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5年，后蜀末代国主孟昶抵达汴京第七天，无病无痛地死了。
赵匡胤当众许诺过不加害，朝野上下都在夸宋室仁德，孟昶的母亲却只说了一句话：当初殉国而死，还能留一身名节，如今屈膝归降，七天就没了，何其屈辱。
这句话说完二十六年，北宋统一版图上先后收降了九位君主，无一人活到天下真正太平之后。
孟昶离蜀那天，成都百姓沿街相送，哭声传了数里。
一个已经亡了国、交出兵权的人，还能让一座城的老百姓自发出来哭他，这件事本身，比任何兵器都危险。
赵匡胤看到的不是孟昶这个人，而是孟昶身后那份深入民心的号召力。
汴京的七天，够用了。
《宋史》对孟昶之死的记载只有一个卒字，没有病因，没有任何诊治过程，前后毫无铺垫。
赵匡胤随后辍朝五日，追赠楚王，厚礼安葬，表演极为完整。
孟昶死后，南汉末主刘鋹心里清楚。
他在降宋之前就已经是公认的昏君，宠宦官、荒朝政，治下民不聊生。
归降之后，他把这套昏庸发挥到了极致，逢人就自贬，见皇帝就哭，生怕别人觉得他还有一点威胁。
有一次赵匡胤赐酒，刘鋹当场跪地痛哭，说自己罪孽深重不配受赏，赵匡胤没办法，只好当着他的面把酒喝了，证明无毒，才把他安抚下来。
979年北伐北汉前，赵光义设宴，席间各路降王都谨慎得很，刘鋹反而当众开玩笑，说等北汉的刘继元也降了，他就做一众降王的带头大哥，说得满堂哄笑。
这一套他学的是蜀汉后主刘禅，装作毫无野心、只会玩乐，让朝廷觉得留着他无害，甚至有点喜感。
这个策略给他多买了一些时间。
公元980年，刘鋹死，三十九岁，死因依旧是语焉不详。
天下统一大局已定，一个专门用来调节气氛的昏庸旧主，也就没有继续留着的必要了。
南唐后主李煜的死，跟刘鋹的逻辑又不一样。
李煜从来没有反心，他被俘至汴京后先被封为违命侯，这个封号本身就是一种公开的羞辱。
赵光义继位后改封他为陇西郡公，礼遇表面上好了一些，实则全程软禁，一字一句都有人盯着。
李煜不懂自保，亡国之痛无处排遣，全写进了词里。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句词本身没有任何谋反的意思，就是一个失去了家园的人在夜里发愁。
但李煜不是普通文人，他曾经统治江南十余年，南唐立国时间不短，江南百姓对他的感情是真实的。
这首词一旦传开，勾起的就不只是某个人的乡愁，而是整片江南的旧朝记忆。
公元978年七月初七，李煜四十二岁生辰，赵光义派使者携御酒赐宴。
宴席散了，当夜李煜暴毙。
如果说孟昶死于民心，李煜死于符号，那吴越国主钱弘俶的遭遇，就是这套逻辑最讽刺的一个例证。
钱弘俶不是被打败的，他是主动的。
北宋征伐南唐时，他亲率五万吴越军配合宋军夹击，全力出兵助宋平定江南。
当时李煜曾亲笔写信给他，说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钱弘俶没当回事。
南唐灭了之后，吴越孤悬，再无依靠，三年后他主动纳土归宋，把千里沃土、全部财富拱手交出，举家迁往汴京。
归降之后，钱弘俶每天天没亮就起身穿戴整齐，提前到宫门外等候上朝，百官都还没到，只有他一个人站在那里。
他不结党，不谈故土，不显锋芒，把能做到的卑微都做到了。
吴越是北宋版图里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商业发达，宗族势力根深，要完全消化、让税赋民心都彻底归附，需要时间。
所以他得到了十年。
公元988年八月二十四日，钱弘俶六十岁生辰，恰好是吴越故地已被彻底消化、财赋悉数归入朝廷的节点。
赵光义依旧派使者来祝寿，赐宴赐酒，钱弘俶恭敬陪饮，宴席结束当夜，暴毙。
明末学者周亮工在《因树屋书影》里写过，李煜和钱弘俶都是生辰当夜死于赐酒，这不是巧合，是朝廷借祝寿之名行暗杀之实的固定套路。
生辰赐宴，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的场合，推辞是失礼，不饮是冒犯，坐在那里就只能喝。
纵观这二十六年的时间线，九位降主的死亡节点几乎和北宋的版图消化进度完全贴合。
965年孟昶死，北宋刚灭后蜀，需要震慑残余割据势力；978年李煜死，江南初定，前朝精神符号必须清除；988年钱弘俶死，吴越彻底消化完毕；991年北汉旧主刘继元被御医诊视后死，最后一位有分量的旧主离场。
唯二得以寿终正寝的是周保权和陈洪进，两人的共同点是割据地盘小、影响力弱、在地方上没有深厚的民心根基，留着也好，死了也罢，对皇权没有任何实质威胁，于是没人费心处置他们。
这套逻辑从来不是对事不对人，和你顺不顺从、忠不忠心毫无关系。
钱弘俶比任何人都更主动归附，比任何人都更卑微谨慎，结果和李煜是同一种死法。
决定一个降主命运的，只有一件事：他身后的那片土地消化完了没有，那里的百姓还记不记得他。
赵匡胤当年留下了仁德宽厚的名声，大量的实际清算发生在赵光义手上，历史上对两兄弟的评价因此截然不同。
但孟昶死在赵匡胤年间，时间不撒谎。
九位君主里，到底有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病死的，这个问题大概永远没有答案，《宋史》是宋人修的，那些卒字背后的诊治记录，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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