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兰把手机闹钟按掉的时候，是凌晨两点四十七分。

她没开灯，摸黑穿上搭在床尾的棉背心，脚伸进拖鞋里，先去了朝北那间小房间。她妈躺在床上，呼吸声粗，像喉咙里卡着一口痰。她伸手探了探母亲的额头，不烫，又把手伸进被子里摸了摸尿垫，湿了。

换尿垫的时候，她妈含糊地说了句什么，听不清。陈佩兰应了一声“没事”，动作熟练得像做过一万遍。确实，这十一年里，她做过不止一万遍。

弄完出来，她没回自己房间，先拐进厨房。灶台上坐着一只小锅，里面是睡前泡好的米，她拧开火，开始熬粥。火苗舔着锅底，发出轻微的呼呼声。凌晨的厨房里只有这个声音，还有冰箱压缩机偶尔轰隆一下。

她靠在料理台边，两只手撑着台面，闭了一会儿眼。

楼上传来一声椅子腿刮地板的声音——她爸醒了。九十三岁的人，觉浅，夜里总要起来两三次。果然，头顶的楼板响起了缓慢的脚步声，从卧室走到卫生间，又走回来。然后是一阵咳嗽，拖得很长。

陈佩兰叹了口气，把火关小，上了楼。

她爸坐在床沿，看见她就说：“没事，我就是嗓子痒。”

“喝点水。”她把床头保温杯递过去。

她爸接过来抿了一口，放下，说：“你妈晚上还好吧？”

“换了两次，没发烧。”

“哦。”她爸点点头，身子慢慢往被窝里缩，“你去歇着吧。”

陈佩兰下楼时，粥已经有点稠了。她搅了搅，又加了些水。

她今年六十七岁，退休满七年了。退休前她在杨浦区一家纺织厂做质检员，干了三十多年。那时候她以为退休就是早上睡到自然醒，下午逛逛街，偶尔跟老同事聚聚。结果退休第二年，她妈摔了一跤，股骨颈骨折，卧床了。再后来，她爸的记性越来越差，去医院查，说是轻度认知障碍。然后她丈夫赵建国又查出了二型糖尿病，眼底出血，视力一天不如一天。

家里三个老人。她妈九十五，她爸九十三，赵建国六十九。外人说起来，都说“你们家好，老人长寿”。陈佩兰听了只是笑笑。

长寿是好事。可长寿的老人后面，站着一个也快七十的女儿。

她有时候算账，算完自己都愣一下。她妈三十七岁生的她，在那个年代算晚育。所以当别人的妈六十多岁开始需要人照顾时，她妈已经快八十了。等到她真正需要全职照护时，她自己也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

“小老人照顾老老人。”这是她跟老同事打电话时随口说的一句话，对方听了在那头沉默了好几秒。

她早上五点半出门买菜，菜场里都是跟她年纪差不多的人。大家挑菜的时候聊起来，总有人问她：“你家老人还好吧？”

“还好。”

“你福气好，妈还在。”

“是，福气好。”

她嘴上这么说，手里挑着最便宜的小青菜。她妈的医保在老家安徽，在上海看病要自费不少。她爸是上海退休工人，退休金四千八，她自己三千九，赵建国四千二。三个人加起来一万两千多块，听上去不少，可每个月药费、护理垫、营养品、去医院打车的钱，再加上家里水电煤和吃用，月底总归紧巴巴。

她以前记账，后来不记了。记了心里烦。

赵建国这几年眼睛不行，家务基本帮不上。他以前还能做饭，现在刀工不行了，切菜经常切到手，陈佩兰就不让他碰刀了。她有时忙不过来，让他帮忙看着点老太太，别让她自己下床。他就搬把椅子坐在床边看手机——用他那副深度的老花镜加上放大镜。两个人一天说不了几句话。

有一回她在厨房忙着，听见卧室里“咚”的一声。跑过去一看，她妈坐在地上，赵建国站在旁边，一脸茫然，嘴里说：“我就转了个身……”

陈佩兰当时火噌地就上来了：“你转身干什么？不是让你看着吗？”

赵建国嘴唇动了动，没说话，慢慢蹲下去想扶老太太。陈佩兰一把把他推开：“你别动，你扶得动吗？”

她自己把母亲抱上床，累得腰都直不起来。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眼泪止不住地流，又不敢出声，怕赵建国听见。

她其实知道不怪他。他眼睛不行，自己走路都小心。可她就是忍不住。那段时间她像个随时会炸的火药桶，谁碰一下都危险。

转折是去年秋天，她妈又一次发烧住院。

那次住了十二天。陈佩兰白天在医院，晚上回家给两个老头做饭。她爸一个人在家不放心，她只好把赵建国留在家看着他。赵建国的眼睛已经不太能独自出门了，但还是硬撑着去菜场买了两次菜。买回来的菜，土豆发了芽，西红柿烂了一半。

她从医院回来，看见灶台上那堆烂菜，眼泪又上来了。赵建国站在旁边，说：“我看不太清，可能挑得不好。”

她说：“没事，我来弄。”

那天晚上她爸突然问她：“佩兰，你今年多大了？”

“六十七。”

她爸哦了一声，过了一会儿说：“我总以为你还四十多。”

陈佩兰没接话。她给她爸倒了杯水，转身去晾衣服时，才觉得鼻子酸。她记得自己四十多岁时，她爸刚退休，每天早上骑车去公园打太极，回来时顺路买豆浆油条。她妈在厨房里忙，嘴里抱怨她爸买的油条太老。那时候她还在厂里上班，中午回来吃饭，她妈总要给她多盛半碗汤。

怎么一转眼，就变成这样了。

她在医院陪床时，隔壁床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照顾她的是女儿，看着也六十出头了。两个人在走廊里聊起来，对方说她妈九十了，老年痴呆，已经不认识她。她每天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来医院，晚上再坐回去。

“你家里还有人吗？”陈佩兰问。

“有个弟弟，在外地。”对方说，“偶尔打个电话。”

陈佩兰说：“我独生女。”

对方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没再问。

那种眼神陈佩兰认得。是“我懂”的意思。她们那一代人，赶上独生子女政策最早的那批，很多家庭就一个孩子。现在这一批人老了，上面还有更老的人，下面只有一个孩子。

她儿子赵磊在北京，做IT。一年回来两次，春节和国庆。每次回来都待不了几天，打电话、回邮件、开视频会，比在上海还忙。有一回赵磊说：“妈，你们实在不行就请个阿姨吧。”

陈佩兰说：“请阿姨多少钱？二十四小时住家的，现在市面上没有八千块下不来。你外婆的护理垫一个月就要四百多。再说家里住不下。”

赵磊没再说话。她知道儿子也难，北京房贷一个月一万多，孩子刚上小学，儿媳妇也是全职上班。他有心无力。

她有时候想，等自己老到动不了那天，赵磊怎么办？她不敢往下想。

去年冬天发生了一件事，让她到现在想起来还后怕。

那天她早上去买菜，走之前特意跟她爸说：看着你妈，别让她乱动。她爸答应了。结果她回来时，发现家里门开着，她爸站在楼道口，一脸焦急。

“你妈不见了。”

陈佩兰脑袋嗡的一声。她妈卧床多年，怎么可能不见？她冲进房间，床上果然没人。她转身问她爸：“她去哪了？”

“我不知道，我上了个厕所，出来就没了。”

陈佩兰腿都软了，一层一层往楼下跑。她妈住在二楼，楼道很窄，没有电梯。她跑到一楼，没看见人。又跑到楼外，左右张望，最后在小区门口的水果摊旁边看见了她妈。

那天下着小雨，她妈穿着单薄的棉袄，脚上只套了一双塑料拖鞋，坐在水果摊的塑料凳上，跟摊主说着什么。摊主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正给她撑着伞，一脸无奈。

陈佩兰跑过去，一把抱住她妈，眼泪就下来了：“妈，你怎么跑出来了？”

她妈抬头看她，眼神清楚了一瞬：“我……我想买点橘子。”

她妈年轻的时候最爱吃橘子。每年秋天，她爸都会买一网兜橘子回来，她妈坐在院子里一边晒太阳一边剥，剥完了把白色的筋络一根根挑干净，再喂到她嘴里。那时候橘子便宜，家里总有一股橘子皮的清香味。

可她现在连下床都困难，根本不可能自己走到水果摊。陈佩兰后来才知道，她妈是自己挪下床，扶着墙一步步摸到门口，然后她爸上厕所没注意，她就扶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步滑下去。二楼到一楼，十几级台阶，她妈居然没摔。

“你吓死我了。”陈佩兰搂着她妈，声音在抖。

旁边的摊主说：“阿姨，你以后别乱跑了，你女儿多着急。”

她妈没说话，只是看着水果摊上那些橘子。

陈佩兰买了五斤橘子。回去的路上她妈坐在轮椅上，她推着，赵建国在后面跟着，步子很慢。雨丝斜斜地飘下来，落在她妈花白的头发上。陈佩兰腾出一只手，把母亲外套上的帽子拉起来。

那天晚上，她等所有人都睡了，一个人坐在厨房里，剥了一个橘子。橘子皮很厚，指甲掐进去，汁水溅出来。她掰了一瓣放进嘴里，很甜。

她想起很多年前，她妈喂她吃橘子的样子。那时候她大概四五岁，坐在小板凳上，仰着头，她妈把橘子瓣上的白筋一根根挑掉，说：“这个筋吃了会咳嗽。”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刻想起来这些。可能是太累了，累得脑子开始翻旧账。

第二天她给赵磊打了个电话，没说昨天的事，只是问：“你最近怎么样？”

赵磊说还好，就是项目紧，天天加班。

陈佩兰说：“你别太累了，注意身体。”

赵磊说：“知道了妈，你也是。”

挂了电话，她想说“你能不能回来一趟”，但最终没说出口。她怕儿子担心，也怕儿子为难。他回来又能怎样呢？待三天，帮他换个尿垫，陪外婆说几句话，然后回北京继续上班。日子还是得她自己过。

小区里有个跟她情况差不多的邻居，姓方，六十五岁，上面有个九十一岁的老父亲。方阿姨有个哥哥，住在浦东，但哥哥身体也不好，心脏搭了桥，自己都顾不过来。方阿姨去年把老父亲送进了养老院，一个月六千多。

陈佩兰去看过一次。那家养老院在郊区，坐地铁转公交要一个半小时。房间是四人间，老方父亲靠窗，床头摆着全家福。老方说条件还行，就是老人不适应，每次去看都拉着她哭。

“我也没办法。”老方说，“我今年六十五了，高血压，腰也不好。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

陈佩兰回来跟赵建国商量：“要不，我们也看看养老院？”

赵建国说：“你妈能同意吗？”

她妈确实不同意。之前陈佩兰试探着提过一次，她妈当时就哭了，说：“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陈佩兰赶紧说：“没有没有，我就是问问。”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提过。

但她有时会想，如果有一天她自己先倒下了，这个家怎么办。她给自己买了份意外险，不是怕别的，是怕万一。她甚至偷偷把家里各种证件、存折、医保卡放在一个铁盒子里，跟赵建国说过一次放在哪。赵建国当时嗯了一声，也不知道记住没有。

今年春天，她妈又住了一次院。这次是肺炎，高烧不退，住了半个月。陈佩兰天天往医院跑，赵建国一个人在家，有两次忘了关煤气，还有一次自己出门倒垃圾，在楼下转了半天找不到家门，最后是邻居把他送回来的。

陈佩兰从医院回来，看见他坐在沙发上，一脸茫然，跟她说：“我刚才好像脑子空了一下。什么都不记得了。”

她带他去医院查了。医生说，他有轻微脑梗的迹象，加上糖尿病的影响，认知功能也在下降。

从医院回来的地铁上，赵建国靠在座椅上，闭着眼。陈佩兰看着他的侧脸，忽然觉得陌生。他们结婚四十一年了。年轻时候他脾气急，她也不让着，两个人吵过不少架。后来年纪大了，不吵了，也没什么话说了。日子像一条平稳的河，流着流着就汇入了更平静的水域。可现在她忽然意识到，这条河里可能不止她一个人在撑船。

赵建国睁开眼，说：“要不，让你妈去养老院吧。”

陈佩兰说：“她不愿意。”

“我知道。”赵建国说，“但你也快撑不住了。”

陈佩兰眼眶一热，没说话。

那天晚上她没睡着。她想了很多。想她妈年轻时候的样子，想她爸骑车买豆浆的背影，想赵建国第一次去她家时紧张得把茶叶倒进了杯子里。她想自己六十七年的人生，好像一直都在照顾人。小时候照顾弟弟——她其实有个弟弟，三岁时溺水没了，她妈后来再没生过。照顾父母，照顾丈夫，照顾儿子。现在还在照顾。她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些照顾，自己会是什么样。

第二天早上，她像往常一样五点半起床，熬粥，给她妈擦脸，扶她爸下楼散步。走到小区门口时，她看见那个水果摊又摆出来了。摊主正在往架子上码橘子。

她走过去，说：“给我称两斤。”

摊主认出了她，说：“阿姨，你妈妈还好吧？”

“还好。”

“那天吓坏了吧？”

陈佩兰点点头，又说：“谢谢你那天照顾她。”

摊主摆摆手：“小事。我奶奶也是这么大年纪走的，那时候我爸也是一个人照顾，累得够呛。”

陈佩兰提着橘子往回走，脚步很慢。春末的早晨还有点凉，小区里的樟树发了新叶，空气里有股清冽的香气。她走到楼下时，抬头看了看二楼的窗户。厨房的灯亮着，赵建国应该已经起来了。她忽然想起她妈那天说的话——“我想买点橘子。”

她加快脚步上了楼。推开门，赵建国站在灶台前，正在笨手笨脚地煎蛋。她妈在房间里喊：“佩兰，今天太阳好不好？”

陈佩兰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她妈的手上。她妈眯着眼笑了：“好，好。”

陈佩兰把橘子放在床头柜上，剥了一个。她妈伸手要接，陈佩兰说：“你别动，我喂你。”

她掰了一瓣，把白色的筋络挑干净，递到她妈嘴边。她妈嚼了嚼，说：“甜的。”

陈佩兰自己也掰了一瓣。橘子确实甜。

她心里还是吊着的，这点不会变。明天、后天、下个月，该做的事一件也不会少。但此刻她站在窗边，看着阳光照在母亲的白发上，照在赵建国端过来的那碗煎糊了的鸡蛋上，照在床头柜那袋橘子上——她觉得，日子就是这样了，累，但也过下来了。

赵建国说：“鸡蛋糊了。”

陈佩兰说：“没事，能吃就行。”

她坐下来，开始吃那碗煎糊的鸡蛋。窗外有人在楼下喊孩子，声音远远地传上来。她妈在旁边慢慢嚼着橘子，嘴角沾了一点汁水。陈佩兰伸手替她擦了，她妈冲她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陈佩兰也笑了笑，继续低头吃鸡蛋。

本文为虚构故事，人物、情节和场景均为艺术创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