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山东梁山附近，八路军第115师作战科科长李作鹏奉命牵制日军。敌军来势凶猛，他带队边打边撤，刚脱离阵地，两枚炮弹在身边炸响。战友扶起他时，李作鹏还能行走，只是右眼泪流不止。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炮击会留下终身伤痛。
李作鹏出生于1914年，江西吉安人。家境贫寒，少年时期没有接受多少完整教育。1930年红军进入吉安后，他报名参加红军，从一名普通青年开始接触机要、通信和参谋工作。
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肯学，而且学得快。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体系时，李作鹏被调到周恩来身边担任机要员，负责处理重要电报。后来，他又在红军二局担任参谋、科长，长征途中承担了大量紧张而繁重的工作。
那段经历看似不如冲锋陷阵显眼，却为他日后走上指挥岗位打下了根基。战争年代，能读懂电报、判断敌情、迅速形成作战意见，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战斗力。
1937年初，红军大学改称抗日军政大学，林彪担任校长。李作鹏在抗大负责参谋训练工作，两人由此有了较多接触。林彪性格寡言，平日喜欢思考军事问题；李作鹏同样少言，却重视学习和判断，彼此很容易形成默契。
卢沟桥事变后，林彪出任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李作鹏也被带到前线，担任作战科科长。对一名二十多岁的干部而言，这既是信任，也是压力。作战科掌握敌情、拟制作战方案，任何判断失误，都可能影响部队安危。
梁山战斗之后，日军调集兵力报复。陈光决定让李作鹏率部行动，吸引敌人改变进攻方向。任务完成得很顺利，撤退途中却遭到炮击。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有限，部队只能先用药水为他冲洗眼睛，随后再进行消炎处理。
左眼逐渐恢复，右眼却越来越糟。李作鹏曾设法前往北平求医，医生告知手术成功的可能性只有一半左右。手术最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战事又接连不断，他再也没有机会安心治疗。右眼失明后，李作鹏便有了“独目将军”的称呼。
抗战胜利后，林彪赴东北主持军事工作，李作鹏随即被调往东北，担任司令部参谋处长。这个职务牵涉全军作战计划和情报处理，足见林彪对他的能力十分看重。
不过，信任并不意味着没有批评。
1946年5月，四平保卫战后部队撤退，敌军却一路紧追。林彪怀疑作战密码和电台调度可能出现问题，急于查明情况。偏偏这时，负责相关工作的李作鹏正在驻地与几名干部饮酒，电台还没有及时跟上。
林彪赶到后十分恼火，掀翻酒桌，责问众人：“部队正在转移，你们怎么还有心思喝酒？”
这场冲突给李作鹏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他被调到第一纵队担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表面上是工作安排，实际上也带有提醒和惩戒意味。李作鹏后来对此事一直颇为后悔，但林彪并没有因此弃用他。
在基层部队历练后，李作鹏担任第六纵队司令员，参加东北冬季攻势和辽沈战役。锦州作战期间，第六纵队部分部队率先突入城内；随后，他又率部奔赴黑山、大虎山方向，参与围歼廖耀湘兵团。
1949年，部队整编，李作鹏出任第四十三军军长。此时，他已经从一名机要干部成长为能够独立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将领。四野南下后，第四十三军一路推进至雷州半岛，接到了参加解放海南岛的任务。
海南岛作战不同于陆地攻坚，部队缺少大型渡海装备，海况又变化莫测。1950年3月5日，李作鹏组织部队分批渡海，与琼崖纵队会合。4月17日，大规模渡海作战开始，途中突然遇到风浪，有人请示是否返航。
李作鹏的命令很坚决：“用橹摇，用桨划，只许进，不许退。”
部队冒着风浪继续前进，第四十军也从另一方向发起攻击。两支部队登岛后形成合力，守军防线迅速瓦解。经过连续作战，海南岛于1950年5月1日宣告解放。对李作鹏而言，这是他从东北战场一路打到华南后，完成的又一次关键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李作鹏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来担任海军副司令员等职。晚年，他居住在太原，生活相对平静，战争年代留下的眼疾却始终伴随左右。
2008年，李作鹏94岁生日时，林彪的女儿林豆豆送来一尊林彪半身水晶雕像。老人凝视良久，眼中泛起泪光。那尊雕像没有说话，却让一段从抗大、山东战场到东北和海南的军旅往事，重新回到了他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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