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胡子，挡住了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也挡了整整八年。这把胡子的主人，叫梅兰芳。
可谁能想到，当年誓死不为侵略者唱戏的大师，1956年居然主动带着京剧团去了日本？这中间的心路转折，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先把时间拨回1937年。上海陷落，日寇听说梅兰芳人还在城里，接连不断地派人登门，逼他上电台讲话，逼他登台献艺。梅先生不为所动，找了个巡演的由头，举家迁往香港。1941年底，香港也沦陷了。他心里明白，躲是躲不掉了，索性做了个惊人的决定，留胡子。唱旦角的男人，脸上有了胡须，戏就演不成了。他对朋友说过狠话：日本人若硬逼我出台，坐牢杀头，悉听尊便。这不是说漂亮话，他是真打算拿命去拼。日本人后来果然找上门，见他满脸胡茬，怒不可遏，梅兰芳就装病拖延，硬是熬到了抗战胜利。
试想一下，一个靠嗓子吃饭的艺人，在最值钱的年月里，宁可荒废技艺也不肯折腰。这般风骨，放在整个中国艺术界，能有几人？
正因如此，1956年5月中南海那场谈话，才显得格外微妙。62岁的梅兰芳坐在周恩来对面，总理开门见山，请他带队赴日本演出。他嘴上应承下来，回了家却一言不发，眉头紧锁。夫人福芝芳最懂丈夫，知道他心里堵着东西。换位想想，谁堵得住？那些提心吊胆的岁月，那句“坐牢杀头”的狠话，全都是刻在骨头上的伤痕，哪是说放就能放下的？
周总理看人向来入木三分。他没催，没劝，没讲空泛的大道理，只是摆了一桌饭，请来老舍等人作陪。席间气氛轻松，话题不知不觉转到中日关系上。总理说了一番让梅兰芳记了一辈子的话：发动侵略的是日本军国主义那一小撮人，日本老百姓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中国人民的苦难，他们也在承受。后来两人又深谈过一次，总理直言不讳：“我看你心里有疙瘩。”就这短短一句话，把梅兰芳的心防彻底打开了。
回家的路上，梅先生对夫人说，脑子里那扇窗子被推开了，眼前豁然开朗。临行前，总理还在紫光阁见了全团86位成员，从历史渊源讲到礼节纪律，事无巨细一一叮嘱，末了掷地有声地补了一句：86位平安回来，就是胜利！
这话可不是随口一说。代表团刚在东京帝国饭店落脚，工作人员检查前厅花篮时，赫然发现其中藏着一枚定时炸弹，设定在晚上9点30分引爆。幸亏爱国侨胞出手相助，险情才得以排除。紧接着，86份伪造的《人民日报》送到了每个人手里，全是策反的反动内容。明枪暗箭，接踵而至。
梅兰芳稳如泰山。记者招待会上，他朗声宣布：世界只有一个中国，此次来日只为文化交流，只谈艺术，不谈政治，任何阴谋都不会得逞！第二天，日本报纸纷纷报道，搞小动作的人反倒自曝其丑。有日本记者当面发难：您当年蓄须抗日，如今怎么又来日本了？梅先生从容作答，当年拒绝的是侵略者，今天面对的是日本人民，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战争的受难者。话音落地，满堂喝彩。
这一答，堪称点睛之笔。抗日与访日，看似水火不容，实则一脉相承，爱的始终是祖国，敬的始终是人民。这个道理，正是总理那顿饭教给他的。
接下来的演出，用万人空巷来形容毫不夸张。86人的团队，25出剧目，从5月底到7月中旬，整整53天，辗转东京、大阪、广岛、京都等地，演了32场，观众超过七万人次。戏票早早售罄，国会议员政务再忙也要抽空来看。一位本想挑刺的日本小说家，看罢竟在报上撰文，说自己生平看悲剧从不落泪，这次却感动得热泪盈眶。收官的两场义演，专门招待战争孤儿和广岛原子弹幸存者，站票都卖出去两千张。
麻烦并未就此终结。台湾特务先是租直升机在饭店上空撒传单，后又开宣传车堵门叫嚣。返程时，香港方向传来破坏预警，全团临时改走海路。途经某地上空时，梅兰芳俯瞰窗外，轻声问身边的姜妙香这是何处，随即自己给出了答案，下面是台北。他神色肃然，说了八个字：倘若劫机，决心殉国。62岁的人了，说出这话时平静如水，与当年留须明志时判若两人，又分明是同一个人。
这次访问，被后世载入了中日关系史册。彼时两国尚未建交，官方渠道近乎冻结，周总理提出以民促官的方略，梅兰芳此行，正是棋局中的关键一子。十六年后的1972年，中日终于实现邦交正常化。梅先生把访日见闻写成《东游记》，日文版随即在日本问世。
他后来对夫人说过一句话：唱戏的人，心里不能装着恨，要装着人。
国仇可以铭记，善意的门却不必关死。恨要恨得明白，爱要爱得清醒——这大概就是那一代大师留给今天的人，最珍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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