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厂里办完内退手续那天，我在门口站了很久。九月的广东太阳还是毒辣得很，晒得人头皮发麻，我手里攥着那张批准通知单，纸都快要被我捏烂了。六天，整整六天就批下来了，比我预想的快了太多。以前听老张说办内退要跑小半年，我心里头还盘算着能拖到年底，结果人事科小刘跟我说，工资下个月开始按内退标准发，我脑子嗡的一下，当场掏手机算了算，九千变三千五，差了五千五，够全家一个多月的吃喝。

我叫周大勇，今年五十有二，在顺德一家电器厂干了二十八年，从装配线上的小工干到质检组组长。这岁数说大不大，说小也不算小，放在以前还能再熬个五六年，可这几年厂里效益一年不如一年，机器换人的速度比人换衣服还快，上头给了政策，工龄满三十年或者岁数到的，可以办内退。说白了就是让你腾位置，给年轻人让路。我本来还想着硬顶一阵子，可老伴去年查出来腰椎间盘突出，在家里歇了小半年，儿子在省城读大学，一年学费加生活费怎么也得四万出头，这账算得我半夜睡不着觉。

内退通知下来的那天晚上，我骑车回家，路过菜市场，看见卖鱼的摊子还在收市。那鱼贩子我熟，跟我差不多大，咧着嘴喊我：“周哥，来条鲈鱼，新鲜！”我摆摆手说不要，骑着车就走了。其实我想买，我兜里有三十多块钱，够买一条小的，可我想到下个月那三千五，愣是没舍得。回到家，老伴正坐在客厅里剥花生，见我回来，问我咋样。我说批了。她手一顿，也没说话，继续剥。那花生壳捏碎的声音脆生生的，在客厅里响了好一阵子。

头一个月最难熬。工资卡里的钱一下少了一半还转弯，我每天早上还是五点四十准时醒，穿好衣服准备出门，然后才想起来不用去厂里了。我坐在床边发呆，看着窗外的天从黑变灰再变白。老伴催我去晨练，说小区里那些退休老头天天打太极，我说我不去，我又不是退休，我是内退。这话说出来我自己都觉着没劲，内退跟退休有啥区别？也就是面子上好听一点。

为了补贴家用，我开始蹲在劳务市场找活干。头一天去，看见一帮跟我差不多岁数的男人蹲在路边，有的刷手机，有的抽烟。我凑过去，一个包工头问我干过啥，我说干质检的。他问我能不能搬砖，我说能。于是第二天我就去工地搬了一天砖，干到下午放工，腰像是要断了，挣了一百二十块钱。晚上回去老伴看见我手上的血泡，眼泪当场就掉下来了。她问我是不是嫌她没用，说她可以去超市做理货员，是我非要让她在家养着。我心里头又酸又涩，嘴上却说：“干工地锻炼身体，比你跳广场舞有用。”

话是这么说，可我真熬不住。第三天我没去，工头打电话来骂我，说没见过这么吃不了苦的。我挂了电话，蹲在小区楼下的花坛边，看着三楼的窗户，那是我们家，厨房的灯亮着，老伴在做饭。她以前也是厂里的一把好手，绣花厂干了十几年，绣出来的凤凰跟活的似的。后来为了照顾孩子，把工作辞了，这一辞就是二十年。我挣得动的时候，她觉得她是全厂最享福的女人，现在我不行了，她反倒说她要去干活。我一个大男人，能让女人出去挣钱吗？不能。

就这么蹲了半个多小时，我掏出口袋里那包双喜，抽了半根又掐了。蹲得腿发麻时，旁边有人跟我搭话，问我是不是也在找工作。他说他姓刘，以前在番禺做模具，也是内退，退了一年多了。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跑滴滴，他有辆车，他开白天，我开晚上，一个月两人加起来能跑个七八千。我脑子活了，问他需要啥手续。他说有三年驾龄就行，车子是新能源，一公里电费一毛多，跑得越多越划算。

那晚回家我特高兴，吃饭的时候多夹了两筷子青菜，跟老伴说我要去跑滴滴了。老伴问我安全不安全，我说安全得很，小车四个轮子比两条腿安全。她想了想，说：“行，把咱们家那点积蓄拿两万出来，你自个买辆车，别跟人家合租。”我说哪来的钱，她放下碗，进里屋翻出来一张存折，我一看，上面有五万六，我吓了一跳，问她啥时候存的。她说这七八年，每月从买菜钱里抠点，攒的。

我用两万五买了一辆二手电动轿车，车况还行，里程八万多。从那天起我就干上了夜班跑车，下午五点到凌晨两点。头几晚跑去广州南站附近接活，人生地不熟，导航绕来绕去，有一回跑岔了路，多跑了二十多公里，那晚净挣八十六块。我想着不行，得认路，白天不跑车的时候，我就骑着单车满城转，记路、记小区名、记哪个学校几点放学家长叫车多。半个月下来，我心里有了张活地图，哪条路晚高峰堵、哪条路能抄近道，门儿清。

三个月过去，我每月跑车能挣个四千多，加上内退的工资，总收入又回到七八千的水平。我觉着心里踏实了点，可人算不如天算。腊月里一天晚上，我在容桂接了一个乘客，一上车就闻到一股浓重的酒味，开到半路他突然扒着车窗要吐，我赶紧靠边停车，他推开车门摔下去了，头磕在马路牙子上，出了血。我吓坏了，赶紧送他去医院，垫了三千多块医药费，他醒来他家人非说是我开车摔的，要报警。最后交警调了监控，证明我停车后他才开门，才算洗清。可那一晚上耽误了四个多小时，车也没跑，还搭进去检查费。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

我回到家已经凌晨四点，推开门想轻点声，结果看见老伴坐在客厅沙发上没睡，电视也没开。她看见我，说：“钱的事你别急，我明儿去上班了。”我坐过去问她上啥班，她说楼下那家早餐店缺人，肠粉店，早上五点到中午十一点，一个月给两千八，管早饭。我说你腰不行，站四个钟都吃力，你能站六个钟？她说：“能。”就一个字，我听出来她铁了心，没再劝。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她真的去了。那天我在楼上，透过窗户看着她穿着那条洗得发白的围裙，在店里忙来忙去，腰一弯一弯地收拾桌子。我看着看着，鼻子突然酸得厉害，我一个大男人，让媳妇出去刷碗擦桌子，算什么事？我抹了一把脸，下楼骑上电动车，那天白天我也去跑车了，跑到下午四点，挣了两百三。回家时我特意绕到菜市场，买了一条鲈鱼、半斤虾、一把菜心。晚上我做了一桌菜，老伴下班回来，看见一桌子菜，站在门口愣了半天。我给她盛了碗汤，说：“咱俩一起扛，日子总能过下去。”她嗯了一声，低头喝汤，我看见她眼眶红了。

过年那阵子，儿子从学校回来，我们仨挤在客厅里吃火锅，儿子说他拿了奖学金，大二以后不用家里给学费了。老伴听了特别高兴，说那得好好感谢老师。我知道她高兴的不光是奖学金，是儿子出息了，懂事了。那天晚上吃饭，我喝了点酒，跟儿子说起我内退的事，说起那个工资从九千变三千五，说起我在工地搬砖搬得满手血泡，说起跑滴滴遇见醉鬼。我一边说一边笑，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儿子听完，放下筷子，说：“爸，你好厉害。”就这四个字，我仰头把酒干了，没让他们看见我眼角那点水光。

现在一年多过去了，我的滴滴夜班越跑越顺，一个月能挣五千多，老伴的早餐店也从临时工干成了正式工，老板说让她学做肠粉，以后涨工资到三千五。我们俩加起来每个月能挣九千多，跟我在厂里的工资差不多。要说变化最大的，反而是我自己的心气。以前我总觉得，内退是天塌下来了，从厂里那栋大楼出来，我这辈子就算完了。可现在我不这么想。我现在每天下午四点起来，先给老伴煮一壶陈皮水，再检查车况，五点出门，路上看看夕阳，跟路边看门的大爷点个头，晚上收工回家，老伴给我留一盏灯，有时候是一碗糖水，有时候是一碟肠粉。

前几天，厂里原来的同事老王打电话给我，说他也要办内退了，问我咋样，心里没底。我跟他聊了一个多小时，我说你怕啥，工资少了就少了，人还在，手脚还在，挣钱的路上不止一条。他说他想去广州投靠他儿子，我说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到哪儿都有饭吃。挂了电话我才发现我已经好久没想过九千和三千五的事了，因为我现在挣的钱虽说不算多，但每一块钱都是实打实跑出来、端出来、捋出来的，踏实。

人这一辈子，谁能保证顺风顺水？我这五十二年，前四十年觉得天塌下来有单位顶着，后十二年才知道，天塌下来原来得自己顶。内退那天，我站在厂门口，觉得天是灰的。今天我又路过那个大门，保安换了人，新来的小伙子不认识我，冲我笑了笑。我也冲他笑了笑，骑着车往前走，夕阳正好打在我身上，影子拉得老长。生活就像那个卖鱼的摊子，你以为收市了没鱼了，其实人家还藏着一条活的，就等你转身再问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