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萨仁，今年三十四岁，住在乌兰巴托北边那片蒙古包区。说是蒙古包区，其实早就不是蒙古包了。我住的是铁皮和木板搭的棚屋，地上铺着旧地毯，墙缝里塞着碎布条挡风。冬天零下四十度，屋里烧的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废木头和旧鞋底，呛得人睁不开眼。可比起草原上的冬天，这儿还算暖和。

我是从草原上来的。我家在东方省，祖祖辈辈放牧。我阿爸活着的时候，家里有三百多只羊，二十匹马，日子过得不算富裕，可也没饿过肚子。我阿妈生了五个孩子，活了三个。死掉的那两个，一个是冬天冻死的，一个是发烧没药吃。我阿妈说，草原上的女人命硬，可再硬也硬不过天。

我十八岁那年，嫁给了隔壁苏木的一个小伙子，叫巴特尔。他长得壮，骑马骑得好，摔跤也厉害。我阿爸说这小伙子行，能干活，能养活你。我们结婚那年，他二十三，我十八。婚礼办了两天，杀了三只羊，喝了两箱伏特加。巴特尔喝多了，抱着我阿妈哭，说阿妈你放心，我这辈子对萨仁好。

他确实对我好。头两年，我们住在自己的蒙古包里，他放羊，我挤奶，日子紧巴但踏实。后来我生了儿子，取名叫铁木尔。巴特尔高兴坏了，抱着铁木尔在草原上跑了一圈，说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

可草原越来越不行了。从我记事起，草就一年比一年矮，沙尘暴一年比一年多。冬天不下雪，春天不下雨，井里的水打上来是浑的，羊喝了就拉稀。兽医说草场退化了，得休牧。可休牧了我们吃什么。巴特尔说要不我们去城里吧，听说乌兰巴托好挣钱。我说那羊怎么办。他说羊卖了，等城里挣了钱再回来买。

我们把三百只羊卖了，卖了不到两百万图格里克，换成人民币也就四千多块。马也卖了，蒙古包也卖了，带着铁木尔，坐着拉煤的卡车进了城。

乌兰巴托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以为城里到处是工作，到处是钱。可到了才知道，城里的人比草原上的羊还多。工作有的是，可轮不到我们。巴特尔去工地搬砖，一天挣两万图格里克，合人民币四十块。我在棚户区给人洗衣服，一件五百图格里克，一天洗三十件，挣一万五。我们租了一间棚屋，一个月四十万图格里克，合人民币八百。挣的钱交完房租，剩不下多少。

巴特尔开始喝酒。起初是晚上喝，喝完了倒头就睡。后来白天也喝，喝醉了就不去工地。我说你别喝了，他说你懂什么，我累。我说我也累。他说你累什么，你就在家洗洗衣服。我说洗衣服不累你洗。他就摔门出去了。

第二年冬天，巴特尔喝醉了倒在路边，冻了一夜。被人发现的时候，人已经硬了。医生说酒精中毒加冻伤，没救过来。那年他二十八，我二十三，铁木尔三岁。

巴特尔死了以后，我一个人带着铁木尔。棚户区里像我这样的女人很多，男人要么死了，要么跑了，要么跟死了差不多。我数了数，我们那条巷子里二十来户人家，有六七户是女人当家。有的是寡妇，有的是被男人扔下的，还有的是男人在城里另找了女人不回来的。老人们说，蒙古的女人比男人多，男人不够用。可我觉得不是不够用，是男人太不经用。

我后来找了个活，在棚户区旁边的小市场上卖奶茶和包子。每天早上四点起来熬奶茶，蒸包子，六点出摊，卖到下午两点。一个月能挣三十万图格里克，合人民币六百。加上政府给单亲妈妈的补贴，一个月十来万，够我们娘俩吃饭交房租。铁木尔今年十三了，上七年级。他学习好，老师说他有出息，将来能上大学。我跟他说，你好好念书，别学你阿爸喝酒。他说阿妈你放心，我不喝酒。

棚户区冬天最难熬。煤贵，买不起，我们就烧垃圾。废轮胎、旧塑料、破鞋底，能烧的都烧。那烟有毒，呛得人咳嗽，可冷比毒更难受。去年冬天隔壁那户人家，女人带着三个孩子，最小的才一岁。有天晚上炉子灭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最小的那个孩子冻死了。那女人抱着孩子坐在门口哭，哭了一整天。后来有人把她送去了收容站，再后来不知道去了哪儿。

草原上的女人还更苦。我有个表姐，在库苏古尔省放牧。她男人前年骑马摔断了腿，治好了也干不了重活，天天在家喝酒。表姐一个人放两百只羊，挤奶，剪羊毛，打草，什么都是她。去年冬天雪灾，羊冻死了一半，剩下的也瘦得皮包骨。表姐给我打电话，说着说着就哭了。她说萨仁，我撑不住了。我说你带着孩子来城里吧。她说羊怎么办。我说羊卖了。她说卖不了几个钱。我说那你也来。她没来。上个月我听说她男人喝醉了掉进河里，等捞上来的时候人已经没了。表姐现在一个人放着一百多只羊，带着两个孩子。她三十七岁，看着像五十多。

我有时候想，为什么蒙古的男人这么容易死。他们说是酒，我觉得不光是酒。是日子太苦了。草原上苦，城里也苦。男人扛不住，就往酒里钻。钻进去了就出不来，出来了也活不长。女人扛不住，可女人不能钻。女人钻了，孩子怎么办。所以女人就硬扛。扛着扛着，就扛成了寡妇。

我三十四岁，守寡十一年了。铁木尔十三岁，跟他阿爸一样高。他问我阿爸长什么样，我说跟你一样，壮，爱笑。他说那阿爸为什么死了。我说喝酒喝的。他说那我以后不喝酒。我说好。他说阿妈你以后别哭了。我说我没哭。他说你昨天晚上哭了。我说那是风吹的。他说你骗人。我说对，我骗人。

今天早上我出摊的时候，看见巷子口新搬来一户人家。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最小的抱在怀里，最大的牵着手。她的脸我认得，是草原上的脸，风吹日晒的，红扑扑的，眼睛里有草原的宽，也有草原的苦。她看见我，问哪儿有水。我说我家有，跟我来。她跟着我进了棚屋，我给她倒了碗奶茶。她接过去喝了，说了声谢谢。我问她从哪儿来的。她说后杭爱省，草场干了，牛羊没了，男人走了。我说你叫什么。她说叫其其格。我说其其格，你在这儿住下吧，这儿虽然苦，可有人帮你。她看着我，眼圈红了，说谢谢。

我看着她抱着孩子走进隔壁那间空棚屋，把行李放下，开始收拾。她弯着腰扫地的时候，我看见她后背的衣服洇湿了一片，不知道是汗还是奶。她直起身来，擦了擦额头，冲我笑了一下。那个笑我太熟了。草原上的女人都会这么笑。苦到极点的时候，笑一下。不笑又能怎么办呢。

我回到摊子前面，把奶茶锅坐到炉子上。铁木尔背着书包从屋里出来，说阿妈我上学去了。我说去吧，路上小心。他走了几步，回头说阿妈，晚上我想吃包子。我说行，阿妈给你蒸。他笑了，露出两颗虎牙，跟巴特尔一样。

炉子上的奶茶咕嘟咕嘟响着，热气升起来，散在乌兰巴托灰蒙蒙的天上。市场里人来人往，有卖菜的，有卖肉的，有卖旧衣服的。女人们蹲在地上，面前摆着几把青菜，几块奶豆腐，一堆旧鞋子。她们的脸都被风吹得粗糙，手都冻得裂了口子。可她们还在卖，还在笑，还在说话。她们的男人有的死了，有的跑了，有的坐在家里喝酒。可她们还在。她们撑着这个家，撑着这个国。撑着撑着，就成了那个数字里的一个。

五个女人里有一个守寡。这个数字冷冰冰的，可每一个“一”后面，都是一个活着的女人。她们在草原上放羊，在棚户区烧垃圾，在市场里卖包子。她们不觉得自己惨，因为惨的人太多了。她们只觉得自己在活着。活着，就是撑住。撑住一天，算一天。撑住一年，算一年。撑到孩子长大，撑到自己也撑不住了，那就撑不住了。

我盛了一碗奶茶，递给旁边摆摊的其其格。她接过去，双手捧着，热气扑在她脸上。她看着我，说萨仁姐，你在这儿多久了。我说十一年。她说那你习惯了吗。我说习惯了。她说我想草原。我说我也想。她说那你怎么不回去。我说回去干什么，羊没了，草没了，男人也没了。她说那就在这儿待着。我说对，就在这儿待着。

其其格喝了口奶茶，说萨仁姐，你教我蒸包子吧。我说行，明天早上你来，我教你。她笑了，说好。

天快黑了，市场要收了。我把没卖完的包子装进袋子里，拎着回家。铁木尔在屋里写作业，看见我回来，说阿妈你累了吧。我说不累。他说你歇会儿，我给你倒水。我说好。他倒了碗水端过来，我接过去喝了。水是凉的，可我心里热。

窗外，乌兰巴托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了。远处的棚户区黑压压一片，只有零星的灯火。那些灯火下面，有无数个萨仁，无数个其其格，无数个铁木尔。她们在烧垃圾，在蒸包子，在写作业，在活着。

我坐在铁木尔旁边，看着他写字。他的字写得整齐，一笔一划的。我想，等他长大了，念了大学，找了工作，也许就能离开这儿。也许就能过上不一样的日子。也许他的女人不用守寡，也许他的孩子不用在垃圾堆里捡木头。

也许。

我把碗放下，站起来，去厨房蒸明天要卖的包子。面已经发好了，馅也拌好了。我揪着面团，一个一个地擀皮，包馅，捏褶。锅里的水开了，蒸汽升上来，模糊了窗户。窗外，乌兰巴托的夜沉沉地压着，可窗户里面，包子白胖胖的，在蒸笼里一个挨着一个，挤挤挨挨的，像一群不说话的女人，互相靠着，互相撑着。

蒸好了，我掀开锅盖，白茫茫的蒸汽涌出来，带着面香和肉香。我拿了一个，吹了吹，咬了一口。烫，可好吃。铁木尔从屋里探出头来，说阿妈好香。我说来吃。他跑过来，拿了一个，呼呼吹着，咬了一大口。他嚼着，眼睛眯起来，说阿妈真好吃。

我看着他的样子，笑了。这笑不是苦的，是真的笑。日子苦，可包子是香的。男人没了，可儿子还在。草原回不去了，可这间棚屋，有面，有火，有铁木尔。够了。

明天早上，其其格要来学蒸包子。我得早点起来，把面发上，把馅剁好。教她怎么捏褶，怎么掌握火候。她学会了，就能自己摆个摊，养活她的两个孩子。她就不用去韩式KTV，不用去垃圾堆捡鞋底。她就能在这儿，在乌兰巴托的棚户区里，撑住。

撑住，就是活着。活着，就是撑住。五个女人里有一个守寡，可五个女人里，有五个在撑着。撑着这个国，撑着这个家，撑着那些还没长大的孩子。

我吹了吹手里的包子，又咬了一口。热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