同体叙事破解现代性叙事困境
受西方现代化叙事困境的影响，西方民族叙事常将多民族国家现代转型固化为族群同质化、文明单一化、制度复刻化的西式路径，预设“多元必然冲突”“多样必然分裂”的叙事逻辑，构成民族叙事话语桎梏。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有效破解西方现代化叙事困境，彰显出深远的世界文明意蕴。
从现代化发展维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认知桎梏。西方现代化依托资本扩张与文明霸权推进，伴随着殖民掠夺、族群对立、文明割裂、贫富分化等固有顽疾，以资本逻辑钳制民族发展、泯灭文化特质，其本质是排他性、掠夺性、对抗性的现代化模式。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以多元一体替代二元对立、以交流互鉴替代单一同化、以共同发展替代零和博弈，在尊重民族差异、守护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与民族发展之路，充分证明现代化不存在唯一模式，民族叙事也并非西方文明一种阐释路径，中华文明完全可以依托自身文明禀赋实现现代转型。
从全球治理维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化解现代性民族困境提供中国方案。“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交织激荡下，西方中心主义、文明冲突论、二元对立叙事范式愈发缺乏阐释力，全球民族冲突、文明隔阂、认同撕裂问题频发，西方冲突论、霸权论、同化论早已无力应对复杂的文明难题，全球文明格局与民族叙事体系亟待新的思想供给与理论方案。中华民族共同体倡导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坚持平等互鉴、包容共生、团结共赢的文明交往原则，超越了西方虚假共同体的利益本位与狭隘族群本位，实现了民族发展、国家治理与文明进步的有机统一，为世界各国处理民族关系、协调多元差异、维护国家统一、实现长治久安提供全新治理范式。
从人类文明维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为通达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作为“两个结合”的文明创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贯通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想与中华文明天下大同追求，以“四个与共”与“多元一体”构筑民族叙事的价值内核，有力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叙事，形成区别于西方文明霸权、文明冲突、文明固化的文明新形态，重塑了文明平等、文明互鉴、文明共生的新型交往秩序，为推动世界文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文明力量。
新征程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一步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团结根基，以“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与“五个共同”的民族实践，为人类社会解决民族问题、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中国注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也必将伴随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而呈现出开放性与可能性，并在与世界多民族主体的交流中生发出自身独特的理论叙事与世界意蕴。
（作者单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