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4月，青海西宁扎麻隆新训基地，多吉才让刚从列车上跳下来，便被高原的风刮得睁不开眼。那时的他17岁，穿着刚发下来的军装，口音不算标准，动作也有些拘谨。谁也没想到，这个沉默的藏族小伙，后来会凭一副好嗓子走进文工团。
扎麻隆的风很硬。
新兵集合点名时，班长喊到“多吉才让”，他停了半拍，才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答“到”。声音低沉，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班长看了看他黝黑发红的脸，笑着说：“像头牦牛，结实，跟上队伍。”
一句玩笑话，竟在营房里传开了。
外号叫得响，适应部队生活却不容易。新兵第一顿饭，食堂端上来的是白面条。多吉才让盯着饭盆看了许久，没有立即动筷。他从行李里取出青稞糌粑，捏成团，蘸着盐吃了几口。
这一幕被班长看见了。
“怎么不吃面？”
“从小吃这个，习惯了。”
班长没有批评，只让他以后提前和炊事班说一声。事情不大，却让这个刚离开家乡的年轻人明白，部队要求统一，但并不是要把每个人原来的生活痕迹全部抹掉。
真正让他发愁的，是队列训练。
口令一响，所有人迅速转身、立正、跨步，他却经常慢半拍。尤其是方向转换，别人向左转，他有时会转成向后。战友们忍不住发笑，“牦牛又拐错方向了。”多吉才让脸上发热，夜里躺在床铺上，仍在脑中反复回想当天的动作。
他不服输。
班长告诉他，动作不熟就多练。于是，别人收操后，他留下来一遍遍走步，脚底磨出血泡也没有停。高原天气变化快，风沙打在脸上生疼，队列线旁却总能看见他的身影。
遗憾的是，会操时他还是出现了失误，所在班的成绩不理想。他低着头站在队伍末尾，心里明白，自己在体能和意志上并不差，差的是基础和方法。那天，班长没有训斥，只说了一句：“别急，兵不只看一场会操。”
这句话，给他留下了另一条路。
一次训练间隙，战友们起哄让他唱歌。多吉才让起初有些犹豫，随后抬头望着发蓝的天空，唱起了《在那东山顶上》。歌声从操场上空传开，音色清亮，高音稳，吐字也有力量。原本在活动的战友停了下来，连附近班排的人也探头张望。
有人喊道：“这哪里是牦牛，明明是百灵鸟！”
外号从那天起有了两层意思。
消息传到连队干部那里，总队文工团正好来到基层挑选人员。经过了解和试唱，多吉才让被列入考察名单。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他的身体条件适合机动岗位，高原子弟兵耐力好，野外适应能力强，经过训练同样能成为骨干。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
机动岗位看重体能和执行力，文工团则需要声乐基础、语言表达和舞台表现。多吉才让的队列动作尚未完全出色，但歌声具有明显特点，尤其适合表现民族题材和高原风格。连队研究后，认为天赋不能轻易埋没，决定让他到文工团接受系统训练。
1993年10月初，他走进文工团排练场。那时的他还没有舞台经验，普通话发音也不够规范。老师让他练绕口令，纠正气息和咬字。他便在操场边反复开口，从一个音节练到一句完整的话，卡住了就重新来。
唱歌不只是张嘴。
气息要稳，节拍要准，情绪要收放得当，民族语言的特点也要和普通话发声结合起来。高原空气稀薄，连续练习更考验肺活量。嗓子发干时，他喝口水继续；声音发紧时，便放慢速度重新练。曾经让他在队列中落后的那股倔劲，转到了排练厅里。
文工团的演出任务逐渐增多。部队慰问演出走进青海、甘肃等地，舞台有时搭在礼堂，有时设在基层营区。多吉才让的节目常被安排在重要位置。对许多观众来说，他的声音既有军人的力量，也带着高原民族音乐的色彩，听起来亲切而特别。
但他没有因此放松军事训练。
演出回来，其他人整理服装、收拾道具，他仍会抽时间跑步。有人问他，既然进了文工团，为什么还要练体能。他回答得很直接：“穿着军装，就不能把队列忘了。”
这句话并不漂亮，却很像他。
文工团改变了他的表达方式，也改变了他的视野。他开始学着用普通话主持节目，接触更复杂的声乐训练，逐渐明白，舞台上的掌声不是凭嗓子大就能换来的。民族特色需要保留，专业训练也不能缺席，二者必须经过长期磨合。
回到扎麻隆时，他仍常去炊事班，和新兵开几句玩笑。有人叫他“百灵鸟”，老兵则故意喊“牦牛”。两个称呼听着相反，一个指向歌声，一个指向性格，却都没有离开那段新兵生活。
1993年留给多吉才让的，不只是一次岗位调动。它让一个普通高原青年，在队列失误、饮食差异和语言障碍中摸索出自己的位置。军帽上的徽章没有变，变的是他站在队伍里的姿态，以及开口唱歌时那份越来越稳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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