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84年，扬州兵变的消息传到洛阳，武则天震怒。起兵者是徐茂公的孙子徐敬业，打出的旗号正是匡扶李唐。朝廷随即追究徐氏一族，连已经去世多年的徐茂公，也被牵连进来。有人奉命前往昭陵，准备掘墓毁棺。
这位被后世称为徐茂公的名将，原名徐世勣，后来因功获唐高祖赐姓李，史书中常写作李世勣。他并非只靠勇猛取胜，更擅长审时度势、安排将领。讨伐东突厥、平定高句丽等战事中，他既能统率大军，也能根据敌情调整部署，是唐初少有的宿将。
徐世勣用兵有一个特点：不轻易把部下推到不合适的位置。谁擅长骑战，谁适合守城，谁能够统筹粮运，他心里都有数。每逢获得赏赐，也常常分给将士。这样的做法，使部下愿意跟随他出生入死。战场上的服从，往往不是军令一到便自动形成，而是多年信任积累的结果。
他的忠义，还体现在单雄信身上。两人早年相识，关系颇深。唐军击败王世充后，单雄信被擒，徐世勣曾上书请求赦免，却没有得到允许。临刑前，他割下自己腿上的肉送给单雄信，以此表示不忘旧交。单雄信死后，他又收养其子单道真。这个细节，多少能看出他的性情并不冷硬。
不过，朝廷最看重的，还是徐世勣在关键时刻的判断。唐高宗即位后，想立武则天为皇后，朝中反对声很大。群臣争论不休时，徐世勣只说了一句：“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问外人？”话不长，却把争论从国政拉回皇帝家事，给唐高宗留下了转圜余地。
武则天当然记得这份支持。只是政治上的恩情，常常抵不过现实中的威胁。她称帝后，李唐宗室和旧臣中有人反对，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公开要求恢复唐室。徐氏家族因此被视为叛乱牵连者，朝廷清算也随之展开。
值得一提的是，徐世勣早已预料到身后之事。总章二年，也就是公元669年，他病重卧床，唐高宗派太子李弘前去探视并送药。徐世勣自知寿数将尽，对身边人说：“我本是山东田夫，官至三公，年过八十，已经很满足了，生死由天。”史书记载虽有不同，但他拒绝过度求医的态度十分明确。
他还把弟弟召来，交代自己的葬礼。为避免弟弟悲痛失态，徐世勣故意让乐工奏乐，装作病情好转。等旁人离开，他才低声说：“我大限将至，有几句话，你一定记住。”这几句安排，显示出他对家族处境的清醒判断。
他留下的遗嘱很特别：墓中只放少量车马明器、帐幔，再安置十个木头人，不许增加金银珍宝。徐世勣位居太子太师，又是开国功臣，按照当时身份，完全可以拥有厚重陪葬。他却特意要求从简，并告诫家人不得擅自更改。
公元669年冬，徐世勣去世，享年七十六岁。唐高宗亲自祭奠，赐给棺木，按照功臣礼制将他陪葬昭陵，追谥“贞武”。他的墓葬规格并不寒酸，但陪葬物确实极少。十个木头人，后来成了这座墓最引人注意的东西。
徐敬业起兵后，武则天下令削夺徐世勣的官爵，毁墓除籍。奉命办事的官员打开墓葬，发现里面没有金玉宝器，只有遗骨和十个木头人。消息传回后，武则天据说感叹道：“这个老滑头。”
这句话并非单纯骂人。徐世勣早已把身后可能出现的祸患想到了：陪葬越丰厚，越容易给政敌留下发泄的对象；墓中空空荡荡，便少了一层可供搜掠和羞辱的理由。史料对棺木最终是否完整保存有不同说法，但“十个木头人”的记载流传甚广，也正因它把一位老将的谨慎，留在了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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