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开封城尚书省官廨内，一位六十六岁的老人伏在案上。
案头摊着未批完的公文，墨迹未干。
他的手垂了下来。
这一天是公元1086年10月11日。
他姓司马，名光，字君实。
七岁那年，他用石头砸破一口水缸，救出了落水的同伴。
此后的五十九年里，他做过地方官，当过谏官，出任过宰相。
但真正让他耗尽一生的，是一摞堆满两间屋子的书稿——三百多万字，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十九年的光阴。
大多数人只记得他砸缸。
但那不过是一个瞬间。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即公元1019年11月17日，地点是光州光山县的县衙官舍。
他的父亲司马池当时正在光山县任官。
父亲给他取名“光”，既是为了纪念这段仕宦之地，也寄望这个儿子将来能光耀门楣。
司马池是一位以清正闻名的官员。
《宋史》记载，司马池“为官清正，生活朴素，日常饮食粗茶淡饭，即便招待客人也绝不奢华，只用梨、枣、柿之类的山果和肉干、肉酱、菜汤等”。
他经常教导子侄辈要崇俭抑奢。
司马光五六岁时，发生了一件对他一生影响深远的事。
那天，他和姐姐一起摆弄青核桃。
姐姐想把核桃皮剥下来，怎么也剥不掉，便走开了。
家里的婢女用热水把核桃一烫，皮很容易就脱落了。
姐姐回来后，问核桃皮是谁剥的。
司马光脱口而出：“是我自己剥的。”
他撒谎了。
这一幕恰好被父亲司马池看见。
父亲厉声斥道：“小子何得谩语！”
——小孩子怎么能撒谎？
司马光在后来写给家人的信中亲笔记录了这一时刻：“光自是不敢谩语。”
从此，他一生再没有撒过谎。
“不敢谩语”这四个字，刻进了他的骨子里。
后来他为自己取字“君实”。
实，诚实，实在。
他把自己童年犯过的错，变成了一个字，然后带着这个字活了一辈子。
七岁那年，司马光听人讲《左氏春秋》，听完便能回家讲给家人听，说出大意。
《宋史》记载，他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也是在这一年，发生了那件家喻户晓的事。
一群孩子在院子里玩耍，一个孩子爬到一口大水缸上，失足掉了进去。
缸里储满了水，是古代的消防器材，以备火灾之用。
其他孩子都吓跑了，只有司马光找到一块石头，砸破了水缸，水流出来，落水的孩子得救了。
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
这件事在汴京和洛阳一带广为流传，有人画成了《小儿击瓮图》，一直画到北宋末年。
但司马光本人后来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一个瞬间的机智，救了一个孩子的命，然后就被他放下了。
他的人生中，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宋仁宗宝元元年，即公元1038年，二十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甲科。
中进士后，他参加了朝廷举办的宴会。
宴会上，别人都戴了花，他却推辞不戴。
有人告诉他，这花是皇帝所赐，不可不戴，他才勉强戴上。
这个细节微不足道，却透露出司马光性格中一种近乎固执的本色。
他不喜欢华靡，不喜欢随波逐流。
这种性格，贯穿了他整个为官生涯。
司马光为官四十余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也就是宰相。
但他一生的生活，几乎可以用“清贫”二字概括。
史书记载，他“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平时多穿麻葛粗布。
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期间，他的居所极为简陋，只好另辟一间地下室用来读书写字。
当时大臣王拱辰也在洛阳居住，府邸建得极其豪奢，中堂盖了三层楼，最上一层挂着“朝天阁”的匾额。
洛阳百姓编了一句顺口溜：“王家钻天，司马入地。”
他的妻子张氏，十六岁嫁给他。
两人婚后三十多年，一直没有生育。
张氏心中愧疚，多次想为司马光纳妾，司马光始终拒绝。
有一次，张氏趁他独处时，安排了一个漂亮丫鬟去见他。
司马光勃然大怒，对那丫鬟吼道：“走开！
我夫人又不在，你独自来见我做什么！”
没有亲生儿子，他就收养了哥哥的儿子司马康作为养子。
张氏去世时，司马光拿不出钱来办丧事。
他当时已是朝廷重臣，但家中仅有洛阳的三顷薄田。
他只能把这三顷田典当出去，为妻子置棺下葬。
《宋史·司马光传》记载：“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
一个官至宰相的人，需要用典当田产的方式来安葬妻子。
这件事在当时的士大夫中传开，没有人觉得他在作秀。
因为他一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
宋神宗熙宁二年，即公元1069年，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
司马光与王安石早年便是好友，两人在仁宗朝同为群牧司判官时便已相识。
但在变法这件事上，两人走向了决裂。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理由，并非出于私利。
他在给宋仁宗的万言书中说，改革的关键“在于择人，不在立法”。
他认为朝廷的问题出在用人不当，而非制度本身有根本缺陷。
从更深层看，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分歧在于对“理财”的理解。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核心思路是通过国家干预来增加财政收入。
司马光认为这些新法是“困民之法”，“以聚敛相尚”，“其害乃甚于加赋”。
神宗不听司马光的意见，授他为枢密副使。
这是极高的军事职务，相当于副宰相级别。
司马光坚辞不就，于熙宁三年，即1070年，出知永兴军。
次年，他退居洛阳。
退居，意味着放弃权力。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五十三岁的司马光在洛阳郊外买了二十亩地，辟为园林，取名“独乐园”。
他在洛阳一住就是十五年。
朝廷中有人得势，有人失势，有人升迁，有人贬谪。
司马光在独乐园里，每天做同一件事。
他修史。
《资治通鉴》的编纂，始于宋英宗治平三年，即公元1066年。
那一年，司马光将一部八卷本的《通志》上呈英宗。
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命他设立书局，继续编纂。
宋神宗即位后，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作序。
从1066年到1084年，这部书前后编纂了十九年。
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战国时期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即公元959年，记述了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
编纂工作分三个步骤。
第一步，将所有史料按时间顺序排列，编制“丛目”。
第二步，将丛目中的史料加以考辨筛选，重新编排，形成“长编”。
第三步，根据长编内容，考其同异，删去繁冗，修改润色，正式起草文稿。
前两个步骤由司马光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完成。
司马光参与全程，亲自起草文稿。
十九年里，司马光的工作量极其惊人。
他每三天必须删改编定一卷。
如果因为有事耽误了，日后一定补齐。
他每天工作到深夜，到五更初，仍要挑灯再干。
司马光在洛阳的独乐园里，年复一年地做着这件事。
他没有因为被排挤出朝廷而消沉，也没有因为远离权力而焦虑。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一部书里。
这部书不为他自己，也不为某一个皇帝。
它面向的是“后世”。
书成之日，司马光已经“发白齿脱”。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这部书完成时，自己已瘦弱憔悴，视力昏花，牙齿快掉光了，完全衰老了。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资治通鉴》完稿，上呈朝廷。
书稿堆满了两个屋子。
奉命参与校订全书的黄庭坚曾经检阅数百卷，发现竟然都是端正的楷书，没有一个字是草书。
黄庭坚不禁感叹：“司马温公，天下士也……余尝观温公《资治通鉴》草，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讫无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盖如此。”
十九年的光阴，数千个日夜，三百多万字。
没有一处潦草，没有一字懈怠。
而此时的司马光，已经在洛阳住了十三年。
《资治通鉴》成书后两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
高太后召司马光回朝，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
司马光回到开封时，已经六十六岁。
他身体羸弱，疾病缠身。
有人劝他以诸葛亮为戒，爱惜身体。
他说：“死生，命也。”
然后继续不分昼夜地操劳。
他在宰相任上只做了八个月。
这八个月里，他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将神宗朝时宋军攻取的土地无偿送还给西夏。
这些举措在后世引发了巨大争议。
朱熹评价他“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晓”，批评他在免役法的问题上“只说不合令民出钱，其实不知民自便之”。
但没有人质疑他的品德。
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公元1086年10月11日，司马光在宰相任上去世。
去世时，他的家中除了满屋书籍，家徒四壁。
床上铺的只有一张旧竹席。
他的子孙按照他生前的嘱托，殓入早备好的薄棺，遗体以一块旧布覆盖，随葬的只有一篇颂扬节俭的文章《布衾铭》。
太皇太后听到消息后痛哭失声。
宋哲宗也感涕不已。
朝廷辍朝，赠司马光太师、温国公，赐谥号“文正”。
司马光生前曾论谥号说：“谥之美者，极于‘文正’。”
他自己恰恰获得了这一最美的谥号。
京城的老百姓罢市前往吊唁。
画工们纷纷画他的遗像出售，京师居民争相购买，挂在堂中，摆上食物祭献。
有画工因此发了财。
送葬那天，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多达数万，“哭公甚哀”，如送自己的亲人。
辽国的使臣在入朝时，一定会询问司马光的起居情况。
辽国边境的官吏专门下令：“中国相司马矣，切无生事开边隙。”
——宋朝的宰相是司马光，千万不要在边境生事。
苏轼曾用两个字概括司马光之所以能感人心、动天地的原因：一曰诚，一曰一。
诚，是诚实。
从五六岁时那句“不敢谩语”开始，他一生没有说过假话。
他告诉晁补之：“吾无过人，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耳。”
一，是一以贯之。
从七岁砸缸到六十六岁死于宰相任上，他做的事情换了，但做事的方式没有变。
在任何位置上，他都按照同一套标准要求自己。
不贪财，不好色，不投机，不取巧。
用十九年时间做一件事，然后把这件事做完。
一个人做一件聪明的事不难。
难的是用一辈子证明，真正的聪明不是一时的机变，而是长久的坚持。
真正的力量不是手中的权力，而是内心的规矩。
元祐元年十月的开封，送葬的队伍从城中一直延伸到城外。
纸钱在秋风中翻飞。
有人抱着画工刻印的司马光遗像，站在路边，看着灵柩缓缓远去。
那口被砸破的水缸早已不在了。
但那块砸向水缸的石头，最终砸穿了十九年的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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