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四个月回来，钥匙插不进锁孔，开锁后大舅子一家四口在吃烤肉，婚房是我妈赠的，桌上还摆着我媳妇的陪嫁碗筷
我拖着行李箱爬到六楼，钥匙捅进去，只进了三分之一就顶住了。
我又拔出来，看了看，没错，是这把黄铜色的防盗门钥匙，上面还挂着我妈从庙里求来的那个小木牌，边角都磨圆了。再插，还是顶住。锁孔里像塞了什么东西。
那天是三月十七号，下午两点四十一分。我从乌鲁木齐飞回来，中转郑州，一共飞了六个多小时，加上机场到小区打车四十分钟，我浑身上下都是馊的。出差整整一百二十三天，我就想赶紧进屋，把箱子一扔，躺在我那张床上睡到天黑。
门是从里面反锁的。
我听见里面有声音。抽油烟机嗡嗡响，还有小孩笑，还有一个男人在说话，声音挺大，像是喝了酒。我贴着门听了几秒，听见一句：“再烤五串腰子，这玩意儿就得趁热。”
我按了门铃。
里面的声音一下就没了。
过了大概十几秒，门开了一条缝，露出我大舅子李建国的脸。他脸通红，嘴角油光锃亮，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说：“哟，回来了。”
我说：“你怎么在我家。”
他说：“进来吧，进来再说。”
我进去的时候，屋里一股孜然和羊油混在一起的味道，客厅茶几上摆着电磁炉，上面架着烤盘，烤盘里还剩几块焦了的五花肉和七八根签子。我媳妇的陪嫁那套青花碗，四个，全摆在桌上，两个小孩一人捧着一个，碗底还有半碗米饭。那套餐具是我岳母从景德镇托人买的，我媳妇平时舍不得用，说过年才拿出来。
李建国他媳妇王芳坐在沙发上，手里捏着遥控器，看见我，笑了一下，说：“老陈回来了，吃了没，一块吃点。”
她旁边坐着我媳妇，低着头，手里攥着一张纸巾，一直在撕，撕成一条一条的，摆在膝盖上。
我妈赠的这套房，八十三个平方，两室一厅，在城东锦绣花园七号楼，二零一二年买的，当时四千八一平。我妈把老家那套门面卖了，凑了三十九万，全款付的，房产证上写的我的名字，单独所有。我妈说，这是给你娶媳妇用的，你自己拿住。
我媳妇叫周敏，我们二零一四年结的婚。
她在一家药店当店长，一个月四千二。我在一家做棉花机械的公司跑销售，底薪三千八，剩下的靠提成。去年行情不好，我从十月八号出门，一直跑到今年三月，中间春节都没回来，就在乌鲁木齐过的，大年三十晚上吃的泡面，加了根火腿肠。
我为什么跑这么狠。
因为去年九月，周敏她哥李建国找我借钱。
他说他要开个烧烤店，差八万，周转三个月，利息按一分五算。我说我手里没那么多现钱，他就让我跟周敏说。周敏晚上跟我讲，说就借半年，她哥从来没求过她。我说你哥前年借的两万还没还。她说这次不一样，写借条。
借条写了。八万，一分五的息，二零二四年九月十二号签的字。
三个月到了，没还。半年到了，也没还。我打电话，李建国说烧烤店黄了，赔了，再缓缓。我说缓缓可以，你给个日子。他说年底。
年底我还在乌鲁木齐，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
周敏在电话里跟我吵，说我逼她哥。我说我逼他？我出差四个多月，住一百二一晚的快捷酒店，吃拌面，就为了把业绩冲上去拿提成，你哥拿着我的八万块钱吃烤肉？
她说那是我哥。
我说那是我妈卖门面的钱。
后来她就不接我电话了。
我这次回来，本来是想好好谈。
我提前三天跟她说了，我三月十七号到家。她说知道了。
知道了。
我站在客厅中间，行李箱还立在门口，轮子上沾着机场的灰。我看着那桌烤肉，看着那两个孩子捧着青花碗，看着李建国坐回沙发上，拿起一根签子，把最后一块肉撸下来塞进嘴里。
周敏开口了。
她说：“你先洗个澡吧，身上味大。”
我说：“李建国，我借条上写的年底还，现在三月了。”
他把签子往茶几上一扔，说：“老陈，你什么意思，当着我媳妇孩子的面。”
我说：“我就问一句，钱什么时候给。”
他说：“我现在没有。”
我说：“没有你在这吃烤肉？”
他站起来，比我高半个头，肚子顶着T恤，上面还有油点子。他说：“我妹的房子，我来吃顿饭怎么了。”
我说：“这是我的房子。”
他说：“你跟我妹结了婚，就是两个人的。”
这时候周敏说了那句话。
她坐在沙发上，没抬头，手里还在撕那张纸巾，说：“妈当初说了，这房子是给咱们俩的，不是给你一个人的。”
我站在那儿，脚底下是玄关那双我出门前擦得干干净净的皮鞋，鞋头落了薄薄一层灰。我看着我妈求来的那个小木牌还挂在钥匙上。我看着茶几上那四个青花碗，碗沿上沾着小孩的米粒。
我说：“周敏，你再说一遍。”
她说：“我哥现在难，你就不能缓一缓。”
我说：“我缓了半年了。”
她说：“那你想怎么样。”
我说：“我想怎么样，我想把我妈的房子要回来，我想把我妈的钱要回来，我想把我媳妇要回来。”
她说：“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没说话。
李建国把外套拿起来，招呼王芳和两个孩子，说走。两个孩子还在扒饭，他吼了一声，小的那个哭了。王芳白了我一眼，牵着孩子往门口走。经过我身边的时候，那孩子手里还攥着青花碗。
我说：“碗放下。”
王芳说：“一个碗而已。”
我说：“放下。”
李建国回头看我，说：“老陈，你别太过分。”
我说：“碗放下，人走。”
碗放下了。咣当一声，搁在鞋柜上。一家人进了电梯。
门关上之后，屋里就剩我和周敏。抽油烟机还在嗡嗡响，我过去把它关了。屋里一下就静了，静得能听见楼下有小孩在喊。
她坐在沙发上，那张纸巾被她撕成了一小堆，摆在茶几边沿，像一堆白色的碎渣。
我说：“你什么时候让他们住进来的。”
她说：“过完年。”
我说：“住哪间。”
她说：“主卧。”
我说：“那我睡哪。”
她不说话。
我走进主卧，床单换了，不是我走之前那套灰格子的，是一套大红的，上面有龙凤图案。枕头是两个，一个高一个低。床头柜上摆着一个烟灰缸，里面有七八个烟头，还有一个打火机，不是我的。
床腿压在地板上，四个印子，比我走的时候深。因为床垫上多了一层褥子，是那种老式的棉花褥子，我妈也有一床。
我站在卧室门口，回头看周敏。
她说：“我哥他们房子退了，暂时没地方住。”
我说：“暂时是多久。”
她说：“我哪知道。”
我说：“你哪知道。你知道我出差一百二十三天吗。你知道我在乌鲁木齐发烧到三十九度五，自己去医院挂水吗。你知道我为了省一百块钱，在机场坐了一宿吗。”
她说：“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我说：“因为你是我媳妇。”
她说：“你妈那房子，写的是你的名，可你跟我结婚十年了，这房子就是咱俩的。我哥落难了，我帮一把怎么了。”
我说：“你帮他的钱是我妈卖门面的钱，你帮他的地方是我妈买的房子，你帮他的碗是我妈给你陪嫁的碗。周敏，你帮他的东西，有哪一样是你自己的。”
她站起来，进了次卧，把门关上了。
那天晚上我睡在客厅沙发上。沙发是布艺的，两米一，坐深浅，我腿伸不直。半夜我听见次卧门开了，她出来上厕所，经过客厅没停，又回去了。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靠阳台那角有一块水渍，形状像山东地图，是我去年夏天发现的，一直没修。
第二天是三月十八号。
我早上六点就醒了，在楼下买了两个包子，一杯豆浆。吃完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我妈在老家，七十三了，一个人住。我爸走得早，二零一六年，心梗，早上还在菜市场买豆腐，中午就没了。
我妈接电话，说：“回来了？”
我说：“回来了。”
她说：“房子还好吧。”
我说：“好。”
她说：“周敏呢。”
我说：“上班去了。”
我妈顿了一下，说：“你那房子，当初我写你一个人的名，就是怕有今天。”
我说：“妈，你想多了。”
她说：“我想没想多，你自己清楚。”
挂了电话，我在楼下站了一会儿。小区里那棵玉兰开了，白的，落了一地，被车轮碾成黑泥。
我去了趟房管局。
我拿着身份证和房产证，查了档案。房子是二零一二年八月九号备案的，产权人陈某，单独所有。没有抵押，没有查封。
我坐在房管局大厅的塑料椅子上，看着那个查档案的小姑娘把材料递给我，她指甲上涂着透明的指甲油，亮亮的，很整齐。我想起周敏以前也涂指甲油，后来在药店上班不让涂，就不涂了。
我给我一个做律师的同学打电话。
姓孙，叫孙志刚，在城西一家律所。我说了我的事。他说：“借条呢。”
我说：“在家。”
他说：“你先别撕破脸。房子是你婚前财产，你妈赠与你个人的，只要你妈当时有赠与协议，或者转账记录能证明是她出的钱，写的是你一个人的名字，那这房子跟周敏没关系。但她哥住里面，你得让他走，这个属于你个人的物权，你可以报警。”
我说：“报警。”
他说：“你要是想闹大，就报。你要是不想闹大，就再谈。”
我说：“借条的钱呢。”
他说：“借条是你和周敏她哥之间的，跟周敏没关系。到期不还，你可以起诉。”
我说：“起诉。”
他说：“八万块，起诉成本不低。而且你跟你媳妇还过不过了。”
我没说话。
他说：“老陈，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这事儿，钱是小事，房子是大事，媳妇是最大的事。”
我说：“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在路边抽了根烟。我不常抽，口袋里那包烟还是过年的时候在乌鲁木齐买的，剩了半包。
我回了家。
周敏在厨房做饭，炒了个西红柿鸡蛋，煮了米饭。桌上摆着两双筷子，两个碗，不是青花碗，是超市买的白色骨瓷碗。
她看见我，说：“吃饭。”
我坐下来，吃了两口。
她说：“我哥的事，我跟你商量。”
我说：“你说。”
她说：“他们先住到四月底，五一之前肯定搬。钱的事，我让他先还两万，剩下的年底。”
我说：“两万什么时候给。”
她说：“这个月。”
我说：“这个月几号。”
她说：“月底。”
我说：“月底几号。”
她把筷子一放，说：“陈志明，你非要这样吗。”
我说：“我非要哪样。我出差四个月回来，钥匙插不进锁孔。我进自己家，你哥问我进来吧。我问我借出去的钱，你让我缓一缓。周敏，我哪样了。”
她说：“那你想离婚吗。”
我看着她。
她说：“你要是想离，就离。”
我说：“你说真的。”
她说：“我说真的。”
我说：“为了你哥。”
她说：“不是为了我哥。是为了你从来没把我当一家人。”
我说：“我没把你当一家人。周敏，你凭良心说。你哥借的钱，我借了。你哥没地方住，我让他住了。你哥吃我的喝我的，我说什么了。我就问一句什么时候还钱，你说我不把你当一家人。”
她说：“你妈那房子，你从来就没想过加我名。”
我说：“那是我妈卖门面买的。”
她说：“我知道。可你跟我结婚十年了。”
我说：“十年。周敏，十年里你上班挣的钱，你给你哥拿了多少。你哥前年借的两万，还了吗。去年借的八万，还了吗。你侄子上补习班的钱，你出的吧。你哥换车的首付，你出了两万吧。我哪次说过一个不字。”
她眼圈红了，没说话。
我说：“我不是要跟你算账。我就是想问一句，你哥到底什么时候能自己站起来。”
她说：“他是我哥。”
我说：“他四十了。”
她说：“他是我哥。”
我不说了。
那顿饭没吃完，米饭剩了半锅，西红柿鸡蛋剩了半盘。她收拾碗筷的时候，把剩菜倒进了一个青花碗里，用保鲜膜封上，放进了冰箱。
我看着那个青花碗。
那套餐具，四个碗，四个碟子，四个小勺，是二零一四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岳母从景德镇买回来的，花了六百八。岳母那时候身体还硬朗，能坐火车，自己拎着箱子来的。她说，这是给敏敏的陪嫁，以后你们好好过日子。
岳母二零一九年走的，肺癌，查出来到走，四十三天。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周敏把冰箱门关上。
我说：“你妈要是还在，她不会让你哥这么干。”
她背对着我，肩膀抖了一下。
她说：“你别提我妈。”
我说：“好，我不提。”
下午我去了趟李建国的烧烤店。店在城北，一个老小区的底商，卷帘门拉着，上面贴着一张旺铺转租，电话是他的号。我从卷帘门的缝里往里看，里面黑乎乎的，能看见几张桌子摞在一起，地上有一次性筷子的包装袋。
隔壁是个小卖部，老板娘在门口择韭菜。
我问她：“这家烧烤店开多久了。”
她说：“开是开了，没怎么见人。去年十月开的吧，开了没俩月就关了。”
我说：“老板常来吗。”
她说：“年前来过几回，搬东西。后来就没见过了。”
我说：“他住哪知道吗。”
她说：“那我哪知道。”
我站在那儿，看着卷帘门上那张转租的纸，边角被风掀起来，又落下去。电话号码是李建国的，尾号七七四三。我拨过去，响了六声，他接了。
他说：“喂。”
我说：“我，陈志明。”
他顿了一下，说：“有事。”
我说：“你在哪。”
他说：“在外面。”
我说：“你的店关了。”
他说：“嗯。”
我说：“钱呢。”
他说：“我说了这个月月底先给你两万。”
我说：“你那两万从哪来。”
他说：“你别管。”
我说：“我不管你，你拿什么给我。”
他说：“陈志明，你非要逼死我。”
我说：“我没逼你。我就问一句，你妹为了你，要跟我离婚，你知道吗。”
他不说话了。
过了几秒，他说：“她跟我说了。”
我说：“你怎么说。”
他说：“我说随她。”
我把电话挂了。
那天晚上我睡在沙发上，翻来覆去到半夜。我起来喝水，路过次卧，门缝里透出光。我贴着门听，周敏在里面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她说：“哥，你别管了，我自己处理。”
我站在门外，手里攥着那个水杯，杯壁上凝了一层水珠，顺着手指缝往下淌。
我回到沙发上，躺着看天花板。那块山东地图还在。
我想起二零一四年结婚那天，周敏穿的红裙子，是租的，一天三百。她妈坐在台下，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我妈坐在另一边，手里攥着个红包，攥得都湿了。
那天晚上，我们数红包，数到半夜。周敏说，咱俩以后好好过。
我说，好。
二零一七年，我们看中了一套新房，一百二十平，要一百六十万。首付差四十万。周敏说，把你妈那套小的卖了，换大的。我说那是我妈的房子。她说你妈就你一个儿子，早晚是你的。
我没卖。
二零一九年，岳母病了，住院押金三万，周敏她哥拿了一万，我拿了两万。岳母走的时候，拉着周敏的手说，你哥不容易，你多帮衬。
周敏哭了三天。
二零二一年，李建国要买车，差两万，周敏给了。我说这钱他还不还。周敏说，就当给侄子的。
二零二三年，李建国要开烧烤店，差八万，我借了。
二零二四年十月八号，我出门。
二零二五年三月十七号，我回来。
钥匙插不进锁孔。
我在沙发上躺到天亮。
第三天，三月十九号，周三。
我请了假，没去公司。我给周敏发了条微信，说晚上谈谈。她回了一个字，好。
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李建国打来的。
他说：“陈志明，我跟你见一面。”
我说：“行。”
他说：“就咱俩。”
我说：“行。”
我们约在小区门口那个拉面馆。他先到的，坐在靠里的位置，面前摆着一碗面，没动筷子。我进去，坐他对面。
他瘦了，比过年那会儿瘦了一圈，颧骨都出来了，眼窝往里凹。他穿着一件灰夹克，袖口磨得发白，拉链头用一根红绳系着。
他说：“钱我凑了两万。”
我说：“哪来的。”
他说：“我把车卖了。”
我说：“你那车值两万。”
他说：“值三万，急着出手，人家压价。”
我说：“嫂子知道吗。”
他说：“不知道。”
他从夹克内兜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搁在桌上，推过来。信封鼓鼓的，用一根橡皮筋缠着。
他说：“你数数。”
我没数。
他说：“剩下的六万，我年底之前给你。我把店转出去，能转两万。剩下的我打工还。”
我说：“你打什么工。”
他说：“我有个朋友在物流园，开叉车，一个月六千。我干十个月，能凑六万。”
我说：“嫂子同意吗。”
他说：“她不同意也得同意。”
我说：“你住我那，是她同意的。”
他不说话了。
过了半天，他说：“陈志明，我知道你看不起我。”
我说：“我没看不起你。”
他说：“你看得起我，你不会当着我媳妇孩子的面问我要钱。”
我说：“那我该什么时候问。”
他说：“你该先跟我说。”
我说：“我跟你说了半年了。”
他把面碗往旁边一推，说：“行，是我不要脸。我住你的房，吃你的饭，借你的钱。我妹为了我要跟你离婚。我李建国活到四十岁，活成这个德行。”
他眼睛红了。
他说：“可你知道我为什么开那个烧烤店吗。我爸走得早，我妈一个人拉扯我和我妹。我妹考上中专那年，我妈拿不出学费，是我去工地干了两个月，给她凑的。后来她嫁给你，我妈说，你哥不容易，你多帮衬。我妈走的时候，拉着我妹的手，说的也是这句话。我妹记了一辈子。”
我说：“所以你就可以一直让她帮衬。”
他说：“我没让她一直帮衬。我就借了这一次。”
我说：“前年那两万。”
他说：“那两万是给侄子交补习班的。我妹主动给的。”
我说：“去年那八万。”
他说：“我写了借条。”
我说：“借条到期了。”
他说：“我知道。”
我说：“你知道你还住我房子。”
他说：“我没地方住。我那房子退了，租金都交了店租。”
我说：“所以你妹就让你住主卧。”
他说：“是我妹让的。她说主卧朝南，孩子晒太阳好。”
我看着他。
他说：“陈志明，我跟你说句实话。我妹心里有你。她让我住进来，是因为她不敢跟你说。她知道你不愿意。她说等你回来再商量。谁知道你提前回来了。”
我说：“我没提前。我三月十七号回来，我跟她说了。”
他说：“她以为你四月才回。”
我说：“她记错了。”
他说：“她没记错。是她不想让你三月回。”
我愣了一下。
他说：“她跟我说，你三月回，我还没搬走，你肯定要闹。她说让我四月底搬，那时候你还在外面。”
我说：“她让我四月回。”
他说：“她没让你四月回，她让你三月十七回。”
我说：“那她为什么说以为我四月回。”
他说：“因为她在骗你。”
我坐在那儿，拉面馆的空调开得很大，吹得我后脖子发凉。桌上那碗面凉了，汤上凝了一层油膜。外面有个骑电动车的按喇叭，按了好几声。
我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拿过来，塞进兜里。
我说：“六万，年底。”
他说：“年底。”
我说：“你要是再拖，我就起诉。”
他说：“行。”
我站起来要走。
他说：“陈志明。”
我回头。
他说：“我妹不容易。”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不知道。你妈买那房子，写你一个人的名。我妹嫁给你十年，那房子她住着，可她心里明白，那不是她的家。”
我说：“那是我妈的房子。”
他说：“是你妈的房子，可也是我妹的家。你让她在这个家里，永远是个外人。”
我说：“我没让她当外人。”
他说：“你没让她当外人，可你也没让她当自己人。”
我说：“那她哥住进来，就是自己人了。”
他不说话了。
我出了拉面馆，站在路边，点了根烟。烟抽到一半，我把它掐了，扔进垃圾桶。
我走回家。
周敏还没下班。屋里空荡荡的，烤肉味散了，还剩一点孜然味。我把窗户都打开，风灌进来，窗帘鼓起来。茶几上那四个青花碗还在，我拿起来看了看，碗底有景德镇的款，印得歪歪的。两个碗里有米粒，干了，抠不下来。
我把碗洗了，擦干，放回橱柜。
晚上周敏回来，看见橱柜里的碗，愣了一下。
我说：“李建国给我两万了。”
她说：“我知道。”
我说：“他把车卖了。”
她说：“我知道。”
我说：“你知道他要卖车。”
她说：“他跟我说了。”
我说：“你让他卖的。”
她说：“我没让。他自己要卖。”
我说：“他卖车凑钱，你心疼吗。”
她说：“陈志明，你非要这么说话吗。”
我说：“周敏，我问你一句话，你跟我说实话。”
她说：“你问。”
我说：“你跟我说，你哥他们四月底搬，是真的吗。”
她看着我。
我说：“你跟我说，你以为我四月回，是真的吗。”
她把包放在鞋柜上，换了拖鞋，走到沙发边坐下。她坐的是我昨天睡的那个位置，沙发垫子还凹着。
她说：“我跟你说实话。”
我说：“你说。”
她说：“我哥他们搬不搬，取决于你。”
我说：“取决于我。”
她说：“你要是能容他们，他们就住到年底。你要是不能容，他们就搬。”
我说：“你没跟我说实话。”
她说：“我说了。”
我说：“你跟你哥说，让我四月回。”
她低下头。
她说：“我怕你三月回，看见他们住主卧，你会发火。”
我说：“所以你就让我别回来。”
她说：“我没让你别回来。我说你忙，你就在外面多待一个月。”
我说：“我出差四个月，你让我再待一个月。”
她说：“我知道你辛苦。”
我说：“你不知道。”
她哭了。
她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捂着脸，肩膀一抽一抽的。她哭的时候不出声，就是喘，喘得厉害。
我站在客厅中间，看着她哭。茶几上那个牛皮纸信封还在，橡皮筋缠着。窗外的天暗下来了，对面楼有户人家开了灯，光从窗帘缝里透过来。
我说：“周敏，我不跟你吵了。”
她说：“那你想怎么样。”
我说：“我不想怎么样。我就想问你一句，这十年，你有没有把我当过一家人。”
她把脸从手里抬起来，眼睛肿着，说：“你有没有把我当过一家人。”
我说：“我挣的钱都给你了。”
她说：“你妈那房子呢。”
我说：“那是我妈的。”
她说：“你妈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咱俩的。可你从来没这么想过。”
我说：“你哥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咱俩的。你是这么想的吗。”
她不说话。
我说：“你哥借八万，你连跟我商量都没商量，就答应了。你哥住进来，你连跟我说都没说，就让他们住了主卧。周敏，你什么时候跟我商量过。”
她说：“我跟你商量，你会同意吗。”
我说：“你试试。”
她说：“我不试。”
我说：“为什么。”
她说：“因为我试过。前年那两万，我跟你商量，你说不行。最后我还是给了。去年那八万，我跟你商量，你说不行。最后你还是借了。陈志明，我跟你商量没用，你只会说不。”
我说：“那你就骗我。”
她说：“我没骗你。我就是没说。”
那天晚上我们谈到十一点。
孩子在次卧睡着了，我们在客厅，声音压得很低。谈了什么，我现在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她最后说了一句，我哥的事，我自己处理。我说，你怎么处理。她说，你不用管。
第二天，三月二十号。
我早上出门上班，在楼下碰见王芳。她拎着两袋垃圾，往垃圾桶走。看见我，站住了。
她说：“老陈，昨天建国跟你说了。”
我说：“说了。”
她说：“钱的事，你别怪他。他也是没办法。”
我说：“嫂子，我不怪他。”
她说：“那两万，是我让他卖车的。车卖了，他每天骑电动车去物流园，四十公里，来回俩小时。”
我说：“他去物流园了。”
她说：“前天去的。开叉车，一个月六千。他说干十个月，把剩下的六万还你。”
我说：“那你和孩子呢。”
她说：“我找了个超市的活，理货，一个月两千八。孩子放学去托管班。”
我说：“你们搬哪去。”
她说：“城西，我娘家那边，租了个一居室，一千二。”
我说：“什么时候搬。”
她说：“这个周末。”
我说：“周敏知道吗。”
她说：“知道。她昨天给我们转了两千，让交房租。”
我站在垃圾桶旁边，看着王芳把垃圾袋扔进去，袋口没系紧，露出几个一次性饭盒，还有几根竹签。
我说：“嫂子，那两千不用她转。你们留着。”
她说：“已经转了。”
我说：“那我回头跟她说。”
她说：“老陈，你别跟她说。她也不容易。”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不知道。她为了你，跟她哥吵了一架。昨天你走了之后，她给她哥打电话，说让他搬。她哥说没钱。她说没钱也得搬。两个人吵了半个钟头，她哭了。”
我说：“她没跟我说。”
她说：“她不会跟你说。”
我说：“为什么。”
她说：“因为她是你媳妇。”
王芳拎着空袋子往回走，走了几步，回头说：“老陈，那套餐具，是她妈留给她的。她让我带走两个，我没要。她说那是陪嫁，不能散。”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知道就好。”
那个周末，三月二十二号，李建国一家搬走了。
我上班去了，没在家。回来的时候，主卧空了。床单换回了灰格子的，是我走之前那套。枕头剩一个。床头柜上的烟灰缸和打火机没了。地上那四个床腿印子还在，我拿湿抹布擦了擦，没擦掉，得用砂纸。
次卧的床也收拾了，被子叠得方方正正。窗台上有个橡皮筋，是小孩扎头发用的，粉色的，我捡起来放在抽屉里。
客厅茶几上，那四个青花碗，只剩下两个。
我打开橱柜，里面也只有两个。
我给周敏打电话，她在店里。我说碗怎么剩两个了。她说，王芳带走了两个。我说她不是说不要吗。她说，她走的时候，小的那个孩子非要，她就拿了。
我说，那是你妈的陪嫁。
她说，我知道。
我说，你怎么不拦着。
她说，一个碗而已。
我站在厨房里，手里攥着手机，看着橱柜里那两个青花碗。碗是白的，上面画着蓝色的花，花心有一点红。我拿起来，翻过来看碗底，景德镇的款。
我把碗放回去。
晚上周敏回来，买了菜，做了饭。两菜一汤，西红柿炒蛋，青椒肉丝，紫菜蛋花汤。桌上摆着两双筷子，两个碗，两个青花碗。
我说：“剩下的两个碗呢。”
她说：“我收起来了。”
我说：“为什么。”
她说：“怕再碎了。”
我说：“那不是你妈留给你的吗。”
她说：“是留给我的。可我哥的孩子也是我妈的外孙。”
我说：“你妈要是还在，她不会让外孙把碗拿走。”
她说：“我妈要是还在，她不会让我哥落到这个地步。”
我不说了。
那顿饭吃得很安静。她吃了半碗饭，我吃了两碗。吃完我洗碗，她擦桌子。我洗到那两个青花碗的时候，手滑了一下，碗磕在水槽边，没碎，响了一声。
她在客厅说：“小心点。”
我说：“没碎。”
她说：“那是我妈留下的。”
我说：“我知道。”
我把碗擦干，放回橱柜。
四月三号，清明前一天。
我回了趟老家，给我爸上坟。我妈跟我一起去。坟在村东头的坡上，旁边有棵老槐树，还没发芽。我妈蹲在坟前烧纸，火苗蹿起来，烤得人脸发烫。
她说：“你跟周敏怎么样了。”
我说：“没怎么样。”
她说：“你哥跟我说，你出差回来，家里闹了一场。”
我说：“李建国跟你说的。”
她说：“你大舅子。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对不起我。”
我说：“他给你打电话。”
她说：“上礼拜。他说房子是你的，他不该住。他说钱他年底还。他说让我别怪周敏。”
我说：“你怎么说。”
她说：“我说我不怪她。我怪我自己。”
我说：“你怪你自己什么。”
她说：“我怪我自己当初买那房子，写你的名。我要是写我的名，就没这些事了。”
我说：“妈，你想多了。”
她说：“我想没想多，你心里清楚。”
她把最后一张纸烧完，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她说：“陈志明，我跟你说一句话，你记住。”
我说：“你说。”
她说：“那房子是给你的，不是给你媳妇的。你要是想跟她好好过，你就把她的名字加上。你要是不想跟她过了，你就把房子卖了，把钱还我。”
我说：“妈。”
她说：“我不是要你还钱。我是让你想清楚。”
我说：“我想清楚了。”
她说：“你想清楚什么了。”
我说：“我不卖。”
她说：“那你加不加名。”
我说：“我回去跟周敏商量。”
她说：“你别商量。你商量，就是不想加。”
我说：“妈，那房子是你卖门面买的。”
她说：“门面卖了还能再买，媳妇离了就没了。”
我站在坟前，看着那棵老槐树。树杈上有个鸟窝，去年冬天的，空的。
我妈说：“你爸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老太婆，咱俩这辈子没攒下什么，就攒下这套房子。你留着，别给儿子。等你走了，谁对你好，你给谁。”
我说：“那你为什么给我了。”
她说：“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周敏对你好。”
我说：“现在呢。”
她说：“现在我觉得她也不容易。”
我说：“那我加名。”
她说：“你自己想。”
四月五号，清明。
我和周敏去给她妈上坟。坟在城西公墓，碑上刻着岳母的名字，旁边是岳父的，合葬。碑前摆着两束菊花，是李建国先来过了，花还新鲜。
周敏蹲在碑前，拿手擦碑上的灰。她说：“妈，我来看你了。”
我站在后面，点了根烟。
她说：“妈，我哥搬走了。”
她说：“妈，你别怪我。”
她说：“妈，那碗碎了两个。”
她哭了。
她蹲在碑前，哭得直不起腰。我过去扶她，她没起来，就那么蹲着。
我说：“周敏，起来吧。”
她说：“你让我蹲一会儿。”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蹲在她妈的碑前。风从坡上下来，把菊花吹得直晃。
那天晚上回家，我跟她说：“周敏，房产证上加你的名。”
她正在洗碗，手停了一下。
她说：“不用。”
我说：“我想好了。”
她说：“你想好了，我没想好。”
我说：“你什么意思。”
她说：“你妈卖门面的钱买的房子，加我的名，我受不起。”
我说：“你是我媳妇。”
她说：“我是你媳妇，可这十年，我没把自己当这个家的人。”
我说：“那你现在当。”
她说：“我现在也不当。陈志明，你让我缓缓。”
我说：“缓多久。”
她说：“我不知道。”
我不说了。
现在，我坐在客厅里写这些。茶几上摆着两个青花碗，我拿了一个放茶叶，一个放烟灰。周敏在次卧睡觉，我睡客厅。我们还没离婚，也还没和好。
李建国在物流园开叉车，王芳在超市理货。上礼拜他给我转了三千，微信转账，备注写着“先还一点”。我没收，退回去了。他打电话来，我说你攒够了再给。他说行。
我妈在老家，一个人住。她说她挺好的，让我别惦记。
那套房子还是我的名。房产证在抽屉里，跟我妈的赠与协议放在一起。协议是二零一二年八月九号签的，上面写着一行字，我至今记得清楚。
“本人陈桂芬，自愿将卖房所得款项三十九万元整，赠予儿子陈志明个人，用于购买城东锦绣花园七号楼房屋，该房屋产权归陈志明个人所有，与其他人无关。”
我妈的签名，字歪歪的，她只念过三年书。
我昨天把那份协议拿出来看了一遍，又放回去了。
周敏的陪嫁碗，还剩两个。一个在橱柜里，一个在茶几上。那天我拿它放烟灰，她看见了，没说话。
我也不知道这事算完了还是没完。李建国的六万还没还，房子的事还没定，周敏还睡次卧。
我现在每天下班回来，钥匙能插进锁孔了。锁没换，还是那把黄铜色的。上面挂着我妈求的那个小木牌，边角磨圆了。
我就是有点怕，哪天钥匙又插不进去了。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那天我要是不问那句“钱什么时候给”，后面是不是就不一样了。你们身边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借出去的钱、住进来的亲戚、夹在中间的媳妇，最后都是怎么收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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