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城市不再疯狂生长，他愿意做一个「杂货铺设计师」｜最酷的朋友|建筑大师|建筑师|建筑设计|设计师|贝聿铭

我是爱哲，欢迎来到故事FM和小米汽车共同策划的视频播客栏目「最酷的朋友」。在这个栏目里，我会带你去见一见那些有趣又酷的小米车主在如何玩转人生。

很少有职业像建筑设计师一样，与经济发展的脉搏如此紧密相连。经济高速增长期，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到处都要建筑设计师规划蓝图；而经济放缓时，城市的变化也停下来，建筑设计师的职业面临挑战。

今天节目的嘉宾就是一位建筑设计师，他正好亲历了这样的变化。他曾经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年代，带着成为建筑大师的梦想走进这个行业，也在后来，面对了许多当初没有预料到的转变。

当一个人经历了一个行业的大起大落，他会怎样看待自己的选择和努力，以及时代给予的机会？当未来不再像当初想象的那样，他又该怎样判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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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的中国：「这才是全世界建筑师的舞台」

爱哲：我知道你的论文是关于中国建筑行业的流变，我对建筑的历史也非常感兴趣。我每次去各地旅游的时候，都要看一下当地的现代建筑和古建筑，有点像一个历史时期的见证。

我在墨尔本大学的时候，论文刚好是研究中国的建筑师制度。现在是 2026 年，往前倒 100 年，1920 年代差不多就是中国现代建筑师的起源。在这之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师。比如修四合院和故宫的这些人，既用毛笔在纸上画图，同时也要去搬砖、锯木头，参与搭建的过程，实际上是工匠身兼建筑师。

建筑师是一个很现代的概念，是社会分工后的一个概念。建筑师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劳力工作，是通过设计去形成职业的完整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才把建筑师的制度带进中国。中国的几个大城市，比如上海，吸引了全世界的建筑师来实践，那时候有了中国最早的建筑师事务所。

下一个阶段就是建国之后，整体上学习的是苏联制度。那个时候更强调集体，就没有个人事务所。所有的建筑师都是在设计院里面工作，就像当时社会各个层面的部门一样，它都是国家的一个单位，通过集体的方式进行创作。这段时间建筑师是没有个人时间的，只能归为集体时间。那个时候很多建筑比如「十大建筑」，是我们当时讲叫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这种属于一个特定时期的一个创作流派和风格。

然后是 2000 年左右，中国加入世贸，因为各方面的经济体都放开了原有的限制，所以出现了第一批私人的设计公司。也就是说在 20 多年前，中国建筑师才真正意识到「我是一名个人建筑师，我可以在作品上写上我的名字。」

虽然这个变化比较晚，但这 20 多年开放了大建设的窗口，无论是国营、民营还是外国企业，都在这个窗口期贡献了大量的建筑，这是我们建设最繁荣的一个时期。

2000 年前后是我们比较愿意向外部世界展示、需要被世界所接纳和认可的状态，所以那一时期的「四大建筑」，国家大剧院、鸟巢、CCTV新大楼，是请了四位普利兹克奖得主来设计。

爱哲：我记得当时社会上还有一些批评，说中国成为了这些外国设计师的一个实验场。

我在清华建筑系当学生的时候，关于国家大剧院的争议应该是最多的。那时候有很多院士和老师反对，觉得这个东西太像一个天外来物，和周边的建筑不协调。当时是从一个很保守的状态，逐渐进入到接受新事物的状态，这个争议是必然的。

我的工作室刚好在大剧院旁边，周边的居民或者在附近上班的人，都会绕着它散步，很安静，很和谐，它并不是以一种锋芒毕露的状态来侵入这里。

人的观点是会变的。就像所有伟大的建筑，比如贝聿铭的金字塔，当年立在卢浮宫广场的时候，争议绝对不亚于这个。正是这几个建筑物的产生，开启了后来的建设时代，建筑设计也成为了一个显学，全社会都很关注。

那个时候我们心里应该都有一个大师梦。我记得很清楚，奥雷·舍人所在的 OMA 事务所，就是建造 CCTV 大楼的，当时在故宫东华门办展，我去看了，还听了他的讲座。那时候大家真的是有万丈的火焰在胸中，我的所有同学都觉得自己有朝一日是能够成为大师的，去设计一个城市最伟大的建筑。

我留学回国，就觉得中国才是全世界建筑师的舞台，是我们最活跃的地方。

成为建筑师，万丈火焰在胸中

我是 2002 年上的大学，当时的首选不是建筑系。我的高考成绩在我们西北的小城市来说还不错，就先进的清华土木工程系。

那个时候，我逐渐去了解自己究竟擅长什么事情。我从小学画画，包括素描和水彩，所有的画种都接触过，就想要进建筑系。当时已经考进清华的同学可以加试一个素描，但竞争还蛮激烈的。我去了以后发现画室坐了几十个人，但最后只给两个名额，好在最后还是成功了。我大一是在土木工程系学习的，从大二开始就进入了建筑系。

实际上这不算弯路，建筑设计结构永远不分家，有些比较特别的建筑之美是结构本身产生的，建筑设计和结构永远是一种相辅相成的状态。

建筑系的同学，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专业教室。每个人有一个超大的斜的桌子，可以在上面画图，还会做很多模型，是很专业的制图教室。我第一次进去感觉像爱丽丝掉到了兔子洞里面，五光十色的，所有的草图、渲染图、模型琳琅满目。

从那时候开始，我特别喜欢看建筑。去不同的国家，每次都是奔着最有代表性的建筑去的。我在墨尔本留学，那澳大利亚最标志性的建筑就是悉尼歌剧院，简直是全世界经典中的经典。

悉尼歌剧院的前广场是伸向海边的，一般在广场与海岸交界的地方就是一个栏杆，而设计师很巧妙地设计了一个 45 度的斜面。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靠在那个斜面上看了好几个小时。这种几何的精巧性，从曲面到实体的转换，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满足感、几何满足感。

悉尼歌剧院的建设时间是非常早的，远超乎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后来的建筑技术进展出现了更轻的结构体系，比如钢结构体系，也出现了更大跨度的处理手法。而那个年代想建造如此之高以及大跨度的建筑，只能是大力出奇迹，需要用更粗壮的钢筋混凝土去塑造它的造型。所以我在下面看的时候，看着几个贝壳下的肋，完全超乎于人的尺度，非常之雄壮且有力量，非常震撼人心。

在墨尔本大学研究建筑师理论的时期，因为需要研究设计院的历史，就比较关注当时的一些大设计院的建筑师，比如崔愷大师，我还去采访过他，他就是我未来的老板。崔院士设计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建筑物，包括北京的奥林匹克五环塔。

毕业之后，因为有一面之缘，也有给崔院士展示过我的研究成果，后来几经努力，终于在 2010 年进入了中国建筑设计院，在崔院士的部门工作。

崔院士的部门是做中国各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的，我们当时设计了「青海省三馆」，包括青海省图书馆、美术馆和文化馆。那是我从草图开始，亲手设计出来的，都是非常宏大的建筑。我有一次站在工地上，看着天上所有的塔吊在忙碌着，地下各种管线在铺设，真的有几千人在同时忙碌着搬材料、施工，我居然是这件事情的导演，我觉得有点恐慌，同时觉得真是很震撼的一件事情。

爱哲：我特别想知道那种感觉，一个建筑设计师见到自己的作品矗立在那，第一次走进去。

完全记得，非常熟悉的感觉。建筑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青海省图书馆进去以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中庭，有一束光从上面打下来，我觉得我对于光、对于空间，对于它的所有的理想真在这里的实现了。我告诉自己，这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我要记住这种感觉。但后来也经历了很多这种场景，有时候当它凝固在这里后，好像成为一个关于过去的故事了。兴奋点好像是永远在寻找更多的可能性、未被想出来的概念或者更不一样的空间。

爱哲：你后来做过的这么多的设计中，有没有遇到过某个建筑的使用者分享自己的感受和体验？

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挺重要的。因为建筑设计不像语言和绘画的图像，我们是通过建筑的空间去传递信息。我很希望他能理解我，但我不能告诉他，毕竟我不能待在那给他解说。我设计过一个宁夏的酒庄，在贺兰山下，是很小的一个房子，有一个露台，刚好对着远处的贺兰山。我们设计了一个挺精巧的空间，在建筑的外轮廓构成了一个画框，这是一个很小的有趣的空间设定。但你没法告诉任何人，也不可能写出来。后来过了些年，我在网上搜索这个建筑，我看到有个女生在那里拍打卡照，就是这个画面。那一刻我觉得：「好了，可以了，作为设计师，你的愿望被满足了。」

这件事情，用伟大的柯布西耶的一段特别有名的话去描述，大概意思就是：我用砖石去建造一个房子，你能用，这很好，但这没什么，这只是一个具备实用性、工程性的设计。而我用出挑的檐口和构件形成一个空间，你走进去以后说，「哇，这实在是太美了，这太好了」，这时候建筑才成为了艺术。我用这种方式打动了你，这一刻你和我产生了共鸣，这一刻建筑才是艺术。

所有伟大的作品，比如流水别墅、范斯沃斯住宅、安藤设计的住吉的长屋，实用性上都存在各种问题，有些甚至违背一般的、通用的原则。但是，使用的人，比如说宅子的屋主，有比较强烈的精神性而非实用性的意愿。比如所有人都觉得，一个住宅必须和外界有关系，需要通透，而安藤的住吉的长屋是把一个房子完全封闭起来，只朝内不朝外，因为它的屋主这样的需求和精神上的要求，它与普陀大众的美学观念有差异，但它不失败。

社会审美思潮是会变化的，而且一个时期的建筑不纯粹是关于建筑师的。您刚才有提到建筑师在这个时代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设计的层面上是，但我们所反映的也只是时代精神而已。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认知，是真正塑造它的城市和建筑形象的一个要点。

从宏大叙事到「杂货铺设计师」

我是 2007 年毕业的，因为我们的建筑学院要读 5 年。那时候是房地产热潮的时候，房地产非常赚钱，当年我的同学应该有一半去了房地产公司，不是作为乙方设计师了，这也是属于那个特定时期的发展道路。

出国也是另外一个去向，我觉得需要去看一看，建筑设计师一定是看过足够多的建筑之后，才能知道怎么设计建筑。安藤忠雄，他不是一个学建筑学的学生，他曾经是一名拳击手。但是他很喜欢建筑，他就自己去欧洲，去各个地方看建筑，最后也成为了一代建筑大师。

当时我去到一个西方制度的国家，所有的事情都不一样，比如公司的构成方式和当地设计师的工作方式，对我后来的影响还挺大的。

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大型事务所是有限的，最常见的是三五个人的小公司，这种小公司往往服务的就是邻近的街区。他们最常涉及的工作可能就是居民的住宅。因为澳大利亚地广人稀，最常见的居住方式就是每家一幢小房子。这和当时中国大设计院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从观念上来说还是进行了一版刷新。

我最后没有留在那里，也是因为澳洲的事务所经常一年到头只能做一个项目，它的设计过程非常长，是很缓慢的一种状态。但国内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当时不止是中国的留学生会回来，我 2010 年回到中国时候，在北京也认识了好多外国建筑师，其中一些人还加入了中国的设计院。

在设计院的时候，我有幸参与了其中很大型的建筑。这对一个 20 来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机会，20多岁的年轻人在澳洲应该也就只能画画停车场的汽车位吧，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差异造成的。

爱哲：当时你参与青海省三馆，恰好是在西部，你是不是看到了一些可能性。

某种程度上确实启发了我后来回西北创业，既然我在北京做的也是西部的项目，其实我回去也可以做。

我在设计院的这个时期，本质还是集体工作，但我们知道这个时代在变化，建筑师的身份会觉醒。我希望做一些自己的作品，追求自己的设计价值。在这种意义上，必须去开自己的事务所。

我是在 2013 年的 10 月份创立了我一个人的公司，一个人、一张桌子、一个电脑。后来换到了一个两间的办公室，每间大概四五十平米，两间加起来 100 平米，这是小工作室的状态。再后来，又去到了小写字楼的一层，面积是 600 平米。大概在 2018 年的时候，又拓展到那个写字楼的下一层，总共是 1200 平米。

因为建设热潮是全国性的，西部的发展比东部还要迟一些，所以那时候的需求更为旺盛。永远有新的城市地块释放出来，它一定都要配套起来的，你可以参与其中任何一种类型，这就逐渐逐渐就打开了，就这么逐渐滚雪球走下去的。

我记得 2018 还是 2019 年的时候，有一次包下了一个酒吧，大家在庆祝，还订了和我们建造项目一样的蛋糕，蛋糕上有一个建筑师在画图。我现在还很清晰地记得那个场景，我们请了歌手在台上唱歌，那个时候感觉应该是接近成功了。

当时我们完全没想到，接下来就是中国建筑行业的急转直下。

2023 年的前几个月，项目突然归零，一个项目都没有了，断崖式的，几个月都没有项目。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这样的空转撑不了多久，它的模式不成立了。那是很艰难的心理挣扎阶段，但好像不得不接受，这个模式结束了。

回到北京是因为多种要素，总体上来说，我们还是在特定的时代窗口在西部找到了一些机会。但是作为设计，受制于当地的发展水平，需求也没那么多元化，最有创意的尝试并没有机会实现，所以最有能量的地方永远是大城市，永远是更发达的区域。

那时候也开始关注其他国家的城市发展史。当热潮到达顶点的时候，一定是不可能再长时间地发展下去了。比如说美国很多城市是在二战后得以充分的发展，六七十年代建造了最多的房子，之后也进入到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房子，主体也停留在 50 年代到 70 年代之间。

爱哲：城市像化石一样，停留在它经济最繁荣的时期。

是的，今天的样子一定是最重要的标志。我们见证了中国最繁荣的城市发展时期，它将定义我们未来几十年主体的样貌，可能不会再有太大的变化了。每个城市当然是在更新，永远都会有新的房子出来，但是它不再是一种趋势和运动，它只是在旧有的基础上去产生一些微小的变化。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城市的常态，我们终于回归常态了。

以前可能会觉得，超高层建筑或者很大规模的建筑是一种发展的标志，是一种繁荣的象征。但这是一个特定时期的叙事，这些城市的图腾与纪念碑离你很远，你并不能真正使用它。经济不再处于过去高速发展的状态里，大家的观念会逐渐更接近自身，会更关乎于自己的衣食住行。

比如刘家琨的西村大院，我很喜欢他的作品，有对于市井生活更多的包容态度，也蕴含了中国人心目中集体生活的隐喻。他获得了普利兹克奖，其实普利兹克奖自身也在转变，它原先褒奖的是那些非常重要的现代主义大师，贝聿铭一定是标志性的建筑师。这些年，很多获奖的建筑师都是做小房子的，有些是做很小很小的建筑，比如给欠发达地区、非洲地区做一些简易的小帐篷，这也代表了这个时代的观念转变。

建筑师迟早有一天要真正地服务人，而不是服务于一个叙事。从美学的层面上，我曾经反思过自己，我做了这么多年建筑，好像没有真正给人做过建筑，为什么呢？原先我们做的这些大型的公共建筑，并没有一个特定的使用者，并没有倾听人的意见。

中国的住宅开发多数都是集合住宅的开发，也就是小区，所有的小区就那么几种户型。我有时候觉得用几种户型定义成千上万户的人的居住方式，是一种非常武断的行为。

当然今天也机会也更多了，因为中国除了城市以外，还有乡村。我们在乡村的实践有点接近这个状态了，尤其是民宿或者私宅。我们中国正在城镇化，但西方国家在经历一波乡村化，大家都从城市散开，住到乡村去了。

我觉得「大」的时代潮流已经褪去了。我们沉下来，在这段时间里去真正服务于一个人，倾听他的想法，根据他的想法做出不一样的创意空间，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我们过去这一两年做的项目就很明显了。不再做大型的城市公共型的建筑项目了，同时也不再做原先的鸽子笼式的住宅开发了。现在，说的浪漫一点，更接近诗与远方了。

白洋淀是一个离北京不算太远的半废弃状态的码头，有一个朋友想在那儿看日落。因为那个码头刚好是朝着西边，每天日落在湖面上呈现的倒影，他觉得很美。所以我帮他在湖边设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咖啡厅，他的咖啡厅就叫日落咖啡。

在咖啡厅前厅前面，我们做了一个小的下沉式剧场，让日落的布景成为剧场的背景，是一个很诗意的状态，我觉得很有意思，很贴近他在观看日落那一瞬间的感受。

爱哲：这个真的和您刚才说的一样。你过去设计那些大的城市建筑，其实你不知道具体使用它的人是谁，但现在你做的这些建筑，你知道每一个具体的人和他具体的需求。

这实在是太重要了，我做个比喻。以前在老北京，给皇家修房子的样式雷，有点像现在官方的设计院。我们以前可能是在追求这件事情，但更多的工匠是给普罗大众修房子的，修个小店铺、小民宅。我们现在所在的西绒线胡同，为什么叫西绒线？绒线知道是什么吗？

其实就是针头线脑，油盐酱醋，就是杂货铺。历史上这个地方，有很多南北向的胡同，每一个胡同都有自己的名字：草帽胡同、牛肉胡同、麻线胡同，就是卖杂货的。后来，把东西向的胡同贯穿了以后，统一叫「绒线胡同」，就是杂货铺一条街，我们现在就是杂货铺设计师，挺好的。

我去过很多国家，有一次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我们住的民宿酒店楼下就是一家建筑师事务所，一个很小的房间，悠哉悠哉，建筑师每天在门口抽着烟，就给街坊邻里服务，就给周边所有能步行到达的地方的人服务的。其实全世界建筑师最常见的状态是这样的。

爱哲：就生活在你服务的这群人之间。

是的。

设计的未来：更多个性、更多智能

爱哲：做建筑设计，一定是要去面向未来的，一定会去考虑未来的建筑形式是什么样的。

智能化当然是一个方向，当下智能化应用场景最多的，实际上是对于家里面一些基本的要素的控制，包括空调、灯光、窗帘。小米的产品有很多是和智能化相关的。你在开着车，可以用语音去控制家里各种电器的使用，我觉得这就是最基本的智能化控制。

我开的车是小米 SU7 Ultra，我平常很少操控家里的电器，但是我会远程操控车里，比方说现在当你找不着车的时候，可以让它开出来。

爱哲：这个车的设计，跟你的建筑设计上有想法一致的地方吗？

其实小米 Ultra 刚发布的时候，我记得整个视频是从一个草图的流线发展出来的，特别像我们平常画草图，逐渐变成效果图，再变成真正的建筑。一定意义上说，汽车也是一种房子，它也是人居住使用的空间的一部分，是固定的房子的一个延伸。

于 Ultra 来说，我觉得它本身就是工程上的杰作。所有的全套空气动力学套件，包括它的尾翼和前铲，都是基于赛道竞速这个很特殊的应用场景来设计的。我觉得这里面一定做了大量的工程上的计算，让它能够实现稳定性和高速性。就像我们做建筑设计一样，也是在不断探索它极限的可能性。

同时，这个车很先进，应用了很多当下的技术，比如说车机对话、人车互动以及节能措施。我使用的就是它全部的动力回收功能，我的油门松开，它就会自动回收它的动能，再转化成电能。这种能量回收，尽可能地通过工程手段去实现了节约。我们建筑上也在这样做，包括太阳能光伏板的应用、水的循环回收、雨水回收，这些措施和车所基于的设计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从更宏观的层面上，我一直被当下电车的模式深深吸引。新能源发电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比如通过太阳能光伏板和风能。虽然发电很容易，但是储能很麻烦。我觉得电车完美地解决了这件事情，相当于我们整个社会把更多的电池存在了私家车上，车大多数都是白天使用，晚上回地库停着，刚好利用晚上大家不需要用电的时间去充电。对于整体的电力使用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平衡。我有时候觉得一个精巧的设计是能够改变很大的事情的，这就是其中一个。

可以想象到，关于智能控制，因为它本身发展很快。原先我们很难控制的东西，当下就可以控制住。我们设计建筑不只是室内封闭的这种状态，比如说窗户的开启自然通风，包括光环境变化，控制窗户的透光率。它还有更宏观的建筑构建的一个控制的状态，属于下一个高阶的领域，形成一种建筑和自然结合的状态，

爱哲：清华里有一栋楼是意大利设计所设计的是吗？

对，呼吸式玻璃幕墙，是一个蓝色的立面。

爱哲：据说是比较环保，外面有很多植物，好像是会根据光线变化去调整它的位置。

是的，算是那个年代的一种尝试。很多很好的想法其实很久以前就有了，但是你配套的系统得跟得上。现在我们背后有各种 AI 技术的发展，认知体系以及控制体系都在飞速地往前前进，我觉得建筑也应该跟得上才行。

我大概今年 5 月份的时候还去了一趟大同，沿途看的很多古建筑，总感觉是在追随梁思成、林徽因当年考察古建的历程。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到他们曾经测绘过的地方，很有共鸣。只不过他们当年是坐牛车过来的，我们是开一个很快的车过来看。

爱哲：从牛车到电车。

对，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