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广西灌阳洪水菁附近，红五军团参谋乔明增接到一项特殊任务：留下来寻找失散的红军战士，并设法把他们重新组织起来。随他留下的，还有六担银元和三担枪支。
这不是一笔普通的军费。湘江战役后，红军主力已经渡过湘江，红三十四师等后卫部队却被敌军阻隔，许多战士负伤、失散，甚至流落在陌生村庄。银元，是用来安置他们的生活费用；枪支，则意味着在条件允许时重新组织力量。
当时的局势十分险恶。1934年11月下旬，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付出了重大伤亡。12月初，红三十四师在灌阳一带继续与敌军和地方武装交战。战斗结束后，部队人员锐减，乔明增没有随残部转移，而是按照安排留在当地。
六担银元目标太大，带在身边极易暴露。乔明增经过观察，选择在大枫树附近将银元掩埋，并把位置记在心里。三担枪支也作了处理。随后，他脱下军装，换成破旧衣服，扮作乞丐，在文镇一带寻找红军踪迹。
有意思的是，他后来落脚的地方，并不是事先安排好的秘密据点，而是塘尾巴屯，也就是今天所称的玉溪村一带。当地青年文永遂在田间遇到他时，只见他拄着木棍，腿脚似乎受了伤，便将这个陌生人带回了家。
乔明增没有立即透露身份。文永遂询问姓名，他便用木棍在地上写下一个繁体“乔”字。字迹端正，谈吐也不像普通乞丐，这让文家人对他多了几分信任。伤势好转后，他和文永遂一起开荒，种荞麦、红薯和玉米，用实际劳作换取了长期藏身的机会。
住在文家期间，乔明增逐渐联络到几名失散红军。他们没有公开活动，只能分散隐蔽，依靠村民接济。乔明增还向文家人讲述红军为何作战、穷苦百姓为何要争取自身解放。文永遂一家没有立即参军，却在后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地方队伍提供过掩护和帮助。
真正让银元再次进入村民视野的，是当地发生灾荒。粮食歉收，百姓生活艰难，几名红军战士想到那批埋藏的银元，便对乔明增说：“乡亲们缺粮，能不能取出一部分救急？”这句话，使乔明增陷入两难。
银元原本属于组织，不能私自挪用；可眼前的百姓又确实需要救命粮。经过考虑，他决定取出部分银元，但为了避免消息扩散，只带文永遂和家中几人前往。遗憾的是，消息还是传开了。
那天，二百多名村民带着工具赶来。大家都知道银元数量有限，谁也不愿空手而回。乔明增很清楚，一旦当众挖出银元，极可能引发争抢，也可能惊动地方武装。于是，他没有指认地点，而是带着人绕行山地、村道，最后又回到大枫树下。
村民急了，追问银元究竟埋在哪里。乔明增只说：“记不清了。”有人不信，要求他再想；也有人留下继续翻找。几天过去，土地被挖得凌乱，却始终没有找到确切位置。
这场风波改变了乔明增的处境。他记得银元埋在哪里，却不能说；他肩负寻找战友的任务，也不能让文家因自己受到牵连。倘若消息传到地方官府，文家和那些失散红军都可能遭遇危险。
不久之后，乔明增向文家辞行。临走时，文永遂的妻子范发嫂拿出家中仅剩的糯米，又送给他几味用于疗伤的三七。夜色中，他带着这些简单物品离开塘尾巴屯，继续寻找能够联系上的同志。
1936年，乔明增历经约七个月辗转乞行，回到山东肥城乔家庄。母亲见到他时，他已经瘦得脱了形。身体恢复后，他挑担卖馒头，暗中寻找党组织。后来日军侵入鲁西北，他参加抗日游击队。
1940年7月，乔明增在范县吴桥参加反顽作战时牺牲。1950年前后，部队通信员向他的父亲说明了安葬地点，遗骨随后被带回故乡。至于那六担银元，相关回忆材料曾提到埋藏地点，却一直没有形成能够核实的结果，至今仍无确切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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