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抗战时期有不少伪军起义,可大部分都是小打小闹,带走几杆枪就已经不错了。可有这么一次投诚,直接给缺炮缺到用炸药包攻坚的八路军,送了一整个建制齐整的迫击炮大队,换谁看了不眼馋?这事的领头人叫王溥,是伪平汉线警防队的一名上校,这次起义也成了抗战前期华北敌后最有分量的伪军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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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溥本来是东北讲武堂出身的旧军官,九一八事变之后走投无路,才被迫进入了伪政权体系。1937年他被安排到保定,出任伪平汉线警防队第三纵队第六区队的上校区队长。他手里这支队伍可不是普通的地方保安伪军,是日军专门用来守护平汉铁路北段的护路武装,属于日军盯着交通干线的核心布置。

1938年初,王溥的部队第一次和八路军在前线遭遇。八路军对着阵地喊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话一下戳中了王溥藏在心里的痛处。他当场下令部队不准对准中国人开火,只是象征性朝天上开了几枪,就带着队伍主动撤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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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反常举动很快引起了晋察冀军区的注意,聂荣臻立刻指派敌工部部长厉男对接王溥,两边开启了长达半年的秘密接触谈判。一边要稳住日军的监视,一边要慢慢争取部队里的基层军官,整个策反过程全在高危状态下进行,稍微走漏一点消息,全队伍都会被清算。

为了隐蔽起义筹备工作,王溥设计了一套特别能迷惑日军的布局。日军习惯把伪军将领的家属安排在就近区域当作人质挟持,王溥顺势就把自己的妻儿安置在了日本顾问的住宅隔壁。等到起义时机临近,刚好这名日本顾问接到命令回北平开会,王溥干脆让家人跟着顾问一同乘车北上。在日军看来,人质还牢牢握在自己手里,彻底打消了对王溥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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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23日夜间,王溥召集副大队长以上军官开紧急会议,会上直接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部分军官主张趁机袭击城内的日军据点,另一派认为强攻会引来周边日军快速合围,一旦陷入巷战,这支队伍很难全身而退。众人反复权衡之后敲定方案,不跟城内日军纠缠,趁着雨夜全员携带全部武器弹药,秘密脱离驻防区域,往晋察冀腹地的唐县北店头方向开进。

这次拉出来的起义部队,在册人数就有1800余人,部分史料记载是两千人,是抗战前期华北敌后规模最大的伪军反正行动。这次起义最特殊的价值,不是人数多,而是完整带出了伪军体系里罕见的重型火力编制。不同于零星据点投诚只能带出步枪、重机枪,王溥这支部队自带独立迫击炮大队,配备多门82毫米迫击炮,配齐了轻重机枪、大量弹药还有一部电台。

1938年的晋察冀根据地,火炮极度稀缺,八路军绝大多数攻坚作战只能靠炸药包、土造爆破筒,曲射火炮更是想都不敢想的稀缺资源。日军对伪军的武器管控一向严苛,山炮、步兵炮这类重型火炮绝不会交给伪军,迫击炮已经是伪军编制内能拿到的火力天花板。这批迫击炮不光是炮本身,炮手、观测人员、弹药配套全都是建制完整的,过来就能直接投入作战,这是其他小规模伪军投诚根本比不了的亮点。

1938年8月31日,起义队伍顺利抵达唐县北店头,晋察冀军区举办了盛大的欢迎大会,聂荣臻亲自到场讲话。起义部队正式授予番号晋察冀军区抗日游击军,最初由李允声担任司令员,王溥任副司令员,厉男出任政治部主任。部队划分为三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三个大队,原来的迫击炮大队保留建制,根据地把这支队伍部署在太行山进出的隘口,直接承担根据地东线门户的防御任务。

对当时缺人缺枪缺炮的晋察冀来说,收获的不只是一千八百名战斗人员和一批重火力,更是一次打在日军软肋上的政治冲击。它打破了日军宣传的伪军全都稳固效忠的假象,动摇了整个平汉沿线伪政权的军心,狠狠打击了日军“以华制华”的统治策略。王溥本人也很快融入了根据地的作战体系,完全没有降兵的扭捏。

1939年,王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接任了游击军司令员的职务。百团大战期间,游击军承担平汉铁路新乐到望都段的破袭任务,在七十余公里的铁路线上持续出击,炸毁四座大中型铁路桥梁,收割大量通信线缆,歼灭大批日伪军,切断了日军南北机动的补给通道。原来给日军护路的武装,彻底转变成了敌后主动出击的主力之一,多次粉碎日军对边区边缘的扫荡,当年带过来的迫击炮大队,一直发挥着关键的攻坚压制作用。

这场起义最终以悲壮的结局收尾。1940年11月,日军集结重兵把游击军合围在曲阳张家峪。战斗打到最后,王溥身边只剩警卫连的十二名战士,机枪手牺牲后,王溥亲自操起机枪阻击日军,毙伤了二十多名日军。他身负重伤之后,为了避免被俘受辱,选择自尽殉国,年仅三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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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整个事件,它不只是一次人员和武器的投送,更是敌后统战工作的一次高峰。它证明旧伪军中依旧存有大量不甘做亡国奴的官兵,只要把握时机周密筹划,就可以成建制瓦解日军的附庸武装。那一整个迫击炮大队代表的重火力,也成了抗战前期晋察冀难以复制的珍贵收获。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王溥:毁家纾难 以身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