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前后，南京城内，黄克诚和李卜成拖着疲惫的身子，寻找一条能够活下去的路。两人刚经历湘南暴动后的失败，身上没有多少盘缠，名字又出现在搜捕名单中。走错一步，便可能被捕，甚至丢掉性命。
黄克诚当时还不是后来那位开国大将。他只是一个被打散队伍冲散的年轻革命者。部队离开湘南后，他曾躲在深山，也曾夜宿猪圈，白天不敢露面，靠亲属偷偷送来的饭食维持生活。
弟弟有一次进山送饭，刚走出山口便被敌人抓住。黄克诚察觉不对，拿上饭迅速钻进山林，才避过搜捕。这样的日子不能久拖，他与李卜成商量后，决定经武汉、南京前往上海寻找组织。
到了南京，两人先找到同乡曹日晖。曹日晖见面便神色紧张，说道：“你们怎么还敢到南京来？这里正在查找你们，赶紧离开。”
这句话并非故意推脱。当时大革命失败不久，国民党方面正在清查共产党人和农运骨干，南京又是政治中心，外地来的可疑人员很容易被盯上。曹日晖不敢直接出面接济，只把黄克诚介绍给了刘乙光。
刘乙光与黄克诚是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同学，也是湖南永兴同乡。黄克诚当年还曾劝他报考黄埔军校。两人后来走上不同道路，但旧日交情并没有完全消失。
黄克诚找到刘乙光时，没有绕圈子，只说明两件事：想了解外面的情况，还需要一笔路费前往上海。刘乙光没有追问他的身份，也没有劝他放弃原来的立场，只说自己正要去上海办事，可以带他们同行。
这次同行，实际替黄克诚挡住了最危险的一关。刘乙光利用自己在国民党系统中的身份和关系，让两人顺利离开南京，没有受到盘查。到了上海后，他还曾按月寄钱，帮助黄克诚解决生活问题。
上海并没有想象中容易。地下组织实行单线联系，外来人员很难直接找到接头人。黄克诚在街头奔波了两个多月，房租交不上，工作也找不到。许多佣工场只收女工，男工连试工的机会都没有。
有一次，他去找一名富商求助，却在工厂里碰见了湘南地区的旧相识。那人曾参与迫害农会成员，黄克诚担心身份暴露，只能强作镇定，应付几句便离开。从那以后，他不敢再轻易找人帮忙。
转机来自曾希圣。曾希圣后来联系上组织，也帮助黄克诚重新接上关系。黄克诚经过一段时间学习，被安排前往唐山开展工作。然而，新的危险很快又逼近了。
他曾投奔旧日部属凌兆尧。由于黄克诚谈及自己参加湘南暴动、上井冈山的经历，凌兆尧产生疑虑，不敢继续收留。黄克诚只好转往武汉，希望寻找新的机会。
在武汉，刘乙光再次出手。那时他在国民党第二师担任训练职务，接到黄克诚的来信后，立即派人把他接到孝感，并安排他进入政治训练处，做管理图书的工作。
这份差事看似普通，却给了黄克诚一个暂时藏身的身份。更凶险的事情发生在李卜成被捕之后。黄克诚回武汉寻找老友时，学校里的人纷纷摆手，示意他不要靠近。凭借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他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对。
刘乙光劝道：“先不要急着走，我去打听消息。”
他通过熟人了解到，李卜成被武汉警备司令部的便衣逮捕，武汉特别支部也遭到破坏。刘乙光随后进入监狱会见李卜成，确认叛变者并不了解黄克诚的情况，才回来告知黄克诚暂时没有暴露危险。
这一次，刘乙光不仅提供消息，还帮助筹集费用，设法照应狱中的李卜成。对黄克诚来说，南京护送是第一次脱险，武汉查明情况则是第二次避开牵连。两次关头，都不是泛泛的口头帮助。
还有一次偶遇，险情来得更加突然。黄克诚和刘乙光在武汉街头碰见刘雄。此人是黄克诚的旧同学，也是湘南地区与农民武装有冲突的地主子弟。双方若当街认出身份，后果难料。
黄克诚抢先上前，拉住刘雄说道：“老同学，多年不见，近来好吗？”刘乙光随即接过话头，与刘雄寒暄。趁对方注意力被吸引，黄克诚转身混入人群。多年后，他仍记得这次临机应变，也记得刘乙光在旁边争取出的片刻时间。
黄克诚后来决定前往赣东北，临行前没有隐瞒自己的去向。刘乙光一度表示也想去苏区，只是要先安置家人。遗憾的是，他最终没有走上这条路，而是进入国民党系统，后来成为军统人员。
刘乙光此后长期负责看管张学良。1937年，戴笠任命他担任张学良管理处主任，名义上负责警卫和秘书事务，实际承担监管责任。张学良被辗转押往多地，刘乙光始终随行，直到1962年才离开这项工作。
两人的关系因此极其复杂。张学良曾说刘乙光既是仇人，也是恩人。所谓恩人，便包括1941年他突发急性阑尾炎时，刘乙光在迟迟得不到批准的情况下，决定将他送往贵阳中央医院救治。医生判断，若再晚一些，可能危及生命。
同一个人，既可能成为他人命运中的阻拦者，也可能在关键时刻伸手相助。黄克诚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所说的“多亏刘乙光”，并不是为刘乙光后来的人生选择辩护，而是承认那几次生死关头的事实：在南京、上海和武汉之间，刘乙光确实替他争取过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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