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春天，我娶了村里最倔的女人
楔子
1977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
河北平原上的风还带着冬天的寒意，吹得田埂上的枯草瑟瑟发抖。我蹲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手里捏着一根烟卷，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
那一年我二十七岁，在生产队挣工分，一天十个工分，折合两毛三分钱。家里三间土坯房，屋顶的茅草已经发黑，每逢下雨天，母亲就要端着盆子四处接漏。
村里的媒婆给我介绍过几个姑娘，人家一听我家的情况，连面都不愿见就走了。母亲急得嘴角起泡，逢人就说：“我家建国虽然穷，但是个踏实肯干的后生啊。”
我只是笑笑，心里却像压了一块石头。
那天下午，我去隔壁村借犁耙。路过村口的水塘边时，看见一群妇女正在洗衣服。她们叽叽喳喳地说笑着，声音清脆得像春天的麻雀。
其中一个女人的笑声特别响亮，盖过了所有人。我不由得多看了一眼——是个扎着两条麻花辫的大姑娘，脸圆圆的，眼睛很大，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
她就是赵秀兰，隔壁村出了名的“老姑娘”。
那年她已经二十五岁了，在农村早就是该嫁人的年纪。可她偏偏眼光高得很，媒人踏破了门槛，她愣是一个都没看上。有人说她挑剔，有人说她命硬克夫，还有人传她在城里有个相好的。
反正说什么的都有，最后大家都叫她“剩女”。
我当时也没多想，只是觉得这姑娘笑得挺爽朗的。谁知道命运这东西就是这么奇妙，一个月后，我们俩竟然被安排相亲了。
更没想到的是，我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光棍，居然跟这个全公社闻名的“剩女”杠上了。
第一章
五月的麦田已经泛黄，风吹过的时候像一片金色的波浪。
我穿着那件补丁摞补丁的蓝布褂子，脚上蹬着露了脚趾头的解放鞋，站在秀兰家门口，紧张得手心冒汗。
媒人张婶推了我一把：“进去吧，人家姑娘等着呢。”
我深吸一口气，抬腿迈进了门槛。
秀兰家的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东墙根种了一棵石榴树，花开得正艳，红得像一团火。西墙角搭了个鸡窝，几只芦花母鸡正在地上啄食。
堂屋里，秀兰坐在一张八仙桌旁边，低着头纳鞋底。她穿着一件碎花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脑后扎成一条马尾辫。
我走进去的时候，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低下头去，手里的针线活却没有停。
“来了？”她问了一句，语气淡淡的。
“嗯。”我应了一声，在她对面的凳子上坐下。
两个人就这么沉默着，谁也不说话。我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咚的，像擂鼓一样。
最后还是张婶打破了僵局：“你们年轻人聊，我去帮秀兰妈做饭。”说完就笑嘻嘻地走了出去。
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气氛更加尴尬了。
“听说你在生产队干活？”秀兰先开口了，依然没有抬头。
“嗯，挣工分。”我说，“一天十个工分。”
“够吃吗？”
“饿不死。”
她终于抬起头，直直地看着我：“你家几口人？”
“就我和我妈。”
“房子怎么样？”
“三间土坯房，不漏雨。”
她点点头，又低下头去纳鞋底。我以为她嫌我家条件差，正准备说点什么挽回一下，她却突然开口了：
“我这个人脾气不好，说话直，你别介意。”
我一愣：“没事，我也不是什么讲究人。”
“那好，”她放下手里的针线活，认真地看着我，“我就直说了。你今年二十七，我二十五，都不小了。你要是觉得还行，咱们就把这事定下来。”
我被她这番话吓了一跳。哪有姑娘家这么直接的？一般不是都要扭捏几次，让媒人多跑几趟吗？
“你……你不再考虑考虑？”我试探着问，“我家确实挺穷的……”
“穷怕什么？”她打断我的话，“只要人不懒，日子总能过好。我看你这个人还算老实，不像那些油嘴滑舌的男人。”
我心里一阵感动，但嘴上还是忍不住问：“那你之前为什么看不上别人？”
她的脸色微微一变，沉默了一会儿才说：“那些人都不是我想要的。”
“你想要什么样的？”
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反问我：“你呢？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结婚？”
我苦笑了一下：“穷呗，谁愿意嫁给我？”
“那你就没想过找个条件差不多的？”
“想啊，可是人家都嫌我穷。”
她又沉默了，手里的针线活又开始动起来。我看着她的手，那是一双粗糙的手，手指上有不少茧子，一看就是干惯了农活的。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她忽然停下手中的活儿，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坚定，“我这个人，不喜欢被人挑挑拣拣的。你要是有心，咱们就把事办了。要是没心，也别耽误彼此的时间。”
我被她这番话震住了。在那个年代，女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行。”我脱口而出，“那就定了。”
她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会答应得这么干脆。然后她笑了，笑容里有几分释然，也有几分苦涩：“你可想好了，我可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剩女’，你不怕别人笑话？”
“我怕什么？”我说，“我一个穷光蛋，有人愿意跟我就不错了。”
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低下头，轻声说了句：“那就这样吧。”
就这样，我们的婚事算是定下来了。
第二章
婚事定下来之后，我开始忙活着准备结婚的事。
说是准备，其实也没什么好准备的。家里的三间土坯房，我把墙壁重新糊了一遍泥巴，屋顶换了一些新稻草。母亲把她的嫁妆箱子腾出来给我当婚柜，又从邻居家借了两床新被子。
秀兰那边倒是没什么要求，只说简单办几桌酒席就行了。
可是我心里总觉得亏欠了她。人家姑娘嫁人，再怎么着也得有几件像样的家具，可我连一张像样的桌子都买不起。
我把心事跟母亲说了，母亲叹了口气：“要不，把你爹留下的那块表卖了？”
那是父亲留给我唯一的东西，一块上海牌手表，虽然旧了点，但还能走。我一直舍不得戴，藏在枕头底下。
“不行，”我摇摇头，“那是爹留给你的念想。”
“什么念想不念想的，”母亲抹了一把眼泪，“你媳妇要紧。等你以后有钱了，再买一块就是了。”
我没有同意，但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公社的供销社，找到在那里当主任的表舅，求他帮我赊一台缝纫机。那时候买缝纫机要票，还要一百多块钱，我哪来的钱？
表舅为难地说：“建国啊，不是我不帮你，实在是上面查得严。”
我磨了半天，最后表舅松了口：“这样吧，你先拿回去用，钱慢慢还。但是票我可弄不到。”
我千恩万谢地回到家，把缝纫机搬进屋里。母亲看见了，心疼地说：“你这孩子，怎么又乱花钱？”
“妈，你放心，我有办法。”
当天晚上，我跑到秀兰家，把这台缝纫机的事跟她说了。她听了之后，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你这是干什么？”她别过头去，不让我看见她的表情。
“我想让你嫁过来的时候，能有点自己的东西。”我说，“你不是会做衣服吗？有了缝纫机，以后可以接点活干。”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转过头来看着我，眼眶红红的：“王建国，你这个人……真是……”
“真是什么？”
“真是个傻子。”她说完这句话，转身就跑进了屋里。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她消失在门帘后面，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那一刻我暗暗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对她好，让她过上好日子。
第三章
婚礼定在了农历六月初六，据说是个好日子。
那天天气很好，太阳早早地就升起来了，照得大地金灿灿的。我穿上了母亲连夜赶制的新衣服，虽然布料很便宜，但洗得干干净净，熨得板板正正。
迎亲的队伍很简单，只有一辆借来的自行车，车头上系着一朵大红绸花。我骑着车，后面跟着几个亲戚朋友，一路吹吹打打地往秀兰家去。
到了秀兰家门口，我看见她穿着一身红衣裳，站在院子里等着。她今天化了淡妆，脸上搽了一点胭脂，看起来比平时好看多了。
她的眼睛有些红肿，显然是哭过了。我心里一酸，走上前去，轻声说：“走吧。”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坐上了自行车的后座。
一路上，她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抓着我的衣角。我能感觉到她的手在微微颤抖，不知道是激动还是紧张。
到了我家门口，鞭炮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我扶着她下了车，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进了院子。
婚礼很简单，就是拜了天地，喝了交杯酒，然后请大家吃了一顿饭。菜是我提前几天准备好的，有鱼有肉，虽然不多，但也算丰盛。
秀兰一直很安静，脸上挂着礼貌的微笑，但我看得出来，她的笑并不是发自内心的。
晚上，客人们都散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坐在床边，她坐在对面，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张桌子。
“累了吧？”我问。
“还好。”她低着头，摆弄着自己的衣角。
“饿不饿？我给你煮碗面？”
“不用了，我不饿。”
又是一阵沉默。
我绞尽脑汁想找点话说，可脑子里一片空白。最后我憋出一句话：“以后，我会好好对你的。”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闪着泪光：“你说话当真？”
“当真。”我说，“我王建国说到做到。”
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顺着脸颊滴落在红色的嫁衣上。
“你怎么哭了？”我慌了神，赶紧站起来，“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她摇摇头，擦了擦眼泪，努力挤出一个笑容：“没事，我就是……高兴。”
我知道那不是高兴的眼泪，但我没有戳破。我走过去，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有什么事就跟我说。”
她点点头，眼泪却又掉了下来。
那天晚上，我们说了很多话。她告诉我，她从小就没有了爹，是她娘一个人把她拉扯大的。她之所以一直没嫁人，是因为她想找一个真心对她好的人，而不是为了过日子而凑合。
“你知道吗？”她说，“我见过太多凑合的婚姻了。两口子一辈子吵吵闹闹，过得一点都不幸福。我不想那样。”
“那我们呢？”我问，“你觉得我们会幸福吗？”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迷茫，也有期待：“我不知道，但我愿意试试。”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我知道，从今往后，我不再是一个人，我要为这个女人负责，要为她的幸福负责。
第四章
婚后的日子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美好。
秀兰是个能干的女人，洗衣做饭喂猪种地，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但她也是个倔强的女人，有自己的主见，不会轻易妥协。
我们之间的矛盾很快就暴露出来了。
首先是吃饭的问题。我喜欢吃面食，她喜欢吃米饭。刚开始她还迁就我，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就直接跟我说：“你能不能别天天吃面条？我胃受不了。”
我觉得她矫情：“咱们这儿谁不吃面？就你娇气。”
她不说话了，但接下来的几天，她真的做了米饭，只给自己盛了一碗，然后给我端上来一大碗面条。
我看着那碗面条，再看看她碗里的白米饭，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你这是干什么？”我问。
“你不是爱吃面条吗？”她头也不抬，“你吃你的，我吃我的。”
我被噎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好把那碗面条吃了下去。
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她觉得我邋遢，我觉得她事儿多；她嫌我抽烟，我说她管得太宽。两个人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搞得整个村子都知道我们夫妻不和。
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偷偷跟我说：“建国啊，你让着点秀兰，她一个女人家，嫁到咱们家不容易。”
“我怎么不让着她了？”我委屈地说，“是她太能折腾了。”
“你呀，”母亲叹了口气，“就是不懂得疼人。”
我不服气，但也没有反驳。因为我知道，母亲说得对，我确实不太会疼人。
转折发生在那个秋天。
那天我正在地里干活，突然听到有人喊：“建国！快回家！你媳妇出事了！”
我扔下锄头就往家里跑，心脏跳得快要蹦出来。
到家的时候，我看见秀兰躺在床上，脸色苍白，额头上全是冷汗。母亲坐在床边，急得直掉眼泪。
“怎么回事？”我冲过去抓住秀兰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
“她肚子疼了一上午了，”母亲哭着说，“我让她去看医生，她非说没事，扛一扛就好了。”
“你这个傻女人！”我吼了一声，抱起她就往外跑。
公社卫生院离我们家有三里路，我抱着她一路小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她在我怀里蜷缩成一团，疼得直哼哼，但嘴里还在说：“放我下来，我自己能走……”
“闭嘴！”我吼道，“都什么时候了还逞强！”
到了医院，医生检查之后说是急性阑尾炎，必须马上手术。我签了字，交了钱，然后在手术室外面来回踱步，心里像着了火一样。
一个小时后，医生出来了，说手术很成功。我这才松了一口气，瘫坐在椅子上，浑身都是汗。
秀兰醒来之后，看到我守在床边，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
“你……没去干活？”她虚弱地问。
“活重要还是你重要？”我没好气地说，“你都这样了，我哪有心思干活？”
她愣了一下，然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虚弱的笑容。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开始慢慢好转。我开始学着关心她，她也开始理解我。虽然还是会吵架，但每次吵完之后，总有一方先低头认错。
有一次，我跟她开玩笑说：“你说咱们俩是不是天生一对？一个穷光蛋，一个老姑娘，凑在一起正好。”
她瞪了我一眼：“谁是老姑娘？你再说一遍试试？”
“好好好，你不是老姑娘，你是大美女。”我连忙改口。
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笑得很开心。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其实幸福很简单，就是有个人陪你吵架，陪你笑，陪你一起面对生活的酸甜苦辣。
第五章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到了年底。
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北风呼呼地刮着，冻得人骨头疼。我们家的房子本来就不保暖，一到冬天就跟冰窖似的。秀兰每天晚上都要灌好几个热水袋，才能勉强入睡。
有一天晚上，她突然对我说：“建国，我想回娘家住几天。”
“怎么了？”我问，“是不是想妈了？”
她点点头：“嗯，好久没回去了。”
“行，明天我送你去。”
第二天一大早，我骑着自行车把她送到了娘家。她妈见到她很高兴，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我在那里吃了午饭，然后就回来了。
临走的时候，秀兰把我送到门口，欲言又止的样子。
“怎么了？”我问，“有什么话就说。”
她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说了：“建国，你有没有想过，咱们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
“还能怎么过？种地呗。”我说。
“种地能挣多少钱？”她问，“你不想让咱们的孩子过上好日子吗？”
我愣住了，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想过了，”她说，“等开春了，我想去县城找个活干。听说县里的纺织厂招女工，一个月能挣三十多块钱。”
“你疯了？”我脱口而出，“一个女人家去县城打工？你让别人怎么说你？”
“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她倔强地说，“我不在乎。”
“我在乎！”我提高了声音，“我王建国的老婆，怎么能去给别人打工？”
“那你告诉我，你有什么本事养家？”她直视着我的眼睛，“你能挣多少钱？你凭什么养活一家老小？”
我被问得哑口无言，脸涨得通红。
“我不是看不起你，”她的语气软了下来，“我只是想，咱们不能一辈子就这么穷下去。你有力气，我有手艺，咱们一起努力，总能过上好日子。”
我沉默了，心里翻江倒海。
说实话，我不是没有想过改变现状。可是在那个年代，农村人想要改变命运，谈何容易？除了种地，我什么都不会。
“让我想想。”我说完这句话，骑上车就走了。
回到家里，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了一晚上的烟。母亲出来叫我好几次，我都没有进屋。
第二天早上，我又去了秀兰家。这次我没有骑车，是一步一步走过去的。十里的路程，我走了整整两个小时。
到了她家门口，我看见她正在院子里喂鸡。她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走过来问：“你怎么又来了？”
“我想好了。”我说，“你想去县城就去吧，我不拦你。”
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真的？”
“真的。”我点点头，“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要答应我，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跟我说。不能一个人扛着。”
她看着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最后用力地点了点头。
第六章
春节过后，秀兰就去了县城。
她走后，家里一下子冷清了许多。我一个人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身边少了一个人，总觉得空落落的。
母亲看出了我的心事，安慰我说：“秀兰是个好女人，她这么做也是为了这个家。你别想太多。”
“我知道，”我说，“我就是担心她一个人在县城受苦。”
“她能吃苦，”母亲说，“你别看她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其实心里什么都明白。”
我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秀兰每隔半个月回来一次，每次都会带一些县城的东西，有时候是一块布料，有时候是一些点心。她瘦了很多，但精神很好，说起工作的事情，眼睛里总是闪着光。
“建国，”有一次她对我说，“你知道吗？我现在每个月能挣三十五块钱，比在生产队挣工分强多了。”
“是吗？”我替她高兴，但心里也有些失落。
“我还攒了一些钱，”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帕包，打开来，里面是一叠皱巴巴的钞票，“这是五十块钱，你先拿着，把欠供销社的钱还了。”
我看着那叠钱，鼻子一酸，差点掉下眼泪来。
“你自己留着吧，”我说，“万一有什么急用。”
“我留着呢，”她把钱塞到我手里，“这是多余的。你放心，我在县城一切都好，厂长很照顾我，食堂的饭菜也便宜。”
我把钱收下了，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加倍努力，不能让她一个人辛苦。
那段时间，我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回家编竹筐。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学过这门手艺，虽然算不上精湛，但编出来的东西还算结实耐用。
我把编好的竹筐拿到集市上去卖，一个能卖两三毛钱。虽然挣得不多，但积少成多，也能补贴家用。
有一次，我挑着二十个竹筐去赶集，走到半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我赶紧找了个地方躲雨，等雨停了再继续赶路。
到了集市上，我发现竹筐都被雨水淋湿了，颜色变得很难看。我只好降价处理，原本能卖五块钱的竹筐，最后只卖了三块钱。
回来的路上，我越想越难受，觉得自己真是太没用了。一个大男人，连老婆都养不起，还要靠老婆在外面挣钱。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喝了不少酒。秀兰不在家，母亲又早早睡了，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满天的星星，心里五味杂陈。
就在这时候，院门被推开了，秀兰走了进来。
“你怎么回来了？”我惊讶地问，“不是说要月底才回来吗？”
“我请假了，”她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听说你今天去赶集了，卖得怎么样？”
“别提了，”我摆摆手，“倒霉死了，碰到一场大雨，竹筐都淋坏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说：“没关系，下次再卖就是了。”
“下次？还有下次吗？”我借着酒劲，把心里的委屈一股脑儿倒了出来，“我他妈就是个废物！连个家都养不起！还要靠老婆在外面打工挣钱！我算什么男人？”
她愣住了，看着我，眼泪慢慢地流了下来。
“王建国，你胡说什么？”她的声音有些颤抖，“谁说你是废物了？你每天在地里干活，晚上还要编竹筐，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比任何人都努力！”
“努力有什么用？”我苦笑，“还不是穷得叮当响。”
“穷怎么了？”她提高了声音，“穷就不能过日子了吗？我嫁给你的时候就知道你穷，我要是嫌弃你穷，当初就不会嫁给你！”
我抬起头看着她，她的脸上挂满了泪水，但眼神却很坚定。
“王建国，”她一字一句地说，“你给我听好了。我赵秀兰既然嫁给了你，就没想过要后悔。日子再苦再难，只要我们两个人一条心，总能熬出头。你要是敢再说自己是废物，我就不理你了！”
我被她这番话震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听到了没有？”她追问。
“听到了。”我低声说。
“那你答应我，以后不许再说这种话。”
“我答应你。”
她这才破涕为笑，伸手拉我起来：“走，进屋去，我给你煮碗面吃。”
那天晚上，我吃了她煮的面条，虽然只是一碗普通的清汤面，但我吃得特别香，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
第七章
日子一天天过去，生活渐渐有了起色。
秀兰在县城的纺织厂干了一年多，因为手脚麻利，做事认真，被提拔成了小组长，工资也涨到了四十五块钱一个月。我在家种地、编竹筐，再加上养猪养鸡，一年也能挣个百八十块。
我们把欠供销社的钱还清了，又把房子修葺了一番，添了几件像样的家具。母亲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逢人就夸她儿媳妇能干。
可是好景不长，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我刚从地里回来，就看到秀兰坐在院子里，脸色很难看。
“怎么了？”我问，“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她摇摇头，递给我一封信：“你看看这个。”
我接过信，打开一看，是纺织厂的公函。上面说，由于国家政策调整，纺织厂要精简人员，秀兰被列入了下岗名单。
“下岗？”我愣住了，“什么意思？”
“就是不要我了。”她的声音很低，带着一丝哽咽。
我看了看信上的日期，发现是三天前发出的。也就是说，秀兰已经被辞退了，但她一直没有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我问。
“我怕你担心，”她低着头，“我想着自己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找别的活干。可是这几天我跑了几个地方，人家都不要人。”
我心里一阵难过，走过去搂住她的肩膀：“没事，大不了不干了，回家来，我养你。”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含着泪水：“可是……可是我想帮你分担一点……”
“你已经帮我分担很多了，”我说，“这一年多，要不是你，咱们家哪能有现在这个样子？你已经很厉害了。”
她趴在我的肩膀上，呜呜地哭了起来。我拍着她的背，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那天晚上，我们俩坐在院子里，聊了很久很久。她说她不甘心，好不容易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结果说没就没了。我说没关系，天无绝人之路，总有办法的。
“建国，”她突然说，“我想自己做生意。”
“做生意？”我吓了一跳，“做什么生意？”
“我想开一个小饭馆，”她的眼睛里闪着光，“我的手艺你也知道，不算差。咱们这个地方虽然没有县城热闹，但来往的人也不少。要是能开个小饭馆，应该能挣到钱。”
我沉默了，心里盘算着这件事的可行性。
“可是开饭馆要本钱，”我说，“咱们哪有那么多钱？”
“我攒了一些，”她说，“再加上之前攒的，大概有两百块钱。应该够了。”
“两百块钱够干什么的？”我摇摇头，“租房子、买桌椅、买锅碗瓢盆，哪样不要钱？再说了，万一赔了怎么办？”
“不会赔的，”她很自信，“我已经算过了，只要每天能有二十个人来吃饭，一个人收五毛钱，一天就能挣十块钱。除去成本，一天至少能挣五块钱。一个月就是一百五十块钱，比在纺织厂挣得多多了。”
我被她的话说得有些心动，但还是有些犹豫。
“建国，”她抓住我的手，“你相信我一次，好不好？我保证，一定能把饭馆开好。”
看着她坚定的眼神，我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好，我信你。”
第八章
说干就干，秀兰很快就开始筹备开饭馆的事情。
她先在镇上的集市旁边租了一间小门面，一个月租金十五块钱。然后又买了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又置办了一些食材，前前后后花了将近两百块钱。
开业那天，我们没有放鞭炮，也没有请客，只是简单地挂了一个招牌——“秀兰小吃店”。
第一天开业，生意冷清得出奇。整整一天，只来了三个客人，一共吃了五碗面，收了二块五毛钱。
秀兰坐在店里，看着空荡荡的店面，脸上的表情很平静，但我看得出来，她心里很难受。
“没事，”我安慰她，“刚开始嘛，大家还不知道咱们这里开了店，慢慢就会好起来的。”
她点点头，没有说话。
第二天，情况稍微好了一点，来了五个客人。第三天，七个。一个星期之后，每天的客人稳定在十几个左右。
虽然生意不算火爆，但至少能够维持下去。秀兰的心情也好了很多，每天早出晚归，忙得不亦乐乎。
可是好景不长，两个月后，镇上又开了两家饭馆，一家是国营的供销社饭店，一家是私人开的饺子馆。这两家饭馆的规模都比我们大，装修也比我们好，一下子就抢走了我们不少生意。
秀兰急了，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提高竞争力。她先是降低了价格，然后又增加了菜品品种，还推出了一些优惠活动。可是效果都不明显，客人还是越来越少。
有一天晚上，她回到家，累得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我看着她消瘦的脸庞，心里一阵心疼。
第二天早上，我对她说：“要不，咱们把店关了吧？”
“不行！”她猛地坐起来，“好不容易开起来的，怎么能说关就关？”
“可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说，“每天都在亏钱，再这样下去，咱们的积蓄都要赔光了。”
“我不甘心，”她的眼眶红了，“我真的不甘心。”
“我知道你不甘心，”我握住她的手，“可是有些事情，不是你努力就能成功的。咱们换个思路，也许能找到更好的出路。”
她看着我，眼泪一滴一滴地掉下来：“建国，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没用？”
“怎么会？”我说，“你是我见过最能干的女人。可是有些事情，咱们得认命。”
“我不认命，”她咬着嘴唇，“我赵秀兰从来不信命。”
那天晚上，我们俩第一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她坚持要继续开店，我坚持要关店止损。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不欢而散。
我气得跑到院子里抽烟，她躲在房间里哭。母亲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只能唉声叹气。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的时候，发现秀兰已经不在了。我以为她去店里了，也就没有在意。
可是到了中午，她还没有回来。我去店里找她，发现店门锁着，里面没有人。
我开始着急了，到处找她。问了邻居，都说没有看到她。我又跑到她娘家去找，她妈说她根本没有回来。
我彻底慌了，满大街地找她，嗓子都喊哑了。
直到傍晚时分，我才在村口的河边找到了她。她一个人坐在河堤上，看着远处的夕阳发呆。
“你跑哪儿去了？”我冲过去，又急又气，“知不知道我找了你一天？”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红肿着，显然是哭过了。
“建国，”她的声音沙哑，“我想了一整天，你说得对，我可能真的太固执了。”
我在她身边坐下来，心里的火气一下子就消了。
“我不是说你不对，”我说，“我只是不想看你那么辛苦。”
“我知道，”她靠在的肩膀上，“可是我真的很想做成一件事。从小到大，我做什么都不顺。上学的时候成绩不好，考不上大学；找工作的时候处处碰壁，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又被辞退了；开个饭馆，又竞争不过别人。我是不是真的很没用？”
“胡说，”我搂住她的肩膀，“你已经很厉害了。你知道我最佩服你什么吗？就是你身上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不会放弃。”
“可是这次我真的想放弃了，”她的眼泪又流了下来，“我真的好累。”
“那就休息一段时间，”我说，“等你想做了，再去做别的。不想做了，就在家待着，我养你。”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闪着泪光：“你说话当真？”
“当真。”我说，“我王建国什么时候骗过你？”
她破涕为笑，伸手打了我的胸口一下：“你这个傻子。”
那天晚上，我们在河堤上坐了很久，看着夕阳一点点落下山去，看着星星一颗颗亮起来。我们说了很多话，回忆了我们相识以来的点点滴滴，也畅想了未来的生活。
最后，她说：“建国，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没有放弃我。”
我笑了笑，握紧了她的手：“傻瓜，我们是夫妻，说什么谢不谢的。”
第九章
饭馆最终还是关了。
秀兰把剩下的食材都送了人，桌椅板凳也低价处理了。她算了算账，这几个月不但没赚钱，反而亏了七八十块钱。
她把账本给我看的时候，眼泪汪汪的：“对不起，我把咱们的家底都败光了。”
“说什么呢？”我接过账本，随手扔在一边，“钱没了可以再挣，人好好的就行。”
她扑进我怀里，哭得像个孩子。
我拍着她的背，心里却在盘算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家里的积蓄确实不多了，如果再找不到新的收入来源，日子又要回到从前那种紧巴巴的状态。
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我在部队当过兵的表哥刘大柱。他退伍后在省城的一家建筑公司当了项目经理，听说混得不错。
我决定去找他，看看能不能在他的公司找份活干。
第二天一早，我跟秀兰说了我的想法。她一开始不同意，说省城太远了，我一个人去她不放心。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说，“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再说了，大柱是我表哥，他不会坑我的。”
“那好吧，”她最终松了口，“但是你答应我，要是干不下去就回来，别硬撑。”
“我答应你。”
三天后，我背上行李，坐上了去省城的火车。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心里既兴奋又忐忑。火车哐当哐当地开着，窗外的风景飞速地向后退去。我靠在座位上，想象着省城的样子，想象着未来的生活。
到了省城，我才发现自己有多土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马路上车水马龙，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我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站在火车站出口处，茫然不知所措。
好在表哥派了人来接我，把我带到了他的公司。
表哥见到我，热情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建国，你总算来了！我都等你半天了。”
“大柱哥，”我有些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
“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他笑着说，“咱们是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他把我带到工地，给我安排了一份搬运工的活。活不轻松，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但工资还不错，一个月能挣六十块钱。
我咬牙干了一个月，瘦了十几斤，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但我没有叫苦，因为我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都会留下十块钱生活费，其余的全部寄回家。秀兰收到钱后，总会写信来，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不用担心。
信里还会夹着她做的鞋垫，上面绣着鸳鸯或者牡丹，针脚细密，图案精美。我把鞋垫放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拿出来看一看。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半年。我在工地上干得越来越顺手，表哥看我勤快，又给我加了工资。我每个月能寄回家的钱也多了起来，从五十变成了七十，后来又变成了一百。
秀兰在家也没有闲着。她用我寄回去的钱买了一台缝纫机，开始给村里的人做衣服。她的手艺好，收费又便宜，渐渐地有了固定的客户。一个月下来，也能挣个四五十块钱。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家里的存款也从负数变成了正数。母亲的身体也比以前好了很多，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
可是我心里始终惦记着一件事——秀兰的生日快到了。
她生日那天正好是腊月二十三，小年。我提前跟表哥请了假，又在省城的百货大楼给她买了一件毛衣，一条围巾，还有一双皮鞋。
坐上回家的火车，我心情激动得像个要去见初恋的小伙子。我想象着她看到礼物时的表情，嘴角不自觉地翘了起来。
第十章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
推开家门，我看到秀兰正在厨房里忙活。灶台上冒着热气，锅里炖着我最爱吃的红烧肉。
“回来了？”她头也不回地说，“快去洗手，马上就可以吃饭了。”
我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她：“想我了没有？”
“别闹，”她扭了扭身子，“我正忙着呢。”
“你先别忙，”我从包里掏出礼物，“你看看这是什么？”
她转过身，看到我手里的东西，愣住了。
“这是……给我的？”
“废话，不给你给谁？”我把毛衣递到她手里，“试试看合不合身。”
她拿着毛衣，手有些颤抖。她把毛衣贴在脸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眼泪汪汪的。
“怎么了？不喜欢？”我有些紧张。
“喜欢，”她使劲点头，“特别喜欢。”
“那你怎么哭了？”
“我高兴，”她擦了擦眼泪，“我是高兴的。”
我笑了，把围巾和皮鞋也递给她：“还有呢。”
她看着这些东西，眼泪流得更凶了。她扑进我怀里，紧紧地抱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母亲看着我们俩，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儿地说：“好，好，真好。”
吃完饭，我和秀兰坐在院子里聊天。天上飘起了雪花，纷纷扬扬的，像鹅毛一样。
“建国，”她突然说，“我想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我怀孕了。”
我愣住了，大脑一片空白。
“你说什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怀孕了，”她重复了一遍，脸上带着羞涩的笑容，“已经两个月了。”
“真的？”我猛地站起来，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你真的怀孕了？”
她点点头，笑盈盈地看着我。
“我要当爸爸了？”我大喊一声，在院子里转了好几圈，然后冲过去抱住她，“我要当爸爸了！我要当爸爸了！”
“你轻点，”她笑着说，“别伤着孩子。”
我赶紧松开她，小心翼翼地扶着她坐下：“对对对，不能伤着孩子。你坐着，别动，我去给你倒杯热水。”
“不用了，”她拉住我的手，“你陪我说说话就好。”
我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感激。
“建国，”她说，“我想好了，这孩子出生以后，不管是男是女，都叫王念恩。”
“念恩？”我品味着这个名字，“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因为我们要让他记住，做人要懂得感恩，”她看着我的眼睛，“感恩生活，感恩遇到的每一个人。”
我点点头：“好，就叫王念恩。”
雪越下越大，院子里很快就铺上了一层洁白的地毯。我们依偎在一起，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第十一章
孩子出生那天，我正在工地上干活。
表哥急匆匆地跑来，说家里打来电话，秀兰要生了。我扔下手里的工具，撒腿就往车站跑。
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已经出生了。是个男孩，七斤二两，白白胖胖的，哭声洪亮得像个小喇叭。
秀兰躺在床上，脸色苍白，但精神很好。看到我进来，她虚弱地笑了笑：“你看，咱们的儿子。”
我走过去，看着襁褓中的婴儿，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那是一种血脉相连的亲情，是一种生命延续的神圣感。
“辛苦了，”我握住秀兰的手，“你受苦了。”
“不辛苦，”她摇摇头，“看到儿子，所有的苦都值了。”
我给儿子取名叫王念恩，按照之前商量好的。秀兰说这个名字好听，寓意也好。
母亲抱着孙子，笑得合不拢嘴，逢人就炫耀：“看看我孙子，多俊啊！长得像他爸，眉毛像他妈……”
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抱儿子。小家伙长得很快，一天一个样。三个月的时候会翻身，六个月的时候会坐，八个月的时候会爬，一岁的时候已经能扶着墙走路了。
秀兰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儿子身上，把孩子养得白白胖胖的。她自己也比以前丰腴了一些，脸色红润，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
可是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儿子一岁半那年，母亲突然病倒了。开始只是感冒发烧，我们都没在意，以为吃点药就好了。可是烧退了之后，母亲的咳嗽却越来越严重，吃什么吐什么，整个人迅速消瘦下去。
我带她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肺癌晚期。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把我们全家都击垮了。
“不可能，”我不相信，“我妈身体一向很好的，怎么可能得这种病？”
“已经确诊了，”医生叹了口气，“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最多还有三个月。”
我瘫坐在医院的走廊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秀兰也哭了，但她比我坚强。她擦干眼泪，对我说：“建国，咱们不能让妈知道真相。她要问，就说是一般的肺炎，打打针就好了。”
我点点头，心里却像刀割一样痛。
母亲住院的那段日子，秀兰几乎天天守在病床前。她给母亲擦身、喂饭、端屎端尿，从来没有一句怨言。母亲有时候疼得厉害，脾气暴躁，动不动就骂人，秀兰也不生气，总是好言好语地哄着。
有一次，母亲拉着秀兰的手，老泪纵横：“秀兰啊，你是个好媳妇。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有你这么一个儿媳妇。”
“妈，您别这么说，”秀兰的眼眶也红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建国那孩子，从小就没爹，是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的，”母亲喘了口气，继续说，“他这个人，性子倔，不会说话，也不会疼人。以后你要多担待他。”
“妈，您放心，”秀兰握着母亲的手，“我会照顾好建国的，也会照顾好念恩。”
母亲点点头，闭上了眼睛，脸上带着安详的笑容。
三个月后，母亲还是走了。
她走的那天，天空下着小雨。我跪在她的床前，哭得撕心裂肺。秀兰站在我身后，默默地流着泪，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无声地给我力量。
处理完后事，我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一样，浑浑噩噩的。秀兰知道我难受，什么都不让我干，只是让我好好休息。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发呆，她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
“建国，我知道你难受，”她轻声说，“可是日子还得过下去。妈走了，我们还有念恩，还有彼此。”
我抬起头看着她，她的眼睛里满是关切和心疼。
“秀兰，”我哑着嗓子说，“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她笑了笑，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傻瓜，我们是夫妻，说这些干什么。”
第十二章
时间是最好的良药。
母亲的去世带给我的伤痛，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愈合。生活还要继续，我还有老婆孩子要养，不能一直沉浸在悲伤中。
我又回到了省城的工地干活，秀兰在家里带孩子、做衣服。日子虽然忙碌，但也充实。
儿子念恩渐渐长大了，聪明伶俐，嘴巴又甜，很讨人喜欢。他最喜欢缠着秀兰讲故事，每天晚上都要听着故事才能入睡。
秀兰给他讲牛郎织女，讲孟姜女哭长城，讲梁山伯与祝英台。讲到动情处，她自己先红了眼眶。
“妈妈，你怎么哭了？”念恩伸出小手帮她擦眼泪。
“妈妈没哭，”秀兰笑着说，“妈妈是讲故事讲得太投入了。”
我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心里暖暖的。
1983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我们这个小村庄。政策放开之后，很多人开始做起了生意。镇上开了好几家工厂，附近村里的人也纷纷出去打工。
秀兰的心又开始活络起来。她对我说：“建国，现在政策好了，咱们要不要再做点什么？”
“你想做什么？”我问。
“我想开一个服装加工厂，”她说，“这几年我做衣服积累了不少经验，也认识了一些客户。如果能开个小厂，专门给人做衣服，应该能挣钱。”
我沉思了一会儿，觉得她的想法可行。这些年我们攒了一些钱，加上我每个月的工资，应该够启动资金。
“行，”我说，“你想做就做，我支持你。”
说干就干，秀兰很快就行动起来。她在镇上租了一间大一点的房子，买了五台缝纫机，又招了几个会做衣服的女工。就这样，一个小型的服装加工厂就开了起来。
刚开始的时候，生意并不好。毕竟是小作坊，没有什么名气，接到的订单很少。秀兰不灰心，她亲自上门推销，一家一家地跑，一家一家地谈。
她的诚意打动了一些客户，渐渐地，订单多了起来。从最初的几件几十件，发展到后来的几百件上千件。工人也从最初的五个人增加到了二十几个人。
我辞掉了省城的工作，回来帮她打理工厂。我们分工合作，她负责技术和管理，我负责采购和销售。两个人配合默契，把工厂经营得有声有色。
那几年，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还在镇上买了一套房子，把家从村子里搬了出来。念恩也上了小学，学习成绩很好，每次考试都是班上前几名。
秀兰常常感慨：“建国，你说咱们这是不是在做梦？”
“不是做梦，”我说，“这是咱们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是啊，”她笑着说，“谁能想到，当年那个穷得叮当响的王建国，如今也成了老板。”
“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没人要的赵秀兰，如今也成了厂长。”我学着她的语气说。
她瞪了我一眼：“你又提那茬？”
“好好好，不提了。”我连忙投降。
第十三章
日子就这样平稳地过了几年。
工厂的规模越来越大，员工增加到了一百多人，年产值达到了几十万元。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了。
可是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我们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增加，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
更要命的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品牌，只能给别人做代工。这就意味着，我们永远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赚的都是辛苦钱。
秀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琢磨着转型。
“建国，”有一天晚上她对我说，“我想注册一个自己的品牌。”
“自己的品牌？”我有些不解，“咱们不是做得好好的吗？”
“现在是做得不错，可是长远来看，没有自己的品牌，永远都是给别人打工，”她说，“我想做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品牌，就像那些大牌子一样。”
“可是做品牌需要投入很多钱，”我说，“而且风险很大。”
“我知道，”她点点头，“可是不冒险，怎么会有收获？”
我看着她坚定的眼神，知道她已经下定了决心。这么多年了，我对她的性格已经很了解——她认定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好，”我说，“既然你想做，那就做吧。我支持你。”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路。
注册品牌、设计款式、寻找面料、开拓市场……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秀兰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进去，经常熬夜到凌晨两三点。
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劝她注意身体。她总是说：“没事，我身体好着呢。”
可是身体再好，也经不起这样的消耗。半年后，她病倒了。
那天我正在外地出差，接到工厂的电话，说秀兰晕倒了。我连夜赶回来，直奔医院。
到了医院，看到她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瘦了一大圈，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你回来了？”她虚弱地笑了笑，“我没事，就是有点累。”
“你都这样了还说没事？”我握着她的手，声音哽咽，“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
“对不起，”她的眼眶也红了，“让你担心了。”
医生说她是因为长期过度劳累导致的身体透支，需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我二话不说，把工厂的事情暂时交给副厂长管理，自己在医院陪着她。
那段时间，我们俩难得有机会静下心来好好相处。白天我陪她散步、聊天，晚上给她读报纸、讲故事。我们像回到了刚结婚的时候，虽然什么都没有，但心里很踏实。
“建国，”有一天她突然问我，“你说咱们这一辈子，到底图什么呢？”
“图什么？”我想了想，“图个安稳吧。”
“可是咱们好像从来没有安稳过，”她叹了口气，“从结婚到现在，一直都在奔波劳碌。”
“那是因为你太要强了，”我说，“什么事情都想做到最好。”
“我这不是没办法吗？”她看着我，“我出身不好，学历不高，如果不比别人努力，怎么能过上好日子？”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说，“咱们现在已经过得很好了。有房子、有车子、有工厂、有存款，还有念恩。这些还不够吗？”
她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可能是我不满足吧。”
“不是不满足，”我说，“是你太贪心了。人这一辈子，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得到了这个，还想得到那个。可是到头来你会发现，真正重要的东西，其实一直都在身边。”
她看着我，眼睛里闪着光：“比如呢？”
“比如健康，比如家人，比如咱们之间的感情。”
她笑了，笑得很温暖：“建国，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跟你学的，”我说，“你不是经常教育我要多看书吗？我偷偷看了几本。”
“哪几本？说来听听。”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平凡的世界》，还有《红楼梦》。”我有些不好意思，“不过《红楼梦》没看完，太长了。”
“那你最喜欢哪一本？”
“《平凡的世界》。里面的孙少平，跟我有点像。”
“哪里像？”
“都是穷人家的孩子，都不认命，都在拼命地活着。”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说：“建国，其实你比孙少平幸运。”
“为什么？”
“因为他最后一个人孤零零的，而你还有我。”
我笑了，握紧了她的手：“是啊，我有你，还有念恩。我这辈子，值了。”
她靠在我的肩膀上，闭上了眼睛。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照在她的脸上，她的皮肤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在我眼里，她依然是那个在水塘边洗衣服的姑娘，笑起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亮了。
第十四章
秀兰出院后，我强制性地给她规定了作息时间。每天晚上十点必须上床睡觉，早上七点才能起床。工厂的事情，能交给别人的就交给别人，不能交给别人的，也要合理安排时间，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拼命。
她一开始很不适应，总觉得自己闲下来就是在浪费时间。我就陪她看电视、逛街、串门，慢慢地，她也习惯了这种节奏。
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建国，我想去旅游。”
“旅游？”我愣了一下，“去哪儿？”
“去北京。”她的眼睛里闪着光，“我想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故宫，看看毛主席纪念堂。”
“好啊，”我说，“等念恩放暑假了，咱们一家三口一起去。”
“真的？”她高兴得像个孩子，“你没骗我？”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那年夏天，我们真的去了北京。
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秀兰激动得热泪盈眶。她拉着我的手，指着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说：“建国，你看，那就是毛主席。”
“看到了，”我说，“你不是在电视上看过吗？”
“电视上看跟亲眼看到能一样吗？”她白了我一眼，“这可是真的！”
我们在北京玩了七天，去了故宫、颐和园、长城、十三陵。每到一处，秀兰都兴奋得像个小姑娘，不停地拍照，不停地感叹。
“建国，”在长城上，她突然问我，“你说古代的人是怎么把这么多砖石运上来的？”
“我也不知道，”我说，“反正肯定很辛苦。”
“是啊，”她看着蜿蜒的长城，若有所思，“咱们这点苦，跟古人比起来，算什么呢？”
“所以啊，”我趁机教育她，“以后别再那么拼了，身体要紧。”
“知道了，”她笑着说，“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啰嗦？”
“还不是被你逼的。”
从北京回来后，秀兰整个人都变了。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焦虑，不再事事亲力亲为，学会了放手，学会了享受生活。
工厂的生意依然在稳步发展，我们的品牌虽然没有成为全国知名的大牌子，但在本地也算小有名气。念恩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第十五章
1995年，念恩考上了省城的大学。
送他去学校的那天，秀兰哭得稀里哗啦的。我站在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拍着她的背安慰她：“孩子长大了，总要离开家的。”
“我知道，”她擦着眼泪，“可是我就是舍不得。”
念恩也很懂事，抱着妈妈说：“妈，您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放假了就回来看您。”
“好，”秀兰摸着儿子的头，“好好学习，别辜负了我和你爸的期望。”
“我一定会的。”
送走了念恩，家里一下子冷清了许多。秀兰有些不习惯，每天都会念叨儿子。我理解她的心情，就尽量多陪她，带她去散步、看电影、逛商场。
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建国，咱们再要一个孩子吧？”
我吓了一跳：“你都多大年纪了？还生孩子？”
“我才四十多岁，”她不以为然，“还能生。”
“不行不行，”我坚决反对，“你身体本来就不好，再生孩子太危险了。”
“可是家里太冷清了，”她嘟着嘴，“我想再要一个孩子陪陪我。”
“你要是觉得冷清，咱们可以养条狗。”我说。
“我不要狗，”她摇头，“我就要孩子。”
我们为这件事争执了好几次，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只好打电话给念恩，让他帮忙劝劝他妈。
念恩在电话里跟他妈聊了很久，也不知道说了什么，总之从那以后，秀兰再也没有提过要孩子的事。
后来我问念恩，到底跟他妈说了什么。他神秘地笑了笑：“秘密。”
“臭小子，还跟你爸保密？”
“反正您就别管了，”他说，“我妈不会再提要孩子的事了。”
我虽然好奇，但也没有深究。只要秀兰不再执着于这件事，我就放心了。
第十六章
时间如流水，转眼间就到了新世纪。
2000年，念恩大学毕业，留在了省城工作。他在一家外企上班，工资很高，每个月都会给我们寄钱回来。
秀兰每次收到钱，都会念叨：“这孩子，自己留着花多好，给我们寄什么？”
“说明他孝顺，”我说，“你还不乐意了？”
“我当然乐意，”她笑着说，“就是心疼他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
“儿孙自有儿孙福，”我说，“你就别操心了。”
2003年，念恩结婚了。媳妇是他大学的同学，家在省城，是个温柔贤惠的姑娘。婚礼办得很隆重，来了很多宾客。
秀兰那天穿了一身红色的旗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端着酒杯，挨桌敬酒，笑得合不拢嘴。
“妈，您少喝点，”念恩担心地说，“别喝醉了。”
“没事，”她摆摆手，“今天我高兴，多喝几杯没事。”
那天晚上，她果然喝醉了。我把她扶回家，她躺在床上，嘴里还在念叨：“建国，咱们儿子结婚了……咱们儿子终于结婚了……”
“是啊，”我握着她的手，“他长大了，有自己的家了。”
“我好高兴……”她的眼角流下泪来，“真的好高兴……”
我帮她擦去眼泪，轻声说：“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
她点点头，闭上了眼睛，脸上还带着幸福的笑容。
2005年，念恩有了自己的孩子，是个女孩，取名王思涵。秀兰升级当了奶奶，高兴得不得了，非要搬到省城去帮儿子带孩子。
“你去可以，”我说，“但是不能太累，自己的身体要紧。”
“知道了，”她不耐烦地说，“你怎么越来越啰嗦了？”
“还不是被你逼的。”
她去了省城之后，我一个人在家守着工厂。虽然请了职业经理人管理，但有些大事还是要我亲自拍板。好在工厂已经走上了正轨，不需要我操太多的心。
每个周末，我都会坐两个小时的火车去省城看他们。秀兰每次都会做一桌子菜，都是我爱吃的。吃完饭，我们就带着孙女去公园散步，享受天伦之乐。
“建国，”有一次她对我说，“你说咱们这一辈子，是不是挺值的？”
“怎么突然这么问？”
“你看啊，”她扳着手指头数，“咱们从一无所有，到现在有房有车有工厂；从两个人，到现在有了儿子儿媳孙女；从被人瞧不起，到现在受人尊敬。你说，这难道不值得吗？”
“值得，”我点点头，“非常值得。”
“那你还记得咱们结婚那天，我问你的那句话吗？”
“哪句话？”
“你说话当真。”
我笑了，握紧她的手：“当然当真。我王建国这辈子，说的每一句话都当真。”
她也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像一朵盛开的菊花。
第十七章
2010年，秀兰的身体开始出现各种问题。
先是高血压，然后是糖尿病，接着又是冠心病。她成了一个药罐子，每天要吃好几种药。我带她去北京、上海的大医院看过，专家都说这是老年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
她倒是看得开：“人老了，哪能没点毛病？能吃能喝能走路，就知足了。”
“可是你这样，我心疼。”我说。
“心疼什么？”她笑着说，“你又不是大夫，心疼有什么用？”
“我可以照顾你啊。”
“那你可得好好活着，”她拍拍我的手，“你要是走在我前面，我可怎么办？”
“放心，”我说，“我一定比你活得久。”
“那可不一定，”她狡黠地一笑，“说不定我先把你送走呢。”
“呸呸呸，”我赶紧啐了几口，“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她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2015年，秀兰的病突然加重了。
那天晚上，她正在客厅里看电视，突然捂着胸口倒了下去。我吓坏了，赶紧打了120。救护车来得很快，把她送到了医院。
经过抢救，她脱离了危险，但医生告诉我，她的心脏功能已经严重衰退，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
“王先生，”医生严肃地说，“您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站在病房外面，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秀兰，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秀兰醒来后，看到我红肿的眼睛，笑着说：“哭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你吓死我了，”我握着她的手，“以后不许再这样了。”
“我也不想啊，”她叹了口气，“可是身体不听使唤了。”
“那我以后寸步不离地守着你。”
“那工厂怎么办？”
“工厂不重要，”我说，“你才最重要。”
她看着我，眼睛里闪着泪光：“建国，你变了。”
“哪里变了？”
“以前你不会说这些话的。”
“人是会变的，”我说，“特别是经历过生死之后。”
她笑了，笑得很温暖：“谢谢你，建国。”
“谢我什么？”
“谢谢你这一辈子，对我这么好。”
“傻瓜，”我握紧她的手，“我们是夫妻，说这些干什么。”
第十八章
从那次住院之后，秀兰的身体每况愈下。
她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到处走动，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待在家里。我放下了工厂的所有事务，专心在家陪她。
每天早上，我会推着她去公园散步。她坐在轮椅上，我走在后面，一边走一边给她讲新闻，讲外面的新鲜事。
“建国，”有一天她突然问我，“你说人死后，会去哪里？”
“不知道，”我说，“可能会去天堂吧。”
“那天堂是什么样的？”
“应该很美吧，”我说，“有花有草，有山有水，没有病痛，没有烦恼。”
“那你会来找我吗？”
“当然会，”我说，“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她笑了，笑得很安心。
2018年冬天，秀兰再次住进了医院。
这一次，她的情况比上次更糟。医生说她的各个器官都已经衰竭，能撑多久全靠意志力。
念恩和儿媳请了长假，轮流在医院陪护。孙女思涵也经常来看她，给她讲学校里发生的趣事。
秀兰清醒的时候，会拉着孙女的手，叮嘱她要好好学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孙女每次都乖乖地点头，然后偷偷地抹眼泪。
有一天晚上，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陪着她。她突然睁开眼睛，看着我，虚弱地说：“建国，我想回家了。”
“等你好了，咱们就回家。”我说。
“我怕是好不了了，”她摇摇头，“我想回家，死在医院里，太冷清了。”
“别胡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你会好起来的。”
“建国，”她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你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我走了以后，你要好好活着。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别整天闷在家里。”
“我不答应，”我哭着说，“你要是不在了，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你还有念恩，还有思涵，”她说，“你不能让他们担心。”
“可是……”
“听话，”她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答应我。”
我看着她恳切的眼神，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好，我答应你。”
她笑了，笑得很欣慰。然后她闭上眼睛，像是睡着了一样。
那一夜，我一直握着她的手，直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秀兰走了。
她走得很安详，脸上还带着微笑，像是在做一个美好的梦。
我跪在她的床前，抱着她渐渐冰冷的身体，哭得像个孩子。
念恩和儿媳站在旁边，也在默默流泪。孙女思涵扑在奶奶身上，哭喊着：“奶奶，你不要走……”
那一天，天阴沉沉的，像是也在为她哀悼。
尾声
秀兰走后，我按照她的遗愿，把她的骨灰葬在了村后的山坡上。
那里能看到整个村子，能看到我们曾经住过的老屋，能看到那条她洗衣服的水塘，能看到那片我们一起劳作过的田地。
我在她的墓前种了一棵石榴树，就像当年她娘家院子里那棵一样。每年夏天，树上都会开出火红的花，像一团燃烧的火。
我每天都会去看她，跟她说说话，讲讲最近发生的事情。虽然她再也听不见了，但我相信，她在天上一定能看到。
念恩和儿媳多次提出要接我去省城住，我都拒绝了。我说我要留在这里，陪着你妈。
“爸，您一个人在这里，我们不放心。”念恩说。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说，“我身体好着呢。再说了，这里有你们的妈，我不能丢下她一个人。”
念恩知道拗不过我，只好作罢。但他每周都会带着妻女回来看我，风雨无阻。
2022年，我也病了。
不是什么大病，就是年纪大了，身体机能退化了。医生说这是正常的衰老现象，让我好好休养。
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外那棵石榴树，想起了很多往事。
我想起了1977年的那个春天，我第一次见到秀兰的情景。她蹲在水塘边洗衣服，笑声清脆得像银铃。
我想起了我们相亲时的对话，她问我：“你说话当真？”我说：“当真。”
我想起了我们结婚时的誓言，她说要跟我好好过日子，我说一定会让她幸福。
我想起了我们一起经历的风风雨雨，从贫穷到富裕，从年轻到衰老，从两个人到一个家。
这一辈子，我们吵过架，红过脸，但从来没有真正分开过。她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也是我亏欠最多的人。
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娶她。
我要告诉她，我王建国这辈子说的每一句话，都当真。
2023年春天，我也走了。
走的那天，也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窗外的石榴树刚刚发芽，嫩绿的叶子在风中摇曳。
念恩和儿媳、孙女都守在我的床前。我拉着儿子的手，对他说：“念恩，记住你妈的话，做人要懂得感恩。”
“爸，我记住了。”他哭着说。
“还有，帮我把骨灰葬在你妈旁边。我们说好了，这辈子在一起，下辈子也要在一起。”
“好，我一定照办。”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闭上了眼睛。
恍惚中，我仿佛又看到了秀兰。她还是年轻时的模样，扎着两条麻花辫，穿着一件碎花衬衫，站在水塘边，对着我笑。
“建国，你来啦？”
“来了。”
“你说话当真？”
“当真。”
她笑了，伸出手来拉我。我握住她的手，跟着她一起走向远方。
那个方向，有阳光，有花香，有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
全文完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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