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成都平原的油菜花刚刚泛起嫩黄,青白江区大弯镇双元村的一片空地上,推土机的履带碾过湿润的泥土。
工人们正在为一座物流园开挖地基,谁也没有留意,铁铲翻出的黑色膏泥中,夹杂着几块朽木的残片。
那片土地之下,沉睡了二千五百年的两百余座船棺,正等待着被惊醒。
蜀地自古流传着关于古蜀国的种种传说。
蚕丛纵目,鱼凫化鹃,杜宇啼血,鳖灵治水——这些散落在《华阳国志》和《蜀王本纪》残篇中的名字,曾被中原史家视为蛮荒之地的虚妄之词。
扬雄在《蜀王本纪》中写道,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
这些文字读来更像是神话,而非信史。
直到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破土而出,直到金沙太阳神鸟金箔在阳光下闪耀,人们才意识到,成都平原上确曾存在过一个与中原商周并行发展的灿烂文明。
然而,关于这个文明最后的王朝——开明王朝,史书留下的记载依然稀少而模糊。
鳖灵如何取代杜宇,开明氏如何传十二世而至秦灭,那些曾经辉煌的王族与贵族,死后葬于何处,以何为葬具,随葬了怎样的器物,都是悬而未决的谜题。
双元村的发现,正是一把打开这些谜题的钥匙。
考古队进驻后,首先清理出一件青铜鉞。
鉞身扁平,弧刃外张,两侧各有一只回首的虎形浮雕,虎口大张,獠牙毕露,纹饰中填以细密的云雷纹。
在商周礼制中,鉞是王权的象征,《史记·殷本纪》记“汤自把鉞以伐昆吾”,《尚书·牧誓》中周武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刘雨茂在察看这件鉞后判断,如此规格的青铜礼器出现在青白江,意味着这片土地绝非寻常村落,而是与古蜀国权力中枢密切相关的区域。
随后的大规模勘探证实了这一点:两个足球场大小的范围内,密集分布着大小不一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大部分南北向,少量东西向,多数墓葬成组排列——有的两座一组,有的三座一组,也有十多座一组,显然是家族合葬的格局。
发掘领队王天佑站在发掘现场,记录下每一座墓葬的坐标与尺寸。
最终清理出的墓葬达二百七十余座,年代跨度二百多年,从春秋晚期延续至战国中晚期。
葬具多为船棺——用整段楠木刳凿而成,棺身与棺盖合为一体,形如独木舟。
船棺大小差异悬殊,小的不足三米,大的超过六米,等级的鸿沟一目了然。
在这片墓葬群的正中央,一座编号M154的大墓静静躺在两米多深的墓坑中。
漆黑的棺木保存完好,棺身连同棺盖由整段古木制成,周围均匀地涂抹着一层用于密封的青膏泥。
墓坑长8.1米,宽1.9米,船棺长6.4米,宽1.1米,是整片墓地中葬具保存最完整、体量最大的一座,考古队员私下里称它为“棺王”。
要理解这座“棺王”的分量,需要将目光投向成都市区。
2000年7月,成都商业街58号的一处建筑工地,施工人员在酷暑中挖出了几具巨大的船棺。
考古发掘随即展开,清理出十七具船棺与独木棺,墓坑长30米,宽20.3米,规模相当于一个标准篮球场。
其中最大的一具船棺长达18.8米,直径1.7米,由整根楠木雕凿而成,堪称中国“船棺之王”。
墓坑上方还发现了长38.5米的地面建筑基址,推测为祭祀场所。
两具大型船棺内出土了大型编钟和编磬的漆架座,以及多具殉葬棺木。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据此推断,商业街墓地是战国早期古蜀开明王朝王族甚至蜀王本人的家族墓地。
另一条线索来自新都。
1980年3月,新都县马家公社发现一座战国时期的竖穴土坑木椁墓,墓坑面积约150平方米,出土了两枚青铜印章,其中一枚方形铜印上刻有巴蜀特有的图像符号——两人手拉手,下方有一口向上的铎。
铎是宣布政教法令的乐器,在巴蜀文化中象征着最高权力。
学者据此推断,马家大墓的墓主极可能是一代蜀王。
双元村M154号墓的船棺虽比商业街的“棺王”略小,但其棺内出土器物的纹饰特征、铜印章符号特征与商业街船棺葬的同类器物“非常接近”。
漆木器的纹饰不仅有回首龙纹,还有雕刻的菱形纹,工艺比商业街的漆床更为复杂——制作时先在木胎上雕刻花纹,再进行涂饰,类似工艺在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也有发现。
考古人员据此判断,M154墓主的身份“非常尊贵”,属于开明王朝的高级贵族之列。
2018年年初,考古队准备将M154的船棺吊运至文保中心进行室内清理。
当沉重的棺体离开地面,底部中央一处隐藏的构造暴露了出来。
这是一个长1米、宽55厘米的腰坑,四周及顶部用木板和圆木合围,在墓主人腰部正下方,故名“腰坑”。
腰坑葬俗始于殷商时期,殷墟武丁时期的妇好墓便设有腰坑,但在春秋晚期已大量减少。
四川地区此前仅在两座蜀墓中发现过腰坑,一处是新都马家木椁墓,墓主推定为开明九世至十一世的蜀王之一;另一处是犍为金井乡5号墓,年代已在秦并巴蜀之后。
M154腰坑的时代比马家大墓更早或相近,王天佑认为,修建腰坑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从侧面反映了墓主的身份并不简单”。
腰坑内整齐摆放着六件青铜器:缶、鼎、匜、盆,以及鬲与甑组合而成的甗。
这是一套完整的礼器组合。
鼎用于烹煮肉类,缶盛酒,甗是蒸食之器,盆和匜则是盥洗用具。
青铜缶的四周还缠绕着麻绳,揭开盖子后,里面残留着大量液体。
考古人员将这些液体送往文保中心检测,是否含有酒的成分尚待考证。
在棺内,考古队员打开棺盖时,并未看到预期中金光闪闪的随葬品,棺底只有一层厚厚的黑色泥土。
经历过盗扰的墓葬,往往如此令人失望。
然而,当淤泥被逐层清理,惊喜接连浮现。
漆木器残片陆续出土,主要器型包括耳杯、双连耳杯、漆豆、漆盒,还有一件雕刻彩绘的髹漆木床。
那件双连耳杯由一整块木头雕刻而成,两个椭圆形杯盘紧紧相连,红色的底漆上髹以黑彩,看上去像是一对依偎的伴侣。
在楚文化中,耳杯的“耳朵”多为方形,双元村出土的却是圆形;楚式双连耳杯多用于古代婚礼中“合卺”仪式,即新人共饮合欢酒。
这件器物在全国尚属首次发现,杨弢指出,圆形耳的变化既说明了蜀文化与楚文化的交流,又反映了蜀文化的自成体系。
真正让墓主身份呼之欲出的,是棺内出土的印章。
M154共出土印章形器七件,其中铜印一件,骨印六件。
北京学者严志斌在对这些印章的研究中指出,其中四枚骨印造型独特,印面为正方形,背面中间并立两瓣,两侧各置一组编钟,组钟方向相反。
印面上的巴蜀图语符号中,兽与钟的形象组合,正是礼乐文化最重要的象征。
“拥有钟、器这三种蜀文化礼制核心物并拥有祭祀权者,无疑是蜀文化社会中的上层权力。”
严志斌在《江汉考古》上撰文写道,双元村骨印可能处在巴蜀符号创制过程中由实物向符号过渡的阶段,其符号特征与商业街蜀王家族墓出土印章高度相似,“双元村M154墓与马家大墓、成都商业街大墓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联系”。
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从凌乱的棺底提取出人骨。
虽然墓葬经历过盗掘,骨骼散乱,但主要骨骼仍有约百分之七十得以保存。
四川大学考古系副教授原海兵对骨骼进行了鉴定。
从盆骨形态判断,墓主为女性,身高在1.5米至1.6米之间,脸型较为秀气。
通过牙齿磨耗程度推测,年龄在35岁至40岁左右。
在左侧第一前臼齿处,原海兵还发现了釉质发育不全的痕迹,说明这位女性在幼年时曾经历过间歇性营养不良。
严志斌的研究则给出了约30岁的死亡年龄估算。
无论三十还是四十,这位安卧在六米楠木船棺中的女性,在二千五百年前走完了她的一生。
棺内还出土了青铜兵器,其中有“回首龙纹”的兵器,与商业街蜀王家族墓特征高度相似。
M154的年代被判断在战国早期稍晚阶段,此时的开明王朝正值鼎盛。
鳖灵约于公元前666年取代杜宇建立开明王朝,传十二世,至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沿石牛道伐蜀,蜀王开明十二世战败被杀,古蜀国灭亡。
双元村墓群所处的位置,距成都市中心约四十公里,东临大件公路,南近毗河。
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年均温度比今天高1.7至2.8摄氏度,湿地广布,草木茂盛,高大的楠木成片生长,为船棺的制作提供了充足的木材。
从双元村出土的器物中,考古人员读出了远比“古蜀”二字更为复杂的信息。
青铜器中有秦文化因素,有楚文化因素,还有草原文化因素。
腰坑本是殷商葬俗,春秋晚期已在中原地区式微,却在蜀地的高等级墓葬中保留下来。
双连耳杯源自楚地,却在蜀人手中改变了耳的形状。
铜缶上的纹饰、铜匜上的仙鹤与斟酒人像,既有楚风,又有蜀韵。
刘雨茂等专家认为,从金沙遗址、商业街船棺葬到青白江双元村墓群,商周至战国晚期的古蜀文明形成了完整序列。
而出土物所展现的面貌,用一句话概括便是:古蜀国并非传说中那个“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封闭之地,而是一个与中原、楚地乃至北方草原保持着密切交流的开放社会。
2018年4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M15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媒体以“棺王是‘大女主’”为题报道了这位女性贵族的发现。
而在学术层面,更多的问题仍悬而未决。
那六件腰坑青铜器中残留的液体,是否含有酒的成分,需要等待检测结果。
棺内出土的巴蜀图语印章,上面的符号至今未被完全破译。
墓主的族属、婚姻关系、社会地位——她是开明王族的一位贵妇,还是一位与蜀王联姻的楚国女子——研究者只能从器物风格的混杂性中做出推测。
严志斌在论文末尾写道:“双元村骨印可能处在巴蜀符号创制过程中由实物向符号过渡的阶段”,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邀请,邀请未来的考古学家与文字学家继续破译这些沉默的符号。
双元村墓地共出土文物两千余件,其中青铜器六百余件,印章八枚,漆木器四十余件,陶器五百余件。
部分青铜容器中发现了稻、瓜籽、桃核等植物遗存。
这些器物如今静置于青白江区博物馆的展柜中,鼎、壶、敦、鍪,戈、钺、剑、矛,斤、凿、锯、削,品种繁多,形制优美。
它们的主人曾在这片土地上饮酒、食肉、盥洗、征伐、祭祀。
而那位躺在六米楠木船棺中的女性,她的骨骼仍保存在四川大学考古系的实验室里,等待古DNA分析和同位素检测揭示更多关于她一生饮食、迁徙与健康的信息。
那片物流园如今已经建成。
推土机驶离之后,泥土重新覆盖了墓坑。
双元村的田野上,油菜花年年开放,毗河水静静流过。
两千五百年前,送葬的队伍沿着同样的河岸,将那位女性贵族安放在整段楠木凿成的船棺中,在棺底腰坑里放入盛满液体的铜缶,在棺内铺上髹漆的木床和双连耳杯,然后覆上青膏泥,填实黄土。
船棺载着她的身体,也载着一个王朝的记忆,沉入成都平原的泥土深处。
泥土之上,春天照常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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