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成都，邓贤诗提笔给退休不久的赵苍璧写信。信写得很长，事情却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的堂伯邓深泽。这个名字，已经在家族记忆中沉寂了三十多年。
邓贤诗与赵苍璧并非泛泛之交。1960年，邓华从军队转到地方，担任四川省副省长，主管农机工作，全家迁居成都，住在省委招待所前卫街。赵苍璧当时也是四川省副省长，分管政法、财贸、统战、民族等工作，两家住所相邻，往来颇多。
后来赵苍璧调任公安部部长，邓华一家与他的联系没有中断。邓贤诗之所以在多年查找无果后写信，正是因为这层旧日交情。他没有请求特殊处理，只希望借助赵苍璧的经验，把一桩尘封多年的旧案查清楚。
邓深泽是湖南郴州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中央大学社会系教授。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与雷震、罗诏鸿等人创办南京行健中学。校门上的话至今颇有分量：“行乎周道，止乎至善；健我身心，壮我山河。”
邓贤诗曾在这所学校读过一年半。按他的回忆，邓深泽也是邓华早年的启蒙老师之一。这个堂伯性情刚直，颇有知识分子的自负，却把办学看得比个人前程更重。
抗日战争时期，日方曾试图拉拢邓深泽，他没有接受。学校几经迁徙，后来回到湖南家乡，在物资匮乏、办学艰难的情况下坚持到解放前夕。为了维持学校，他甚至卖掉家产，因此被一些人称作“老大憨”。
国民党方面多次请他出任公职，他都没有答应。1946年，为竞选国大代表，邓深泽组织过“中国建设党”。他对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作风颇为不满，也曾在课堂上加以讥讽。值得一提的是，他当时并不了解共产党，却对邓华抱有好感。
问题正出在这段经历上。
1950年，郴县解放后，邓华曾带邓贤诗回乡探亲。那时乡亲们对邓深泽的评价尚可。可是此后不久，邓深泽被郴县公安部门收押审查，从此失去消息。家属多年打听，始终不知道他究竟被关押在哪里，后来又去了何处。
邓深泽的子女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材料层层转办，地方也做过查找，但因年代久远，原始档案缺失，调查始终没有突破。对家属而言，最难承受的并非一个明确结论，而是生死不明、来去无踪。
赵苍璧收到信后，没有停留在口头答复上。他在信上批示，请转湖南省公安厅调查，并说明材料虽然年代久远，但线索较具体，应当认真查找。湖南省公安厅随后批转郴州地区公安处，要求专门办理并反馈结果。
郴州地区公安处又责成专人处理。调查人员分析，邓深泽既然在1950年被收押，按当时的办案程序，理应留下相应材料；如果案件涉及“中国建设党”，也可能已经由上级机关接收，人和档案未必还留在县里。
查找因此扩大。工作人员翻阅县局旧档案，走访解放初期曾任职的干部，还专程到武汉拜访离休的田振东。田振东曾任郴县专署公安处处长，但回忆中没有留下有用线索。查档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转机来自省公安厅保存的一张《死亡检验表》。表中记载，邓深泽于1952年2月17日上午7时死亡，病因包括多发性神经炎、消化性溃疡穿孔，并发感染。记录还写明，他全身麻痹已有两周，曾坚持服药治疗，后因病情突然恶化，抢救无效。
这张表虽简短，却终于回答了家属苦等多年的问题：邓深泽并没有神秘失踪，而是在1952年病逝，地点和死亡时间也有档案可查。遗憾的是，这份关键材料此前没有被及时找到，才使一个家庭长期困在疑问之中。
查清下落并不等于案件已经处理完毕。1988年7月8日，郴州行署公安处对邓深泽的问题作出复查结论，认定他在解放后组织“中国建设党”属于错误行为，但不能据此认定该组织为反动组织，邓深泽本人也不能定为反革命，原有结论应予纠正，并恢复名誉。
有关方面还决定，对其子女因多年反映情况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适当补偿。7月中旬，邓深泽的子女到郴州地区公安处和郴县公安局致谢。那封写于1987年的信，经过层层批转、反复查档，终于推动一桩三十多年未明的旧案留下了清楚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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