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宴散场,我被最后一波送客的人潮推出宴会厅时,整个人已经不归自己管了。头上那套头饰压了整整一天,脖子僵得像上了石膏,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脚上那双高跟鞋从早上穿到现在,脚后跟早磨得没了知觉,每迈一步都像踩在刀背上。
推开新房的门,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扶住墙,第二件事是弯腰去够鞋扣。丈夫跟在后头进来,浑身上下找不出一点疲相,嘴里还在哼仪式上放过的那首歌,跑调跑得理直气壮。
我好不容易把两只鞋扒下来,脚底板落回平地,舒服得差点哼出声。正要往床上倒,他一把拦住我:“先别躺!红包还没倒呢。”说着从门边拎进两个鼓鼓囊囊的袋子,往床上一放,还冲我晃了晃,“你不想看看,今天这一整天到底换来个什么成色?”
我本来想说不想,可眼角扫过那两个袋子的分量,话到嘴边自己拐了个弯。
他把袋口朝下,哗啦一声全倒在红床单上。红包滚了一床,拆出来的百元钞一片红,跟红床单红成一色,一眼望过去分不清哪儿是被子哪儿是钱。
我俩同时愣了半秒,又同时笑出了声。“这画面,”他掏出手机拍了一张,“估计这辈子就这一回了。”笑完他先正经起来:“光数不记可不行,人情账得有名有姓。”
说着从床头柜里翻出个本子和一支笔。我盘腿坐到钱堆边上,困意不情不愿地退了半步——行吧,数钱这件事,可以再撑一会儿。
他念名字,我动笔,红包拆一只登记一只,钱点好一沓就往床头柜上码一沓。头一个钟头纯属痛快,笔尖每落下一个名字,就像把今天的热闹又收进了一次兜里。
可登记到后半程,味道就变了:这本账里,一半是他家的叔伯姑舅,一半是我这头的同事室友,写得我脑子里那张关系网越缠越乱。
更麻烦的是,翻到后头,有几只红包皮上干干净净,一个名字都没署。我拿起来冲他晃:“这谁给的?”他探头瞅了瞅,也摇头。我顺势给他算账:“这钱可不是收了就完的。你舅家的,回头你表哥结婚得还回去;我同事的,人家孩子满月咱们也得跟上。这账记岔一个名字,兴许三五年后才冒出来,到时候咱俩对着钱包干瞪眼。”他嘿嘿两声,说那就记仔细点。
道理是这个道理,可我的眼皮已经开始打架。一个“舅”字写出来成了一团墨疙瘩,划掉重写,“婶”字又缺了半边;再往下,我把“堂哥”写成了“唐哥”,自己看着都想笑。
数到一多半,我实在撑不住了,把账本往他那边一推:“剩下的你记,我去卸妆。再写下去,这本账就成天书了。”
他没接本子。我从镜子里看见他从床边下来,几步追到梳妆台前,从背后一把抱住我,下巴搁在我肩膀上:“哎,先别忙。天呐,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是不是把你娶到家了?我现在,是不是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叫你老婆了?”
一口气三连问,不等我张嘴,他又追了一句:“你先别拿话堵我,你先回答,可不可以?”
镜子里的我顶着满头卡子,一脸倦容,被这声“老婆”喊得又好气又好笑。这事他有前科。谈恋爱那会儿他就爱提前偷跑,“老婆”长“老婆”短,我每次都把他打回去:婚礼没办,名不正言不顺,改口得等那一天。眼下婚是结完了,看这架势,他连一秒钟都不打算多等。
“可以叫。”我说。他从鼻子里发出一声欢呼,胳膊刚要收紧,我接着补了后半句:“但是——叫了老婆,就不能把两家的人情账全留给老婆。这账你也认,那你就叫;只想白得一称呼,那你还是接着叫我新娘子。”镜子里,他脸上的笑僵了僵,像是没想到“老婆”两个字后头还挂着一摊活。
他愣了足有两秒,然后一声不吭地回到床边,把账本拖过去,先画了两道线,把他家的归一栏,我家的归一栏。他自己那摊写得飞快,叔伯姑舅、表哥堂姐,一个挨一个往里填,比我想象的顺得多。
轮到那几只没署名的,他一个名字都没瞎猜,把它们码成整整齐齐一小摞,单独搁到床头柜上:“这几个明天问爸妈,问清楚了再写,不能糊弄。”
“行。”我坐回卸妆台前,“那老婆先给你派个活——过来,把我头上这些卡子拆了。”“好嘞,老婆!”他答应得山响,凑到我脑袋后面一阵摸索。
手指头笨得可以,摸了半天连卡子边都没碰着,还扯得我头皮生疼。“老婆,这往哪边按?”“按对了我就告诉你。还有,先把床上的现金按沓收进袋里,扎好。”
他小跑过去收钱,回来接着跟发卡较劲,一较上劲就忍不住试新称呼:“老婆——”“收完了就给没署名那摞贴张便签,写上待核对,省得明早谁手一顺给塞进抽屉。”
他撕了便签贴好,又凑回我脑袋后面。有一回他捏着一枚卡子迟迟不敢下手:“老婆,这个是不是连着头发?”“是,轻点。”他屏住呼吸,跟拆炸弹似的把卡子一点点退出来,献宝似的举到我眼前。
跟着他又叫:“老婆——”“卸妆油,台子左手第二个瓶子,递我。”他递过来,站在我身后看我往下擦粉,嘴里嘟囔:“这老婆叫得,跟上班打卡似的,叫一声派一个活。”我说:“不然呢?称呼哪有白叫的。”
他也不恼,一边继续拔卡子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叫,叫到后来自己都笑了。最后一枚卡子“咔哒”一声松开,头饰整个离开脑袋的那一瞬,我头皮一松,整个人差点从椅子上飘起来。
他在我身后又轻轻叫了一声:“老婆。”我困得眼睛都撑不开了,从嗓子眼里挤出个“哎”字,人就歪进了被子里。后头他还说了句什么,我已经一个字都捞不着了。
第二天醒来,太阳已经照上窗帘。身边空了半边,床上倒是干干净净——那床红钞全按沓扎好收进了袋子,码在床头柜上。账本摊在床头柜上,他那半页记得整整齐齐,笔迹生硬,一个“姑”字描了两遍,但一笔没落;我这半页栏是分好的,空着等我补。
最要紧的是,那摞没署名的红包还单独搁在原处,便签上“待核对”三个字端端正正,一个名字都没被擅自填进去。
他从外面进来,看见我盯着账本,就坐到床沿上:“昨晚我能认的都记了,认不准的一个没动。”顿了顿又说,“以前我光觉得礼金是喜气,收了就完事。昨晚数着数着才回过味来,这也是咱俩往后得一起记着的来往,记岔了就是给人家心里添堵。”我点点头:“那正好,没署名的这几只,现在就问。”
我们一人拨了一个电话回家。他那边有两只红包连他自己也拿不准远房称呼,举着电话一句一句地应,听意思是他妈在那头帮他捋;我妈那边简单得多,听着名字就报出“那是你小姨家的表弟”,末了还叮嘱一句,账要记清,往后都是要走动的。
挂了电话我们定下规矩:谁家的关系谁先登记,另一个人拿账本复核一遍,谁也不许默认这是哪一个人的活。一笔一笔补完,最后一笔落下去,整本账才算齐了。
他把账本合上,用手掌把封面抹平,像呈公文一样推到我面前,清了清嗓子:“那——现在,正式地问一遍。能叫了吗?”
“可以。”我把账本又推回去,“老婆,叫你把本子放进抽屉里。”他一愣,随即笑出声,拿起账本,拉开床头柜的抽屉放进去,推严实了才回过身,站得笔直:“老婆,任务完成。”
我盘腿坐在床上,认认真真应了一声:“哎。”他又试着叫了一声“老婆”,这回后头没跟任务,我看了他一眼,头一回没派活,由它去了。
他那张从昨天兴奋到现在的脸,总算稳稳落了地。窗外太阳升得老高,抽屉合上的轻响还留在耳朵里——这本账收好了,这个称呼也算叫得名正言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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