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离

一

民国三十七年，农历九月十七，南京，下关。

秋雨从后半夜开始下，到天亮也没停，淅淅沥沥的，把整条热河路浇得湿漉漉的。青石板路面上积了一层薄薄的水，踩上去啪嗒啪嗒响。路两旁的法国梧桐叶子黄了大半，被雨打落了不少，贴在路面上，像是一张张泡烂的信纸。

沈玉兰撑着油纸伞，从热河路东头走过来。她穿着一件阴丹士林蓝的旗袍，外面罩了件灰白色的薄呢短大衣，脚上是一双黑色平底皮鞋。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用一根银簪别着，脸上没有脂粉，只有嘴唇上抹了一点淡淡的口红。看上去像是一个出门买菜或者走亲戚的普通主妇。

她在热河路中段停了下来，抬头看了看路边的招牌。招牌是木头的，上面刻着“同福酒馆”四个字，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木头纹路。酒馆的门脸不大，一扇对开的木板门，门上贴着红纸对联，已经被雨淋得褪了色，看不清写的什么。门旁边挂着一块黑板，上面用白粉笔写着“今日供应：盐水花生、卤豆干、阳春面”。

沈玉兰把油纸伞收拢，靠在门边的墙角，推门走了进去。

酒馆里面不大，摆了七八张方桌，桌面上铺着蓝布，布上沾着油渍和酒渍。柜台在右手边，柜台后面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秃顶，胖乎乎的，正用抹布擦着酒坛子。他看见沈玉兰进来，抬了抬眼皮，没有招呼，又低下头继续擦。

沈玉兰扫了一眼。酒馆里人不多。靠墙的一张桌上坐着两个穿短打的汉子，正在吃面。靠窗的一张桌上坐着一个穿长衫的老头，面前摆着一碟花生米，一盅酒，正慢慢地喝。最里面靠角落的那张桌子空着，桌上什么都没有，椅子摆得整整齐齐。

她朝那张空桌走过去，坐了下来。

椅子是硬的，木头做的，坐上去凉丝丝的。她把短大衣的扣子解开，把衣襟往两边拢了拢，然后把手提包放在桌面上，包口对着自己。她从包里摸出一块手帕，擦了擦被雨打湿的额角。

柜台后面的胖男人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块点菜用的木板。“太太，吃点什么？”

“一碗阳春面。”沈玉兰说。

“还要别的吗？”

“不要了。”

胖男人点了点头，转身走了。沈玉兰把手帕叠好，放回包里。她的手在包里碰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那是一支钢笔。钢笔是黑色的，笔帽上有几道划痕。她用手指摸了摸那支钢笔，然后把手从包里抽出来，放在桌面上。

她在等人。

二

沈玉兰今年三十二岁，是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的一名交通员。

她的公开身份是下关区一家小学的国文教员。她丈夫在抗战时期牺牲了，留下一个五岁的女儿，寄养在城北的娘家。她一个人住在学校后面的教员宿舍里，平日里上课、批改作业、买菜做饭，跟别的教员没有什么两样。只有到了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她才会变成另一个人。

她做交通员已经三年了。三年里，她传递过密信、护送过人员、运送过药品和电台零件。她的代号是“白鹭”。上线是老周，南京地下市委委员，公开身份是《大刚报》的编辑。下线是小马，在首都电厂当工人。三个人组成一条线，她夹在中间，不跟任何人横向联系。

今天是她跟老周接头的日子。

接头时间是上午十点，地点是这个同福酒馆。接头的信号是：她坐在最里面靠角落的桌子，点一碗阳春面；老周进来后，坐在靠门的第一张桌子，点一壶茶；如果安全，老周会掏出一块怀表看时间；如果不安全，老周会直接离开，不进门。她看到怀表，就起身去柜台结账，把一张写着情报的纸条压在碗底下；老周随后进来，假装吃面，把纸条取走。

这套流程，她跟老周走了半年，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她看了看墙上的挂钟。九点五十二分。还有八分钟。

酒馆里安静得很。两个吃面的汉子吃完了，结账走了。靠窗的老头还在慢慢喝酒，偶尔捏一颗花生米扔进嘴里，嚼得咯吱咯吱响。胖老板擦完了酒坛子，又开始擦柜台，抹布在木头上蹭来蹭去，发出沉闷的摩擦声。外面的雨还在下，雨点打在门口的雨棚上，啪嗒啪嗒的，像是在敲一面小鼓。

九点五十八分。

门开了。

沈玉兰抬起头，看向门口。她的心跳加快了一些，但她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她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动了一下，又停住了。

进来的人不是老周。

三

进来的是一个男人。三十来岁，穿一件藏青色的西装，白衬衫，打着一条深灰色的领带。头发梳得很整齐，脸上刮得干干净净。他手里拎着一把黑色的雨伞，伞尖还在滴水。他站在门口，扫了一眼酒馆里面，目光在沈玉兰身上停了一瞬。

只有一瞬。快到沈玉兰几乎以为自己看错了。

男人走到靠门的一张桌子前，拉开椅子坐下。他把雨伞靠在桌腿旁边，然后脱下西装外套，搭在椅背上。他的动作很自然，像是一个随便进来躲雨或者吃午饭的普通人。

柜台后面的胖老板走过来。“先生，吃点什么？”

“一壶茶。”男人说，“有龙井吗？”

“有。”

“再来一碟卤豆干。”

“好嘞。”

胖老板转身去备茶。男人坐在那里，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用火柴点上。他吸了一口，把烟夹在指间，目光落在桌面上。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很轻，只有他自己能听见。

沈玉兰的心沉了下去。

这个男人她不认识。但他的坐姿、他的眼神、他敲桌面的动作，让她感到一种本能的警觉。他的坐姿太标准了——背挺得笔直，两脚平放在地上，双手放在桌面上，看上去很放松，但随时可以站起来。他的眼神太快了——进门那一眼，扫过了酒馆里每一个人、每一张桌子、每一扇门窗。他的动作太熟练了——点烟的时候，左手夹烟，右手划火柴，肘部微微向外，挡住了旁边人的视线。

他是干这行的。沈玉兰的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他是保密局的人，还是中统的人？还是别的什么？

她不知道。她只知道，老周没有来。

四

十点零三分。

老周没有出现。门口没有人进来。沈玉兰坐在角落的桌子前，面前摆着一碗阳春面。面是胖老板刚才端上来的，热气腾腾的，汤是清的，上面飘着几片葱花。她用筷子挑了一根面，慢慢送进嘴里，嚼了两下。面有点硬，汤有点咸。她尝不出味道。

那个穿西装的男人坐在靠门的位置，喝着茶，吃着卤豆干。他的目光偶尔会不经意地扫过酒馆里的每一个人。他看那两个吃面的汉子的时候，目光停留了两秒钟；他看靠窗的老头的时候，目光停留了一秒钟；他看她的时候，目光停留的时间跟看别人一样，一秒钟。

沈玉兰知道，他不是在看她。他是在观察所有人。这种人是专门训练过的，看人的时候不会让任何人觉得被冒犯。但沈玉兰受过训练。她能捕捉到那些细微的差别——他看她的那一秒钟里，目光在她的手提包上多停了零点几秒。

她在心里默数。从她进门到现在，过了大概十二分钟。老周迟到了十二分钟。这不对。老周从来没有迟到过。他做交通工作十年了，时间观念极强。如果他说十点，那就是十点。就算因为什么原因晚到，他也会派人来通知她取消接头。

没有人来通知她。

老周出事了。或者，老周发现了什么，不能来。

沈玉兰用筷子挑着面，慢慢地吃。她的脑子在飞快地转。她不能马上走。如果她现在站起来走，那个穿西装的男人一定会注意到。就算他不跟出来，酒馆外面的街上可能还有别人。她得继续坐着，把面吃完，像任何一个吃午饭的普通女人一样，不慌不忙地结账，不慌不忙地离开。

她低下头，继续吃面。

五

十点零八分。

门又开了。

沈玉兰抬起头，看了门口一眼。进来的是一个老头，六十来岁，穿着灰色的棉袍，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帽，手里拄着一根竹拐杖。他走得很慢，步履蹒跚，像是腿脚不太利索。他进了门，站在门口，四下看了看，然后朝柜台走去。

“老板，打二两酒。”

胖老板从柜台后面拿出一个酒提子，从酒坛里舀了二两酒，倒进一个粗瓷碗里。老头接过碗，端起来喝了一口，咂了咂嘴。

“再来一碟花生米。”

胖老板又给他盛了一碟花生米。老头端着碗和碟子，找了个靠墙的桌子坐下来。他坐的位置正好在沈玉兰和那个穿西装的男人之间。沈玉兰低着头吃面，余光扫了老头一眼。老头没有看她。他专心致志地喝酒，吃花生米，偶尔抬起头看看窗外。

沈玉兰把面吃完了。她把筷子放在碗上，端起碗喝了一口汤。然后她从包里拿出手帕，擦了擦嘴。她站起来，把椅子往桌子底下推了推，拿起手提包，朝柜台走去。

穿西装的男人还在喝茶。他的茶已经喝了大半壶，卤豆干也只剩下两块。他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桌面上，像是在想什么事情。沈玉兰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脚步没有停顿。她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烟草味，还有一股更淡的香水味。那种香水味很特别，不是市面上常见的牌子。她记在了心里。

她走到柜台前，从包里摸出几张纸币，放在柜台上。“老板，多少钱？”

“阳春面八百，一共八百。”胖老板说。

沈玉兰数了八百块钱递给他。胖老板收了钱，找了她两张零票。她把零票塞回包里，转身朝门口走去。她走得不快，脚步很稳。她的手在包里摸到了那支钢笔，指尖在笔帽上碰了一下。

她推开门，走了出去。雨已经小了一些，变成了毛毛细雨。她站在门口的雨棚下面，撑开油纸伞，遮在头顶上。然后她迈开步子，朝热河路东头走去。

她走了大概二十步，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响。很轻的一声，像是有人在酒馆里面敲了一下桌子。

她没有回头。

六

沈玉兰沿着热河路往东走。

雨天的街上人不多，偶尔有几个行人撑着伞匆匆走过。她走得不快不慢，脚步平稳。她要去的地方是热河路东头的一家杂货铺，那是她的第二个备用接头点。如果第一个接头点出了问题，她就去那里等消息。杂货铺的老板姓陈，是个瘸子，也是地下党的交通员。老周如果没事，会派人去那里通知她。

她走了大约十分钟，拐进了一条小巷。小巷很窄，两边是矮矮的平房，墙面上长着青苔。巷子里没有人。她走到巷子中段，停下来，侧耳听了听。身后没有脚步声。她又听了听，还是没有。她继续往前走。

穿过小巷，是一条稍宽一些的街。街口有一家茶馆，门脸不大，门口挂着蓝布棉帘。沈玉兰在茶馆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街上的行人。她看见一个拉黄包车的从街东头跑过来，车上坐着一个穿旗袍的女人。她看见一个卖烟的小贩背着木匣子从街西头走过来，嘴里吆喝着“香烟洋火桂花糖”。她看见两个穿制服的警察站在街角，双手插在裤兜里，百无聊赖地聊着天。

她没有看见那个穿西装的男人。也没有看见其他可疑的人。

她把油纸伞收拢，甩了甩上面的水，推门走进了茶馆。

七

茶馆里人不多。靠窗坐着几个老头，在下棋。角落里坐着一个说书先生，正在跟茶客们闲聊。沈玉兰走到最里面的一张桌子前坐下，跟伙计要了一壶茶。

她喝了一口茶，看了看墙上的钟。十点四十分。她在这里等了半个小时了。

没有人来。

她的手指在茶杯上摩挲着。老周出事了。她现在几乎可以确定。如果老周没事，他一定会派人来通知她。没有人来，说明情况很严重。老周可能被捕了。也可能牺牲了。不管是哪种情况，她都必须做出判断——下一步该怎么办。

她有三个选择。第一，回学校去，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继续当她的国文教员。第二，去杂货铺找老陈，问问他有没有老周的消息。第三，去城北的娘家，接上女儿，转移到城外的备用据点去。

她想来想去，觉得第一个选择最危险。如果老周被捕了，敌人可能会从老周身上找到线索。虽然老周是经验丰富的老交通员，知道的东西有限，但她跟老周接头半年了，敌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她。她不能回学校。学校里有她的档案，有她的照片，有她的住址。

第二个选择也危险。如果老周出事了，老陈那边可能也不安全。她贸然去找老陈，可能正好撞进敌人的埋伏。

第三个选择……她想了想。城北的娘家是她的退路。她在那里藏了几件换洗衣裳和一些钱。如果情况紧急，她可以去那里接上女儿，然后从城北的挹江门出城。挹江门外有一个渔村，渔村里有一户姓刘的人家，是地下党的外围群众。她可以在那里躲几天，等上级派人跟她联系。

她做了决定。

她站起来，把茶钱压在茶杯底下，拿起手提包和油纸伞，走出了茶馆。

八

沈玉兰坐上了一辆黄包车。

“去哪儿？”车夫问。

“挹江门。”

车夫拉起车把，跑了起来。沈玉兰坐在车上，把伞撑开，遮在头顶上。雨还在下，细细密密的，打在伞面上沙沙地响。她看着路两边的街景往后退，心里在盘算着时间。从下关到挹江门，黄包车要跑大概二十分钟。到了挹江门，她再换一辆车去娘家。前后加起来，大概要四十分钟。四十分钟，够她做很多事了。

黄包车跑到惠民桥的时候，沈玉兰让车夫停下来。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她下了车，走到桥头的一家药铺里。

药铺里光线昏暗，柜台后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老中医。沈玉兰走到柜台前，从包里摸出一张药方。“先生，抓副药。”

老中医接过药方看了一眼。“这是安胎的方子。你有了？”

沈玉兰摇了摇头。“给我妹妹抓的。”

老中医点了点头，转身去抓药。沈玉兰站在柜台前，目光透过药铺的门窗，看着外面的惠民桥。桥上人来人往，黄包车、板车、挑担子的、走路的，混在一起。她看见一个穿灰布衫的男人从桥东头走过来，走得不快不慢，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子。那个人走到桥中间的时候，停下来，靠在栏杆上，低头看了看桥下的河水。

沈玉兰的心猛地揪了一下。

那个人的动作太刻意了。一个正常人看河水，看一眼就走了。那个人在桥上站了将近一分钟。他在等人。或者在观察。

老中医把药包好了，递给沈玉兰。沈玉兰付了钱，接过药包，转身走出药铺。她没有看那个桥上的人，径直走到黄包车前，上了车。

“走吧。”

黄包车又跑了起来。沈玉兰坐在车上，手里攥着那个药包。她的心跳很快，但她脸上没有表情。她在想一件事。那个桥上的人，跟酒馆里穿西装的男人，是不是一伙的？如果是，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踪她的？是从酒馆开始的，还是从学校开始的？她今天出门的时候，有没有被盯上？

她不知道。她只能赌。

九

黄包车到了挹江门。沈玉兰下了车，付了车钱，走进了挹江门旁边的一条小巷。

她没有去娘家。

她拐进小巷之后，走了大约五十步，然后转身进了一个公共厕所。公共厕所里没有人。她站在隔间里，把身上的短大衣脱下来，翻了个面。短大衣的另一面是深灰色的，跟刚才那件灰白色的完全是两个颜色。她把头发上的银簪拔下来，换了一根黑色的木簪。她从包里摸出一块包头巾，裹在头上。然后她把药包扔进了茅坑里。

她走出公共厕所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灰白色短大衣变成了深灰色，头发上的银簪变成了木簪，头上裹着头巾。就算有人在巷口等着她，只要不是近距离盯着她的脸看，也认不出来。

她顺着小巷往北走，走了大约一百步，拐进了另一条巷子。这条巷子通向城北的一片棚户区。棚户区里住的是穷苦百姓，道路狭窄，房屋低矮，弯弯绕绕的，不熟悉的人走进去容易迷路。沈玉兰在棚户区里穿行，左拐右拐，走了七八分钟，最后从棚户区北边的一个小门里走了出来。

小门外是一条土路，土路尽头是一片菜地。菜地旁边有一间孤零零的草房。草房的窗户上蒙着塑料布，门关着。沈玉兰走到草房前，敲了敲门。敲了三下，停了一下，又敲了两下。

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穿着粗布衣裳，脸上带着警惕。她看见沈玉兰，愣了一下，然后把她拉了进去。

“白鹭？”女人的声音很低。

“嗯。”

“出什么事了？”

“老周没来接头。”沈玉兰说，“我在酒馆里看到一个可疑的人，穿西装，像是个特务。后来我在惠民桥上又看到一个可疑的人。我判断老周出事了。我没有回学校，也没有去杂货铺。我直接从挹江门这边过来的。”

女人沉默了一会儿。“你先在这里待着。我去联系上级。”

女人出去了。沈玉兰坐在草房里的一张矮凳上，把包头巾解下来，放在膝盖上。草房里很暗，只有一扇小窗透进来一点光。她看着那扇窗，窗外是灰蒙蒙的天，雨还在下。

十

三天后，沈玉兰接到了上级的指示。

老周被捕了。三天前，也就是九月初七的晚上，老周在《大刚报》报馆门口被保密局的人带走。同时被捕的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印刷厂的工人，一个是报馆的排字工。三个人都被关在宁海路十九号——保密局南京站的看守所。

上级判断，老周在被捕之前，已经察觉到了危险。他没有去同福酒馆接头，就是为了避免暴露沈玉兰。他在被捕前的一刻，可能烧毁了身上的文件，但没有来得及通知沈玉兰。如果不是沈玉兰自己警觉，后果不堪设想。

沈玉兰被调离了南京。她被安排撤往苏北解放区。三天后的一个晚上，她化装成一个回娘家的农妇，从下关火车站上了一列开往浦口的火车。火车上人很多，她挤在三等车厢里，缩在角落里，把脸埋在头巾里。

火车开动的时候，她透过车窗看了一眼南京城的灯火。那些灯火在雨雾里模模糊糊的，像是一片将熄未熄的炭火。她想起三天前在同福酒馆里，那个穿西装的男人轻敲桌面的声音。那声音很轻，但她听见了。她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敲那一下，不知道他是在警告她，还是在试探她。但她活下来了。

火车过了长江，南京的灯火消失在黑暗里。沈玉兰靠在车厢壁上，闭上了眼。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