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英国雷丁大学考古学家肯·达克在《圣经考古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宣称在以色列北部城市拿撒勒的一处修道院地下，找到了耶稣童年居住过的房屋。
这条消息迅速被《每日邮报》《镜报》《耶路撒冷邮报》等媒体转载，标题大同小异——“耶稣童年故居被发现”。
达克本人也在接受采访时说，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没有充分的理由推翻这一判断”。
然而，正是这个“没有理由推翻”的论证方式，构成了整个发现最脆弱的地基。
那处遗址本身确实存在。
它位于拿撒勒的“拿撒勒修女会”修道院地下，1884年偶然被发现，此后修女们自行进行了初步发掘，1936年耶稣会神父亨利·塞内斯对遗址做了绘图和编目。
2006年，达克带领的“拿撒勒考古项目”获得了修道院的完全准入权，开始对遗址进行系统性的重新考察，2010年完成了第一阶段工作。
这处房屋的形态并不复杂。
它是在石灰岩山坡上凿出来的，有一组房间、一个楼梯、一道保存下来的门廊，以及部分白灰地面。
达克认为这是一座公元1世纪的“庭院住宅”，是迄今在拿撒勒发现的第一座这一时期的表面建筑，也是保存最好的一座。
出土物品包括破碎的陶罐、一个纺锤轮和几件石灰石器具——石灰石器皿在犹太教中被认为不会沾染不洁，因此有学者将其视为犹太家庭居住的迹象。
但这些发现本身，并不能指向任何一个具体的人。
拿撒勒在公元1世纪是一个小型犹太村庄，位于山谷之中，大约有五十座房屋散布在四英亩左右的土地上，居民多为务农的犹太人。
在这样的村庄里，找到一座1世纪的住宅并不稀奇。
稀奇的是，达克认为这座住宅就是耶稣的家。
他给出的关键证据，是一份写于公元670年的文献。
这份文献叫《论圣地》，由爱尔兰修士阿多姆南在苏格兰爱奥那岛写成，记录的是法兰克主教阿尔库尔夫前往圣地朝圣的经历。
阿尔库尔夫在拿撒勒住了两夜两天，他看到了一座教堂，“那里曾经有一座房子，主在婴孩时期就在其中被养育”。
阿多姆南还转述说，拿撒勒有两座教堂，其中一座建在天使向马利亚报喜的地方，另一座建在一座房屋的原址上。
达克在文章中写道，阿多姆南的描述提到房屋位于两座坟墓之间、教堂之下，而这恰好与拿撒勒修女会修道院地下的遗址格局吻合——遗址中确实有两座坟墓，房屋夹在中间，上方后来建起了拜占庭教堂。
但这里有一个无法回避的时间问题：阿尔库尔夫的朝圣发生在公元670年左右，距离耶稣生活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六百多年。
阿多姆南本人从未去过拿撒勒，他的信息全部来自阿尔库尔夫的口述。
而阿尔库尔夫在拿撒勒只停留了两天，他所看到的“教堂”是一座拜占庭时期的建筑，建于公元4世纪或5世纪——也就是说，拜占庭人自己已经在一座1世纪的废墟上建了教堂，并把那里当作耶稣的故居来纪念。
拜占庭人为什么认为那是耶稣的家？
我们不知道。
没有任何文献记载了拜占庭人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
它可能来自更早的口头传统，也可能来自某种地方性的传说，甚至可能来自拜占庭时期教会出于宗教需要而进行的“圣地认定”。
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在耶路撒冷大规模兴建教堂，许多“圣地”的位置就是在那个时期被确定下来的。
拿撒勒的这座“养育教堂”是否也属于同样的“认定”过程，目前没有材料可以回答。
达克对此并非没有意识到。
他在文章中用了一句话来界定自己的立场：“从考古学的角度，我们不可能说这就是耶稣长大的房子。
但另一方面，也没有好的考古学理由让我们相信应该推翻这一看法。”
这句话的逻辑值得仔细检视。
“没有好的考古学理由推翻”并不等于“有好的考古学理由支持”。
考古学可以告诉你一座房子是公元1世纪的，可以告诉你它的建造方式、使用痕迹、废弃时间，但考古学无法告诉你住在里面的人叫什么名字。
除非房子里出土了刻有名字的器物，或者文献中有明确的地址指向，否则任何关于“谁住在这里”的判断都超出了考古证据本身所能承载的范围。
如果“没有理由推翻”就可以作为认定归属的依据，那么这个逻辑的适用范围将远不止拿撒勒的这一座房子。
在拿撒勒，2009年以色列考古学家亚德娜·亚历山德拉在天使报喜教堂附近发掘出了一座公元1世纪的庭院住宅，有两间房间、一个院子、一个蓄水池，出土陶器年代在公元前100年到公元100年之间。
同样，如果“没有理由推翻”，那么这座房子也可以被称为耶稣的家。
在迦百农，有一座1世纪的房屋遗址，自公元4世纪起就被基督徒认定为彼得的家，如果沿用达克的逻辑，它也同样“没有理由被推翻”。
再往前推，任何一座在犹太地区发现的1世纪犹太住宅，只要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里面住的是别人，就都可以被称为“耶稣的故居”。
这种推理方式一旦被接受，考古学就不再是历史研究，而变成了一种信仰地理学。
达克在2015年发表文章后，一些学者对他的结论表示了保留。
巴特·埃尔曼在其博客上评论拿撒勒考古时指出，达克对另一位非专业研究者勒内·萨尔姆的批评是严厉的，但达克本人对“耶稣故居”的认定同样缺乏严格的考古学标准。
埃尔曼写道，萨尔姆的书“没有显示出任何考古学资格或田野经验的迹象”，但达克对这座房屋的归属判断，从方法论的严格程度来看，并不比他所批评的对象高出多少。
达克在2020年接受BBC采访时也承认：“一方面，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完全合理的论证，认为这是耶稣的童年故居。
但另一方面，要真正证明这一点，超出了现有证据所能支持的范围。
这是否有可能被证明，本身也是可争议的。”
达克自己的措辞——“完全合理的论证”而非“证明”——已经说明了他的结论的性质。
它不是考古学的结论，而是一种基于可能性推断的归属提议。
而“没有理由推翻”这一表述，恰恰暴露了这种提议在方法论上的空白：它不是在用证据说服你接受，而是在用证据的缺席要求你放弃质疑。
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是这座房子，而不是拿撒勒其他同样属于1世纪的住宅？
达克的回答是：因为拜占庭人在它上面建了教堂，说明拜占庭人认为它是耶稣的家。
但拜占庭人为什么认为它是耶稣的家，达克没有回答，因为现有的材料无法回答。
于是整个证据链形成了一个循环：拜占庭人建教堂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耶稣的家，而我们认为这是耶稣的家是因为拜占庭人在上面建了教堂。
这个循环的起点——拜占庭人认定的依据——恰恰是最需要证据的地方，却恰恰是最缺乏证据的地方。
拿撒勒在公元1世纪的存在本身，在考古学上已经没有争议。
2009年的发掘已经确认了这一点，出土的陶器、石灰石器皿和犹太风格的建筑遗存，都指向一个早期罗马时期的犹太村庄。
但这些证据支持的只是“拿撒勒存在过”，不是“耶稣住在这座房子里”。
前者是考古学能够回答的问题，后者是考古学无法回答的问题。
达克的发现，用最直白的话来说，是找到了一座1世纪的犹太住宅，然后通过一份7世纪的朝圣记录，把它和1世纪的一个具体人物联系了起来。
而这份记录本身，距离那个具体人物已经过去了六个世纪。
2015年3月的那篇《圣经考古学评论》文章发表后，拿撒勒修女会修道院地下的这处遗址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游客们来到这里，站在那座被凿入石灰岩的房屋面前，看到保存下来的门廊和墙壁。
房屋是真实的。
门廊是真实的。
石灰石山坡是真实的。
但“耶稣曾在这里长大”这个判断，仍然悬浮在证据与信仰之间，没有任何一块新出土的石头将它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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