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广西东兴至云南河口一线，邓小平、许世友与越南方面同时面对一张骤然绷紧的边境地图。解放军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但“55万大军全部压入越南”“25万越军被故意送死”的说法，若不加辨析，很容易把复杂的战争决策讲成一场单线条的阴谋。
这场行动的直接背景，是越南统一后迅速倒向苏联，并在中越边境持续制造摩擦。越南军队进入柬埔寨后，又与中国在边境、华侨问题上矛盾加剧。中国方面决定以有限作战打击越南北部军事力量，同时向河内施压，迫使其调整对外政策。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55万大军”，通常包含参战部队、后方保障力量以及不同阶段投入的兵力，并不等于同一时间越过边境的突击部队。中方作战兵力以多个军为骨干，重点从广西、云南两线推进，目标是摧毁边境附近的越军据点和交通枢纽，而非长期占领越南。
越南方面也没有把25万正规军整齐摆在北线，等着被消灭。越军主力当时集中在南方和柬埔寨方向，北部防区既有正规部队，也有地方武装、公安力量和民兵。兵力分散、部署层级复杂，确实造成了一些部队增援迟缓、指挥失调的情况，但这与“黎笋主动拿25万人换苏联出兵”并不是一回事。
黎笋真正依赖的，是苏联带来的战略威慑。1978年11月，苏越签署《友好合作条约》，苏联随后向越南提供武器、物资和军事支持，并取得金兰湾等地的使用便利。对河内而言，这份条约意味着背后有强国撑腰；对莫斯科而言，越南则是牵制中国、扩大在东南亚影响力的重要支点。
有意思的是，条约并未规定苏联必须在越南遭到攻击后直接出兵。相关条款强调双方协商并采取措施维护安全，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越南希望把它理解成军事保证，苏联却始终保留回旋余地。毕竟，中国拥有核力量，且与苏联直接接壤，莫斯科不愿因越南问题轻率引发大国全面冲突。
战事爆发后，苏联的反应并不轻松。它向越南提供情报、武器和运输支持，同时在中苏边境及蒙古方向增加军事压力，还通过外交渠道谴责中国。但这些动作主要是威慑和支援，并没有演变成苏军大规模越境作战。
黎笋当然清楚其中的差距。河内需要苏联，却不能完全支配苏联；越南想借助莫斯科扩大地区影响，莫斯科却更关心自身的战略利益。因此，越军在北线抵抗越激烈，越南就越有理由要求苏联加大援助。但把这种策略直接说成“故意让士兵送命”，证据并不充分。
战争初期，解放军推进速度较快，老街、高平、谅山等地相继成为主要战场。越军一些部队采取地方防御和分散袭扰，利用山地、道路和城市工事迟滞中方行动。战斗并非一边倒，解放军也付出了较大伤亡，并暴露出协同、通信和后勤方面的问题。
一名越军干部曾对苏联顾问抱怨：“援助到了，指挥却接不上。”这句话未必对应某一份完整档案，却道出了当时越南军政体系的矛盾：部队既要听军事指挥，又受政治机构制约；苏联顾问能够提出建议，却没有权力直接接管越军作战。
苏联顾问的存在，确实提高了越南获得情报和装备的能力，却没有改变苏联不直接参战的底线。越南若想把战争扩大为中苏对抗，就必须让莫斯科认为中国的行动已经威胁到苏联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根本利益。事实证明，莫斯科没有接受这个判断。
3月5日，中国宣布开始撤军；至3月16日，主要部队陆续撤回境内。这个决定很关键：作战目标达到后及时收束，既避免陷入越南纵深，也不给苏联制造直接介入的充分借口。黎笋想把越南的困局转化为苏联的战争，却始终没有等来那一步。
所以，“25万越军白白送命”的说法，更像是后人对战争残酷性和越南战略困境的夸张概括。黎笋确实试图借助苏联，把中越冲突提升为大国较量；但越军伤亡主要来自战场部署、指挥失误和正面作战，而非一场已经被证实的“献军换援”计划。真正的算计，在于借战争争取外援；真正的结果，却是苏联支援有限，越南北部也遭受了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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