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伪满洲国掖河一带，宪兵队分遣队长西谷稔接到了一道命令：押送途中发生翻车，车上的中国抗日人员必须立即处置。战事已经逼近，日军阵地混乱不堪，命令却依旧冷酷，没有留下任何审讯和核实的余地。
西谷带着两名军曹赶到现场时，十几名中国人被关在荒地上。他们大多四五十岁，手脚戴着镣铐，身上布满伤痕。押送士兵站在旁边，神情惶恐。谁都明白，所谓“处置”，就是当场杀人。
西谷拔出军刀，命令两名军曹跟着动手。两人迟迟没有反应，显然从未亲手砍杀过俘虏。西谷没有再催促，而是把这一幕当成示范。他走到一名俘虏面前时，对方忽然用日语说道：“不要滥杀无辜。”
这句话没有让西谷停手。相反，他认为对方懂日语，更可能暴露身份，于是挥刀砍下了那人的头颅。随后，军刀接连落下，四五名俘虏倒在血泊中。天气闷热，西谷很快力竭，便掏出手枪，将剩下的人逐一射杀。
这不是战场上的交火，而是对被束缚者的集体屠杀。西谷后来在日记中承认，那天的命令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迟疑。他执行的并非一场军事行动，而是侵略战争中常见的灭口手段。
不久，日本宣布投降，掖河的宪兵机构随之瓦解。西谷却不愿放下武器，带着十多名日本兵钻进大兴安岭，企图继续抵抗。队伍很快被打散，身边只剩下几个人，他们靠抢夺百姓衣物和粮食躲避追捕。
一次袭击农户时，他们绑走了一名二十五岁的农民，逼他充当向导。走到深谷附近，农民以不熟悉道路为由停下。西谷担心此人泄露行踪，命他走在前面，自己从背后突然挥刀。农民跌入谷底，再也没有回来。
枪声从山林方向传来，几名日本兵仓皇逃窜。傍晚时，他们又来到一户农家门前。开门的是一名六十多岁的老人。西谷谎称自己一行人来自开拓团，在山中迷路，希望借宿一夜。
老人没有立即怀疑。他见几人衣衫破烂，便把人让进屋里，还拿出家中仅有的腊肉、玉米酒和粮食。几个人已经两三天没有吃饱，这顿饭很快被一扫而空。火堆旁，老人还和他们闲谈，告诉他们家中只有自己和儿子，儿子要到第二天才回家。
这番话改变了西谷的打算。老人既然独居，儿子又不在，便没有人能及时认出他们。西谷撕下伪装，命令部下把老人捆在柱子上。老人这才明白，自己收留的不是迷路的开拓团成员，而是一群携带武器的逃兵。
老人没有求饶，只是盯着他们，身体因愤怒不断发抖。西谷让士兵轮流看守，自己则在吃饱后睡去。这个曾经给他们饭吃、替他们遮掩行踪的老人，就这样被当成了必须清除的证人。
第二天，西谷醒来时太阳已经升高。他担心老人的儿子随时返回，便催促部下收拾行装，随后把老人拖到屋后的菜地。老人拒绝坐下，还骂他们是日本鬼子。西谷恼怒之下将老人踢倒，拔刀砍去。
老人本能地抬手抵挡，右手两根手指被削断。第二刀落在肩部，伤口深可见骨。老人仍在挣扎，西谷又连续挥刀，直到老人倒在菜地里。由于没有时间掩埋尸体，他随手扯来南瓜叶盖住尸身，带着部下逃离。
不久后，苏军追上这支残余小队。西谷的部下全部战死，他本人负伤被俘，随后被押往西伯利亚服苦役。1950年，他与其他日本战犯被移交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经过改造和审查，1956年夏，他获得免予起诉的处理，回到日本。
回国后，西谷开始整理自己的战争经历。1972年，他出版《我在中国干了什么》，承认曾杀害中国人，并写道：“如果保持沉默，就会有人把侵略事实抹掉。”这句话并不能抵消罪行，却说明他已不再回避那些细节。
2001年4月，西谷病逝前，再次为当年杀害的中国人道歉。他尤其提到那名老人，承认对方不仅没有伤害他们，还拿出家中食物救了他们的命，自己却在第二天向恩人举起屠刀。他曾设法寻找老人的后人，希望作出赔偿，但始终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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