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聊一段快意恩仇的公案。因为这段“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往事，太符合中国人的道德判断了，所以一直被引为美谈。历代传奇故事也一直以这样的案例作为教育人的蓝本，从《左传》到《史记》，不断发扬光大。报仇雪耻、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快意恩仇，似乎成了国人血液里早已固化的基因。这种故事总能让人热血沸腾，但如果用现代法治精神来讲，似乎又太原始，太不符合法律精神。
可问题来了：当正义得不到伸张，法律不能解决问题时，私下解决，似乎又成了这种一报还一报的唯一途径。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90年前的为父报仇案吧。
案子的主人公是一名女性，她叫施剑翘，原名施谷兰。其父叫施从滨，当年军阀混战时，被孙传芳打败并俘虏，然后枭首示众，不许家属收尸。后来还是被红十字会草草掩埋。其女施剑翘便发誓要为父报仇。
孙传芳后来被逐出东南，成了光杆司令，和其他军阀一样，去了天津租界当了寓公。又感于当年屠戮太过，遂有了潜心学佛、以赎当年罪愆之意，和靳云鹏在天津居士林做了居士，每日念佛诵经。其实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摆脱日本人的纠缠，不愿出头做汉奸。
此时施剑翘循迹而来。此时距她父亲被杀，已过了十年。这十年，施剑翘所做的所有事，都是奔着一个目的而去——为父报仇，手刃仇人。她的人生没有别的，就只有这一个目标。虽然此时她已结婚并育有两子，她连给孩子起名都带有明志意味，一个佥刃，一个叫尧羽；她自己也改名“剑翘”。你看，她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这一个目的。
她曾写诗明志：“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
为了接近孙传芳，她也想了好多办法，可总是无法接近。因为孙传芳深居简出，身边护卫不离左右。虽然此时他已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势、雄风不再的孤独老头，但如何靠近他，仍然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她打扮成小商贩的模样，每天就在孙传芳出入的地方守候，身上带把枪，随时准备行刺。
也是孙传芳大限已到。1935年11月13日，天上下着雨，孙传芳身体有些不适，本来不打算去居士林诵经了。可早前已答应过靳云鹏，要一起诵读《楞严经》，虽然身体不适，但还是坚持要去，夫人也没能劝住。
好巧不巧，施剑翘当天也在佛堂。看着天下雨，想孙传芳可能不来了。这时有人在佛堂整理蒲团，她心中一动，想可能有人要来。可偏巧她今天又没有带枪，于是迅速回家去拿枪。这当口，孙传芳他们和和尚们一起到了佛堂诵经。等施剑翘拿上枪跑回来，一眼看到了孙传芳的背影，她便往孙传芳跟前挤去。和尚们当然也没有留意她的举动。等到靠近孙传芳身后，她便立即掏出枪来，对准孙传芳的后脑就是一枪。又怕一枪打不死，又在后背连续补了两枪。这三枪，枪枪毙命。
众人听到枪响后一哄而散，她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传单，向四周撒去。传单上写的是：她此举是为父报仇，让大家不要惊慌，扰乱佛门清净，还请大家见谅，诸如此类的话。完了她走出居士林，到一个电话亭打了两个电话：一个电话打给她母亲报信，说大仇已报，请家人安心；第二个电话打给警察局自首。当她放下电话，走出电话亭时，警察也到了门口，她便非常配合地跟着警察走了。
后来的事，就非常符合爽文的特点。她一审被判7年徒刑，上诉后仍然维持原判。为什么会轻判呢？我们今天也没想明白。法律规定杀人偿命，可判7年是不是太轻了呢？可就是这七年，舆论也嫌判得太重——为父报仇的侠女就不应该被判刑，就应该无罪释放。于是，国民党大佬们也加入了这一场营救女侠的活动中来。冯玉祥、于右任等一众大佬四处奔走，为解救施剑翘而游走，最终说服了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发了特赦令，无罪释放了施剑翘。此举令施剑翘一时名声大噪，被国人冠以“古之侠女”的桂冠，也圆满了她伍子胥般的孝义追求。
有意思的是，孙家当时也有一则声明，大意是说，孙家不会再寻仇报复，但对施剑翘必须严惩。当然，这则声明也淹没在举国汹汹支援女侠的浪潮中，无人在意。
这则放在中国几千年文化中都会被传诵、可以放进二十四孝故事中流传的事件，如果重新放在现代法律制度下，还能经得起我们重新审视吗？可如果法律不能给人以正义，私下解决、最终寻仇的问题，是不是也能得到谅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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