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陈知微是高中同班同学。她坐在第一排靠窗的位置，成绩一直很好，长得也好看，学校里认识她的人很多。高考成绩出来那天，她考了671分，班主任在群里发了喜报，大家都在问她准备报哪所大学。
昨晚两点多，我接到她妈妈的电话。
电话那头没有哭声，只有很轻的喘气声。她问我：“小程，你还记得知微吗？”
我握着手机，坐在出租屋的床边，一时没说出话。
她妈妈又说：“她走了，凌晨两点十七分。”
我赶到医院时，天还没亮。急诊楼门口的灯白得发冷，保安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刘阿姨站在缴费窗口旁边，手里提着一个浅蓝色保温杯，杯盖没有拧紧，走一步就响一下。
那是陈知微的杯子。
高中三年，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它。
她上课前会把杯盖拧开，喝一小口水，再把盖子扣上。考试紧张时，她也不喝，只是一遍遍拧开，又拧回去。那个声音很轻，咔哒，咔哒，像一只不肯停下来的小钟。
刘阿姨看见我，先问：“你怎么来了？”
我说：“您打电话让我来。”
她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手机，说：“我打错了。我本来想打给她班主任。”
她没有赶我走，只把保温杯塞到我手里。
“你帮我拿着，我去签字。”
我低头看着杯身。上面贴着一张已经卷边的卡通贴纸，是只戴眼镜的小熊。贴纸是我高二那年送她的。当时她嫌难看，后来却一直没撕掉。
太平间外面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问：“她……什么时候发现的？”
刘阿姨没有立刻回答。她坐在长椅上，把手放在膝盖上，指甲缝里还有没洗干净的面粉。
“高二下学期。”她说，“那时候她老说累，我以为是学习累。后来脸肿，吃东西也没味道，去医院一查，尿毒症。”
我看着她，脑子里闪过很多细节。
陈知微不吃学校食堂的咸菜，别人以为她挑食。体育课跑八百米，她总是最后一个到，却笑着说自己不擅长运动。冬天她脸色很白，大家说她皮肤好。
我坐在她后面，曾经嫌她写字声音大。她写完一道题，就会把笔帽扣上，咔哒一声。那时候我还说过：“你能不能别老按那个笔帽？”
她回头看我：“不能，我紧张。”
我没想到，她不是紧张考试。
她是在等身体什么时候撑不住。
班主任上午才赶到。他穿着昨天没换的衬衫，手里拿着一叠文件，进门就问刘阿姨：“火化手续办了吗？”
刘阿姨摇头。
班主任把文件递过去，说学校想组织捐款，班里同学也愿意出钱。说到这里，他停了停，小声补充：“大家都不知道她病得这么重。”
刘阿姨突然笑了一下。
“她不让说。”
班主任问：“为什么？”
“她说大家知道了，就只会看她，不会看她的成绩。”
这句话是陈知微说过的。
高考前一个月，她请了三天假。班主任在群里解释，说她肠胃不舒服。第四天她回到教室，桌上多了几袋牛奶和两张写着“早日康复”的纸条。
她看了一眼，把牛奶分给了同桌。
我问她：“你到底怎么了？”
她低头整理试卷：“没什么，住了几天院。”
“住院还说没什么？”
“那你想听什么？我得了绝症，马上要死了？”
她说得很平，甚至有点像开玩笑。
我没再问。
那时候我正忙着准备考试，也觉得她不愿意说，别人就不该多管。
现在想起来，我只是怕麻烦。
陈知微的遗体被推进去后，刘阿姨一直坐在长椅上。班主任出去打电话，我陪她等。她忽然问我：“她是不是跟你说过，她不想去南方上大学？”
我点头。
高考成绩出来以后，大家都替她选学校。有人说她应该报北京，有人说南方的学校更适合女生。她只说：“我不去了。”
我当时以为她没考好，尽管她考了671分。
后来她母亲才告诉我，医院建议她做透析，每周三次。要是去外地，没人照顾她。家里已经卖掉了老房子，还欠着一笔手术费。
“她不肯让我卖现在住的房子。”刘阿姨说，“她说那是我以后养老的地方。”
我问：“那她为什么还要去参加高考？”
刘阿姨把保温杯放在脚边，杯盖碰到地面，又响了一下。
“她说，总得把这件事做完。”
陈知微的父亲在她初中时就走了。不是去世，是跟别人去了外地。最开始还会寄钱，后来电话也不接了。刘阿姨在面包店上夜班，白天回来睡几个小时，再去医院陪女儿。
这些事，陈知微从没告诉过我们。
她只在一次晚自习后对我说：“我妈做的蛋糕不好看，但是特别甜。”
那天她从书包里拿出一块被压扁的奶油蛋糕，分给我一半。她自己只吃了一口，就把叉子放下了。
我问她：“你不喜欢？”
她摇头：“最近不能吃甜的。”
我说：“不能吃你还带来？”
她看着窗外：“她做了一晚上。”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刘阿姨。
她站在校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黑外套，手里提着保温杯。她没有进来，只把蛋糕袋递给陈知微，说：“趁热吃。”
陈知微接过去，声音很轻：“你回去吧。”
“我等你。”
“我今晚补课。”
“那我等你补完。”
母女俩隔着铁门说了很久。后来陈知微不耐烦地转身走了，刘阿姨还站在那里。
我那时觉得陈知微有点过分。
现在才知道，她不是嫌母亲烦。她是怕母亲站在学校门口，别人看出她们家的日子过得不容易。
遗体告别那天，班里来了十几个人。有人带了花，有人带了信。几个女生在门口哭得很厉害，进去后却都不敢靠近。
陈知微躺在那里，头发梳得很整齐，脸比照片里更瘦。她穿的是那件白色衬衫，领口别着校徽。
我把一封信放在她手边。
信是我昨晚写的，写了很久，最后只写下几句话。
“你考了671分。你说过，等成绩出来要请我吃面。我还没等到。”
刘阿姨站在旁边，看见信后问：“她欠你一顿面？”
我说：“不是她欠我，是我欠她。”
高考结束那天，我们一起走出校门。她说想去吃学校后街的牛肉面。那家店很小，夏天没有空调，墙上贴着褪色的菜单。
她走到半路就停下了，说自己不舒服。
我当时有点生气，问她：“你到底有没有什么事？每次都这样，约好了又临时变。”
她看着我，过了几秒，说：“小程，你能不能别问了？”
我也赌气：“不问就不问。”
后来她一个人走了。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告别仪式结束后，刘阿姨把一个纸袋交给我。里面是几本旧笔记，还有一张银行卡。
“这个给你。”她说，“她说里面的钱是你的。”
我吓了一跳：“我没给过她钱。”
“不是钱。”刘阿姨解释，“是你帮她整理的那套错题。她说那套题本来是你买的，不能白拿。”
我打开笔记本，第一页写着一行字。
“等我病好了，把钱还给小程。”
字写得很用力，最后一个字拖出了一道长长的线。
我问刘阿姨：“她有没有害怕？”
刘阿姨低头看着自己的鞋面。
“她昨天晚上一直问我，明天是不是要下雨。”
“您怎么说？”
“我说不知道。”
“后来呢？”
“她说，那就别开窗，雨声吵。”
刘阿姨说完，终于哭了。她没有捂脸，只是把肩膀缩起来，像在面包店里躲开夜里的冷风。
我陪她回到家。
那套房子不大，客厅里堆着没拆完的纸箱，墙上还贴着陈知微的准考证复印件。厨房的水池里有两个碗，碗底粘着没洗干净的米粒。
刘阿姨走到窗边，拉上窗帘。
“她昨天还说，大学宿舍的窗户肯定很大。”她说。
我不知道该接什么。
她从柜子里拿出一只玻璃罐，里面装着几块已经变硬的蛋糕。她说是前天晚上做的，本来想带去医院。
“她现在不能吃这个。”我说。
“我知道。”刘阿姨点头，“可她总说闻一闻也行。”
她把玻璃罐递给我，让我打开。我拧了半天，盖子才松动，发出一声清脆的响。
咔哒。
刘阿姨看着我，突然说：“她小时候也总拧杯盖。上小学那年，她爸走了，她问我是不是以后都不回来了。我说不知道。她就一直拧杯盖，拧到手指发红。”
我想起教室里那个声音。
三年里，我嫌它吵过很多次。
那天离开时，刘阿姨把浅蓝色保温杯给了我。
“她说过，等你以后工作了，别总喝凉水。”
我说：“这个您留着吧。”
她摇头：“家里还有一个。”
我走到楼下，天开始下小雨。公交站的顶棚漏水，雨滴落在铁皮上，一下一下。
我坐在站牌旁边，打开保温杯喝了一口。
里面没有水，只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像蛋糕放久以后留下的奶油味。
我拧上杯盖，手指停了一下。
咔哒。
那声音很轻。
可我坐在那里，听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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