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妻因我断了岳母的养老费把我告上法院,法官喝问:每月四千二为啥不转?我乐了:离婚三年,她亲儿子刚提新车,凭啥还让我养?

法官的钢笔尖在案卷上戳出一个墨点,抬起头看我时,眉毛拧成了个疙瘩。

“每月四千二,为啥不转?”

我把手插进裤兜,摸到那张揉得发皱的车辆购置税发票复印件,纸边都起了毛。

“离婚三年了,她亲儿子上个月刚提了辆十八万的新车,凭啥还让我养?”

法庭里静得能听见书记员敲键盘的回声。前妻坐在对面,手指头攥着那个旧布包的带子,指节发白。她没看我,眼睛盯着法官桌上那杯凉透的茶。

那是2023年11月7号,下午3点33分,成都青羊区法院第三调解室。

窗户外头有棵银杏,叶子黄透了,风一吹就往下掉,落在窗台上,又滑下去。我数过,那天下午掉了七片。

法官姓周,五十来岁,头发白了一半,说话带着点自贡口音。他把老花镜摘下来,拿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

“被告,你说的这个情况,有证据吗?”

我把那张发票复印件递上去。周法官接过去看了足足二十秒,又翻了翻前面的卷宗。

“这车,是登记在谁名下?”

“她儿子,张磊。”我说,“今年九月二十八号提的车,全款。”

前妻的肩膀动了一下,还是没抬头。

这事得从2016年说起。那年我跟前妻李红梅结婚,她是二婚,带了个儿子,就是张磊,当时十二岁。

我没结过婚,在工地上开塔吊,一个月挣七千多。李红梅在超市做理货员,两千八。

结婚那天,她妈,也就是我后来的岳母,拉着我的手说:“小陈,红梅命苦,前头那个不是东西,跑了。你好好待她,磊磊就是你亲儿子。”

我说好。

那时候我是真心的。磊磊那孩子不爱说话,见我就躲。我给他买过一双耐克鞋,三百六,他穿了两次就塞床底下,说挤脚。后来我才知道,他亲爹每个月偷偷给他打五百块零花钱,他拿去买游戏皮肤了。

日子就这么过。2018年,岳母查出来糖尿病并发症,眼睛看不清了,腿也肿。李红梅跟我商量,说她妈没退休金,她哥李建军在广元跑货车,一年到头回不来两趟。

“要不,咱们每个月给妈转点钱?”

我说行。一开始转两千。后来岳母住院,请护工,涨到三千五。再后来,2020年,岳母彻底卧床了,李红梅说请个住家保姆,一个月四千二。

“我哥那边,我跟他商量了,他出两千,咱们出四千二。”

我那时候在工地上摔了一跤,腰伤了,歇了三个月,手里紧。但李红梅哭,说她妈这辈子没享过福,现在瘫在床上,不能让她遭罪。

我就答应了。

四千二,每个月十号,准时转到岳母那张农商银行的卡上。转了整整四年,从2020年3月到2024年3月。

2021年秋天,我跟李红梅离的婚。原因不说了,说不清。她嫌我闷,我嫌她顾儿子顾得没边。张磊那时候上高二,打架被学校记过,李红梅跑去学校给老师跪下。我知道了,说了句“你这样惯他,早晚出事”,她跟我冷战了四十天。

离婚那天,在民政局门口,她跟我说:“我妈的钱,你还转吗?”

我说:“转。”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走了。

我为什么还转?我也说不清。可能是习惯了,每个月十号,手机银行点一下,四千二就出去了。也可能是觉得,老太太瘫在床上,跟我离不离婚没关系。她叫了我五年“小陈”,给我织过一件毛衣,领子有点紧,我一次没穿过,但还在衣柜里放着。

2022年冬天,岳母病危,我去了趟医院。李红梅在走廊里哭,她哥李建军蹲在楼梯间抽烟。我进去看了老太太一眼,她认不出我了,眼睛盯着天花板,嘴里念叨着“磊磊,磊磊”。

张磊那时候在绵阳读大专,没回来。

岳母是2023年正月十六走的。走之前三天,李红梅给我打电话,说妈不行了,你来看看吧。我去了,老太太已经说不出话,手在被子上抓,抓了半天,抓住我的手。

她的手很干,像树皮。指甲剪得很短,涂了层透明的指甲油,有点斑驳了。

我坐了一个钟头,她一直抓着我的手。李红梅站在门口,没进来。

岳母走了以后,我以为这事就了了。四千二不用转了,我跟李家也没什么关系了。

结果今年三月,李红梅把我告了。

她起诉的理由是:离婚时口头约定我继续承担岳母的赡养费,但我从2023年2月开始就没转了,欠了十三个月,一共五万四千六。

我收到法院传票那天,正在双流一个工地上看图纸。快递员打电话,我让他放门卫。晚上回去拆开一看,手抖了一下。

五万四千六。我两年没买过新衣服,手机屏碎了都没换,她跟我要五万四千六。

更让我冒火的是,我托人打听了一下,张磊,她那个宝贝儿子,今年九月二十八号,在广元提了辆哈弗H6,十八万三,全款。

钱哪来的?李红梅在超市一个月挣三千二,她哥李建军跑货车,前年才把房贷还清。张磊刚毕业一年,在广元一个装修公司画图,一个月四千。

我让我表弟去查了查,张磊那辆车,行驶证上写的是他的名字,购车发票开的是他公司,但钱是从李红梅的卡上刷的。

那张卡,我认识。就是当年转四千二的那张农商银行卡。

法官周老师把发票复印件放下,问李红梅:“原告,被告说的情况属实吗?”

李红梅终于抬起头,眼睛红了,但没哭。

“那是我儿子的钱,他自己攒的。”

“他一个月挣多少?”

“四千多。”

“四千多,攒了多久能买十八万的车?”

李红梅不说话了。她攥着那个布包,包里鼓鼓囊囊的,我知道,里面是岳母的死亡证明、火化证、还有一张我转钱的银行流水单。她把这些都带来了,整整齐齐,用回形针别着。

周法官叹了口气,把老花镜戴上,又摘下来。

“被告,你说你离婚后继续转钱,是自愿的?”

“是。”

“那为什么2023年2月停了?”

“她妈没了。”

“没了就不转了?”

“没了还转什么?”

周法官没接话,翻了翻卷宗,又问我:“你说张磊买车的事,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她有钱给儿子买车,没钱养她妈?她哥李建军,去年换了辆二手面包车,四万八。兄妹俩一个换车一个给儿子买车,然后跟我要五万四千六,说欠她妈的养老费。”

我顿了一下。

“法官,我不是不认账。离婚前我转的钱,我认。离婚后我转的,我也认。但2023年2月以后,她妈都走了,我还转什么?给谁转?”

李红梅突然开口了,声音很尖:“你答应过的!离婚那天你亲口说的,你说还转!”

“我是说过。但我说的是‘转’,不是‘转到死’。”

“我妈瘫了三年,你转了几个钱?你算算你转了几个钱?”

“我算了。四年,四十八个月,二十万零一千六。你哥出了多少?他一个月出两千,出了三年,七万二。剩下的都是我的。”

法庭里又静了。

书记员敲键盘的声音停了,抬头看了我一眼。

周法官把眼镜搁在桌上,两只手交叉着放在肚子上。

“原告,被告离婚后继续支付你母亲的赡养费,这个行为,在法律上叫‘好意施惠’,不是法定义务。你母亲去世后,这个施惠行为自然终止。你要求他继续支付,没有法律依据。”

李红梅的嘴唇抖了抖。

“那他答应过的……”

“口头承诺,没有书面协议,没有约定期限,而且你母亲已经去世,履约对象不存在了。”

周法官说完,喝了口茶。那茶是早上泡的,茶叶都沉底了。

李红梅的律师是个年轻姑娘,戴个圆框眼镜,这时候插了一句:“法官,我方认为,被告在离婚后继续支付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赠与合同,应当继续履行。”

周法官看了她一眼。

“赠与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而且,你方主张的是赡养费,不是赠与。赡养费是子女对父母的义务,被告是前女婿,没有这个义务。”

年轻律师不说话了。

李红梅把布包抱在怀里,下巴抵在包上。我看见她眼眶里转着泪,但没掉下来。

那一刻我心里有点说不清。我想起2016年结婚那天,她穿件红毛衣,头发盘起来,耳朵上戴了对银耳环,是她妈给她的。她跟我说:“小陈,我以后好好跟你过。”

后来日子没过好,我知道不全是她的错。张磊那孩子,我管不了,她也不让我管。我腰伤那三个月,她白天上班,晚上回来还要给她妈翻身、擦身子,瘦了十几斤。我那时候闷,不会说话,她哭我也只会坐在旁边抽烟。

离婚那天,她说:“你这个人,心是好的,就是太冷了。”

我冷吗?可能吧。

但我转那四千二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要她念我的好。

周法官最后说,建议双方调解。李红梅的律师跟她出去商量了十分钟,回来的时候,她眼睛红的,但脸上绷着。

“调解可以,他补一半,两万七。”

我乐了。

“两万七?她儿子那车十八万,我补两万七?”

“那是我儿子的钱!”

“你儿子的钱哪来的?你一个月挣三千二,他爸跑了十几年没给过抚养费,你哪来的钱给他买车?”

李红梅不说话了。

她律师拉了她一下,她甩开了。

“陈建国,你摸着良心说,我妈对你咋样?”

“好。”

“那你为啥不转?”

“你妈走了。”

“走了你就不认了?”

“我认什么?我认她是我前岳母,还是认她是我亲妈?”

李红梅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她没擦,让泪挂在脸上。

“我妈临走那天,抓着你的手,你知不知道她为啥抓你?”

我没说话。

“她想跟你说,让你别跟磊磊计较。磊磊那孩子,从小没爹,我惯坏了。我妈知道,她都知道。她抓你的手,是替磊磊跟你道歉。”

我看着李红梅,看着她脸上那两道泪。

我心里翻了一下。

但我没松口。

“红梅,你妈对我好,我记着。她瘫了四年,我转了四年钱,我没去看过她几回,我认。但你儿子买车这事,你瞒着我。你要是不买车,你说欠钱,我可能就补了。你买车,我不补。”

“那车是磊磊自己要买的,他上班远……”

“他上班远,关我什么事?”

法庭又静了。

周法官敲了敲桌子,说休庭十分钟。

我出去抽了根烟。走廊尽头有个饮水机,一个老头在接水,水杯是那种老式的搪瓷缸,磕掉了好几块瓷。他接完水,慢慢走回隔壁法庭,门关上了。

我站在窗户边,看见楼下停着一辆哈弗H6,白色的,牌照是川H,广元的。我知道那是张磊的车,他开过来的。李红梅让他别上来,他就坐在车里等。

我盯着那辆车看了很久。车很新,轮毂上还绑着红布条,是提车时候4S店给系上的,没解。

烟抽完了,我回法庭。

周法官问我想好了没有。

我说想好了。

“补,可以。但我要张磊来,当面跟我说清楚,那十八万哪来的。”

李红梅说:“他来了,在楼下。”

“让他上来。”

张磊上来的时候,低着头,手插在兜里。他长高了,比我还高半个头,脸像他亲爹,瘦长脸,眉毛淡。

他站在法庭中间,叫了声“陈叔”。

我说:“别叫叔。你妈告我,你开车来,你跟我说说,那十八万哪来的?”

张磊看了一眼李红梅,李红梅没看他。

“我妈给的。”

“你妈一个月挣三千二,给你十八万?”

“还有我姥的……”

他没说下去。

我明白了。

岳母那张农商银行卡,我每个月转四千二进去,转了四年。那张卡在李红梅手里。老太太瘫了,花不了什么钱,请保姆一个月四千,剩下的,李红梅攒着。

攒了多少?我算过,四千二乘以四十八,二十万零一千六。保姆费一个月四千,三年就是十四万四。还剩五万七。加上李建军每个月转的两千,三年七万二,保姆费可能不够,得贴点。但岳母自己还有低保,一个月八百。

李红梅手里,应该有十万左右。

张磊那辆车,十八万三,首付十万,贷款八万三。首付那十万,就是从这张卡里出的。

我乐了。

“红梅,你妈的钱,你给你儿子买车?”

李红梅不看我。

“那是我妈的钱,我想给谁花给谁花。”

“你妈的钱,里面有我转的二十万。”

“你转给我妈的,就是我妈的。”

“对,是你妈的。你妈瘫在床上,你拿她的钱给你儿子买车。你妈临走那天,抓着我的手,她要说的是这个吗?”

李红梅猛地抬头看我,眼睛红得像要滴血。

“陈建国你闭嘴!”

“我闭嘴?你告我,你让我来法院,你让我闭嘴?”

张磊往前站了一步,挡在他妈前面。

“陈叔,那车我退不了,钱我慢慢还你。”

“你拿什么还?你一个月四千。”

“我加班。”

“你加班加到什么时候能还十万?”

张磊不说话了。

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张年轻的、有点慌的脸。我突然想起他十二岁那年,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躲在李红梅身后,只露半张脸,手里攥着个变形金刚,胳膊断了一只。

我给他买过一双耐克鞋,三百六。他穿两次就不穿了,说挤脚。后来我在他床底下看见那双鞋,鞋盒里塞着两百块钱,是他亲爹给他的。

那孩子,从那时候起,就没把我当自己人。

周法官敲了敲桌子。

“双方冷静一下。这个案子,事实很清楚。被告在离婚后继续支付原告母亲的赡养费,属于自愿行为。原告母亲去世后,该行为终止。原告要求被告继续支付,没有法律依据。但被告当庭表示愿意补一部分,这是被告自己的意愿。建议双方协商解决。”

李红梅的律师又拉她,这回她没甩开。

两个人出去说了五分钟,回来的时候,李红梅脸上擦干了。

“补三万,一次付清,以后两清。”

我说:“两万,现在就转。”

“两万五。”

“两万。你要就要,不要就判。”

李红梅咬着嘴唇,咬了半天。

“两万就两万。”

我拿出手机,当着法官的面,转了两万给李红梅。备注写着:岳母赡养费,一次性结清。

转完,我把手机揣兜里,站起来。

李红梅也站起来,抱着那个布包。她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我往外走的时候,周法官叫住我。

“被告,你等一下。”

我站住了。

“你离婚后继续转钱,转了三年,为什么?”

我回过头,看了看法官,又看了看李红梅。

“习惯了。”

周法官没再问。

我走出法院大门,下午4点47分。银杏叶还在掉,落在台阶上,踩上去软软的。

张磊那辆白色哈弗还停在路边,红布条在风里飘。我走过的时候,看见驾驶座上放着个手机支架,支架上夹着张照片,是个女孩,笑得挺甜。

我走了四十公里回双流,路上没开收音机,也没听歌。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件事:岳母临走那天,抓着我的手,她到底想说什么?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我表弟后来跟我说,他打听过,张磊那车,贷款是李红梅在还,每个月三千六,还三年。李红梅一个月挣三千二,还了贷款剩四百,连饭都吃不上。

我表弟说:“哥,你转那两万,她拿去还贷款了。”

我说:“随她。”

表弟说:“你图啥?”

我没回他。

我图啥?我自己也不知道。可能是图个心安。可能是图岳母当年那件毛衣,领子虽然紧,但我一次没穿过,还在衣柜里挂着。可能是图李红梅离婚那天说的那句话:“你这个人,心是好的,就是太冷了。”

我冷吗?

我转那四千二的时候,每个月十号,手机银行点一下,四千二就出去了。我从来没想过要谁念我的好,也从来没想过要谁还我。

我只是觉得,老太太瘫在床上,跟我离不离婚没关系。

但现在,两清了。

我回到工地上,天已经黑了。工棚里有人在煮挂面,电磁炉嗡嗡响,水开了,面条下进去,又倒了一碗凉水。我坐在床边,从衣柜里翻出那件毛衣。灰色的,高领,领口确实紧。我套了一下,套不进去。

我笑了。

然后我把毛衣叠好,放回衣柜,关上门。

第二天,我照常上工。塔吊升到三十米高的时候,我往下看,整个工地尽收眼底。钢筋水泥,尘土飞扬,有人在下面喊“老陈,对讲机没电了”。

我换了对讲机,继续吊钢筋。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收到一条短信,李红梅发来的。就四个字:

“毛衣还在吗?”

我没回。

我把手机揣兜里,扒了两口饭。菜是青椒炒肉,肉片切得薄,青椒有点老。

我嚼着嚼着,突然想起2018年冬天,岳母来我家住了一个月。她那时候眼睛还能看见一点,给我织那件毛衣。织到领口的时候,她问我:“小陈,领子要高点还是低点?”

我说:“随便。”

她说:“高点的吧,暖和。”

后来织完,领子确实高,我套了一下,卡在耳朵上,她笑了,说:“怪我,织紧了。”

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她笑。

我放下筷子,把那两万块钱的事又算了一遍。我手里其实还有三万存款,本来想换辆二手车,现在不用了。李红梅那两万,算是把这事了了。张磊那车,贷款她自己还,还不还得上,跟我没关系。

但我心里有个东西,没放下。

我说不清是什么。

下午上工的时候,我接到我妹的电话。她说:“哥,你傻不傻?她都告你了,你还给她钱?”

我说:“给了就给了。”

“你图啥?”

“不图啥。”

“那你为啥给?”

“她妈那件毛衣还在我柜子里。”

我妹不说话了,过了半天,说了句“你这个人”,把电话挂了。

我站在塔吊下面,仰头看天。成都的冬天,天灰蒙蒙的,像块洗旧了的床单。

我忽然想起一个事。

李红梅跟我离婚那天,从民政局出来,她往左走,我往右走。走了几步,她回头叫我:“陈建国。”

我站住了。

她说:“你以后,别那么闷了。”

我说:“嗯。”

然后她走了,再没回头。

那之后三年,我每个月十号转四千二,转了三十六个月。每次转账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她回头叫我那一声。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在等她回头。

但那天在法院,她抱着那个布包,下巴抵在包上,我看见她头发里有了白的。

我们都老了。

从法院回来以后,我请了半天假,去了趟岳母的墓地。墓地在龙泉驿,一个山坡上,周围种着柏树。岳母的碑上刻着“李门张氏”,名字是李红梅选的,没刻我的名。

我在碑前站了十分钟,没烧纸,没摆供。就站着。

风从山坡上吹下来,柏树叶子沙沙响。

我蹲下来,用手把碑前的落叶扫了扫。落叶是柏树叶子,细碎的,有点扎手。

我扫完,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口袋里手机震了一下,是工头催我回去。我说马上到。

我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墓碑。碑上岳母的照片是黑白的,她那时候还年轻,头发黑的,眼睛亮亮的,嘴角带着点笑。

我没说话。

我走了四十公里回双流,路上加了个油,两百块。加油员问我加几号,我说92。他拿油枪的时候,我看见他手套破了,露出大拇指。

我盯着那个破洞看了两秒,然后掏钱,找零,打火,起步。

后视镜里,加油站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

我打开收音机,电台在放一首老歌,一个女的唱的,声音很轻。我听了半天,没听出是什么歌。

然后我把收音机关了。

窗外的成雅高速,车流不息。我开着那辆开了八年的二手捷达,时速一百一,发动机嗡嗡响。

我忽然想起来,我忘了问李红梅,那件毛衣她还要不要。

但算了。

两清了。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那天在法院,要是张磊没开那辆新车来,我会不会就补了那五万四千六。我也不知道,李红梅拿岳母的钱给儿子买车,到底算不算错。她妈瘫了四年,她伺候了四年,她哥一年回来两趟,我一个月转四千二。钱是我转的,力是她出的。那钱到底算谁的?

还有岳母临走那天,抓着我的手,她到底想说什么。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你们家里有没有这种事,老人走了以后,钱和情分搅在一起,怎么算都算不清。换作是你,那四千二,你转还是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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