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洪先生,你留下来,年薪我给你往上提。」

1950年,中国博士洪朝生在美国普渡大学测出一组低温导电神秘数据,室主任加薪挽留,他却执意回国,去建一个连液氦机都买不到的实验室。

27年后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获奖理论的源头之一,正是他当年留在美国的那组数据。

01

1950年春,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的低温实验室里,杜瓦瓶口冒着白汽。

29岁的洪朝生盯着记录本,把同一组数据从头核了一遍。

数字没错。

可它不该是这个样子。

温度降到液氦区,锗样品的霍尔系数突然冒出一个尖峰。

电阻率本该一路往上蹿,到这儿却停住了。

按当时半导体物理的常识,这不可能。

锗里掺进去的杂质原子,会给材料提供能导电的电子。

温度越低,这些电子越会被“冻”回杂质原子身上,动弹不得。

材料越来越像一块绝缘体,电阻应该急剧上升。

学界管这套预期叫“简单图像”,几乎没人怀疑过。

洪朝生手里的数据,偏偏跟它对着干。

他换了一块杂质更少的样品,重新降温,重新测。

怪现象还在,只是出现得更晚。

再换一块杂质多的。

怪现象出现得更早,电阻也更低。

同组的美国同事凑过来,翻了半天记录本。

「洪,会不会是仪器漏热?」

「漏热的话,几块样品该一起乱套。现在是杂质越多,反常出现得越早,这里头有规律。」

同事耸耸肩,在本子边上写了一个词:神秘。

普渡大学研究锗,有它的来头。

二战期间,室主任哈洛维兹带着研究组为雷达检波器攻关锗材料,普渡大学成了美国锗研究的重镇。

1947年,贝尔实验室造出晶体管,用的也是锗。

锗一下子成了全世界物理学家眼里的香饽饽。

1948年10月,洪朝生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进了哈洛维兹的研究组。

他在麻省理工只用两年零九个月就拿下了博士学位。

导师诺丁汉姆对他的论文非常满意,推荐他去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上作报告。

洪朝生自己却不这么看。

他认为论文的主导思想是导师的,自己的独立研究训练还没补齐。

到了普渡大学,他和同事们花了大半年,搭起这套低温测量装置。

眼前这组怪数据,是他头一回独自啃一块没人能回答的硬骨头。

那段日子,他白天测数据,晚上对着笔记本画原子排布图。

杂质少的时候,杂质原子彼此离得远,电子被冻住,只能待在原地。

杂质多了呢?

原子挨得近了,电子云会搭在一起。

他手里的铅笔停住了。

【要是挨得够近,电子就能从这个杂质跳到那个杂质上。】

【杂质原子连成一条带子,电子用不着再挤原来的导电通道,顺着这条带子就能走。】

杂质越多,原子越挤,这条路就越好走。

所以反常出现得越早,电阻也越低。

一组“神秘”数据,就这么被他想通了。

他把这个解释叫做杂质带导电。

后来,物理学界管它叫“洪朝生效应”。

哈洛维兹看完他的分析,决定把这个方向往深里挖。

「洪,你留下来,这摊工作交给你。年薪我给你往上提。」

洪朝生摇了摇头。

「我已经安排好了,要去荷兰莱顿学低温物理。学完,我回中国。」

哈洛维兹愣住了。

「回中国?那边连一台液氦机都没有。」

「所以我才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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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北平。

育英学校的英文课上,崔先生和任太太捧着英文报纸念事变报道,念到一半,失声痛哭。

台下的学生跟着哭,整个教室哭成一片。

10岁的洪朝生坐在里面,也抹起了眼泪。

后来他进了汇文中学读高中,遇上了物理老师张佩瑚。

张佩瑚教物理,也讲时局。

「一旦战争打起来,你们青年学生都该上战场。我也要拿我学的无线电,去给抗战出力。」

洪朝生头一回发觉,物理这门学问,能跟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

15岁的洪朝生登上全校师生大会的讲台作动员演说,又跟着队伍参加了“一二·一六”大游行。

同学李宗熹后来在他的留言册上写了三个字:小英雄。

1936年夏,他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录取的消息拿回家,父亲洪观涛却沉了脸。

洪观涛不是普通人。

他1906年加入同盟会,在比利时、法国留学8年,专攻铁路工程。

回国后,他当过陇海铁路潼关至西安段的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师。

他这辈子信一句话:工程救国。

「学物理,能修铁路吗?能造机器吗?」

「爹,没有物理,哪来的机器?」

「学费,你自己想办法。」

一句话,把儿子的路堵死了。

洪朝生拗不过父亲,转进了工学院电机工程系。

物理梦,暂时压进了箱底。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清华南迁长沙。

洪朝生和几个同学商量好,去延安。

交通封锁,几次都没走成。

1938年初,他下了决心不再退,一路赶到郑州,才发现封锁线过不去,只能折返。

延安,成了他一生没能成行的遗憾。

同一年,学校再次南迁。

他跟着“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出发,翻山越岭,步行三千多里到了昆明,进了西南联大。

那支队伍留下过一张小分队合影,前排左二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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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他从联大电机系毕业,留校当了4年助教。

1944年,他同时考过了庚款留英和留美两场考试。

老师范绪筠建议他去美国。

1945年,他进了麻省理工学院,学电子物理。

绕了一大圈,他终于又摸到了物理的门槛。

03

1949年10月,普渡大学。

洪朝生的宿舍里住着两个中国人。

另一个,叫邓稼先。

两人都是爱国社团“留美科协”的成员,常凑在一起读进步报刊,议论国内的消息。

那些天,他们翻得最勤的是《华侨日报》。

报上登出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

还转载了五星红旗的图样和制法说明。

洪朝生找来一张普渡大学印制的坐标纸,铺在桌上。

他对照着报纸一格一格地数,先定旗面的长宽比例,再定大星的位置。

四颗小星,每一颗都要有一个角对准大星的中心。

画完,他把图样夹进了自己的文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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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学什么,他早有打算。

还在普渡大学的时候,他就写信给母校清华,打听回国以后做哪个方向最合适。

回信的是钱三强和彭桓武。

信里说,低温物理很重要,国内也该开展这方面的基础研究,建议他再去西欧待一年,长长见识。

这封信,定下了他后半生的方向。

1950年,他离开普渡大学,到了荷兰莱顿大学。

同年8月,邓稼先先一步回了国。

莱顿大学有昂内斯的实验室。

早在1908年,昂内斯在这里第一次把氦气变成液体,温度降到零下269摄氏度。

1911年,超导现象也是在这里发现的。

全世界搞低温的人,都把莱顿当成朝圣地。

洪朝生在这里做超流氦实验。

业余时间,他跑遍了欧洲能参观的低温实验室。

看得越多,心里越沉。

人家的实验室里,液氦像水一样用。
国内连一间低温实验室都没有,一滴液氢都造不出来。

就在这时,他收到了一封国内来信。

写信的是中科院应用物理所的陆学善。

【院里决定建立低温物理实验室,已与清华商妥,请你回来主持筹建。】

信里还提到一笔钱:10亿元,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10万元,专门用来买设备。

那正是抗美援朝打得最艰难的时候,国家处处都要用钱。

这笔钱有多重,洪朝生心里有数。

他马上开始研究西欧氢、氦液化设备的设计原理和配置,挨家向厂家询价。

问题跟着冒了出来。

西欧厂家和中国没有贸易往来。

东欧厂家不跟个人打交道。

手里有钱,东西买不来。

直到1951年夏,国内派出的科学仪器采购团到了东德,钱临照把洪朝生叫到东柏林。

两人在那里泡了一周,向东德厂家订下了小型液化空气机、氢和氦的压缩机,还有一批仪表。

钱临照又给他汇来一点美元。

洪朝生拿着这笔钱,从昂内斯实验室作价买了一些国内弄不到的特殊材料。

这些设备、仪表和材料,就是新中国低温事业的全部家底。

同一年,哈洛维兹在一次国际低温会议上又找到了他。

这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劝他回普渡大学了。

英国物理学家莫特也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去英国一起做位错理论研究。

洪朝生心底最爱的就是理论物理,这份邀请比加薪更难推。

他全都谢绝了。

那时候,他心里有一张蓝图。

回国以后实验室一建起来,他就接着做低温物理的基础研究。

至于氢、氦液化这些机器,那是工程技术人员的事。

1952年初,洪朝生回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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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洪朝生先是在清华物理系任教授,随后进了中科院应用物理所,着手筹建低温物理实验室。

实验室人员名单一拿出来,他愣住了。

高级研究人员,就他一个。

往下数,一个初级研究人员,一个技工,一个徒工。

那张蓝图,头一步就卡住了。

搞低温物理研究,先得有液氢、液氦。

没有液氦,什么实验都无从谈起。

有一次,吴有训问他。

「你是不是买一台液氦机?你在国外不也是用现成的液氦机吗?」

洪朝生比谁都想买。

买来就能直接做研究,省下好几年。

可他刚在欧洲碰过壁。

欧美能造氦液化机的国家,对华一律禁售。

「这个我得自力更生,自己来干。」

从这天起,洪朝生干起了工程师的活。

原理他懂。

可从原理到一台能出液体的机器,中间隔着设计、加工、安装、调试,每一步都是坎。

当时国内的工业底子薄,很多材料找不到。

找到了,加工精度又够不上。

1953年,从东德订的设备一箱箱运到了。

实验室里添了几名高级技工,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见习员。

洪朝生领着这群人开箱、清点、对图纸。

他白天泡在实验室,晚上还要备课。

同一年,他和黄昆、王守武、汤定元一起,在北京大学和物理所开设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课程。

新中国第一批半导体人才,有不少出自这几门课的课堂。

1954年,实验室用进口的空气液化设备,造出了液体空气。

零下190多摄氏度,这是第一道台阶。

下一道,是液氢。

液氢在零下253摄氏度左右。

国外现成的液化器买不到,他们只能自己设计、自己加工。

换热器要盘细管,管子的焊口不能有一丝漏点。

真空夹层抽不到要求,冷量就全跑了。

一个老技工攥着图纸来找他。

「洪先生,这个公差,咱们的车床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就改设计,照着咱们车床能做的来。」

「改了,还能用吗?」

「先算。算得通,就试。」

这几句话,成了实验室的规矩。

算,试,看结果,找毛病,改,再试。

有时候整整一个礼拜,机器转了又停,停了又拆。

液氢还有一层危险。

氢气一旦漏出来,碰上火星就会爆炸。

实验室里每个人都绷着一根弦,阀门拧几圈,管路怎么接,都要反复核对。

洪朝生从前认为,这些是工程师的事。

现在,他自己趴在设备边上查漏点,满手是油。

1956年,第一台自行设计、自行加工的氢液化器调试成功。

每小时能出6升液氢。

这是国内第一次获得液氢。

也是在这一年,“两弹一星”工程正式启动,低温技术一下子成了急需。

1956年12月,洪朝生随严济慈率领的中国科学院考察团访问苏联。

苏联物理学家朗道请他作了一场报告。

洪朝生讲的,正是当年在普渡大学做的锗单晶杂质导电。

朗道听完非常欣赏,又介绍他去苏联其他大学作报告。

洪朝生出了一趟差,回来又钻进了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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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有了液氢,下一个目标是液氦。

氦是最难液化的气体,要降到零下269摄氏度。

这道题,昂内斯当年在莱顿解开过。

如今,它摆到了北京这间实验室里。

他们的方案是先用液氢预冷,再把氦气一步步压下去。

一次不成,就拆开查。

查出毛病,改了再上。

“试验、分析、改进、再试验”,这个循环转了一圈又一圈。

1958年,洪朝生又在实验室里组建了国内第一个超导研究组。

他提出,要去找超导转变温度在80K以上的材料。

当时已知的超导材料,转变温度最高也不过十几K。

1959年4月,氦液化系统再次启动。

管路结满了霜。

所有人盯着那只杜瓦瓶。

瓶底出现了一层透明的液体。

中国的第一滴液氦,造出来了。

实验室里有人拍桌子,有人跑过来握洪朝生的手。

洪朝生看了一眼液面,转身就去翻记录本,核这一轮的各项参数。

高兴归高兴,他心里有个疙瘩没解开。

这套系统得靠液氢预冷。

液氢易燃易爆,制备又麻烦,没有几个单位敢用、能用。

液氦要想在全国铺开,必须造一种不用液氢预冷的新机器。

国际上现成的路子,叫柯林斯型氦液化器。

它的发明人柯林斯,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这种机器靠活塞膨胀机制冷,原理成熟,各国都在用。

洪朝生决定,就照这条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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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柯林斯型方案,卡在一个数字上。

5微米。

膨胀机的活塞和气缸之间,间隙不能超过5微米。

一根头发丝的粗细,大约是它的十几倍。

间隙大了,气体就从缝里漏走,冷量跟着跑掉。

而且这个间隙,要在零下二百多摄氏度的低温端保住。

图纸送到加工厂,活塞做回来一个,装上一试,不是卡死就是漏气。

再做,还是不行。

国内的机械加工水平,到不了这个精度。

项目停了下来。

1961年,一个23岁的年轻人走进了实验室。

他叫周远,刚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在中科院半导体所。

半导体研究离不开低温技术,所里派他到物理所实习,跟着洪朝生学。

周远来了没多久,就天天围着那台趴窝的膨胀机转。

他大学时接触过内燃机,也琢磨过斯特林制冷机的活塞结构。

一天晚上,他在本子上画出一张草图。

第二天的组会上,他把草图摊开。

「我有个想法。把活塞加长,密封不放在低温端,挪到室温端。」

屋里静了一下。

「室温端好加工,间隙能放宽。我估算过,5微米可以放到100微米。」

一位老研究人员先开了口。

「国外都是密封在低温端,人家干了这么多年,怎么没想到这么改?」

「人家的机床能做到5微米,用不着改。」

「活塞加长,漏热怎么算?结构稳不稳?这可不是画张图的事。」

技工那边也有人摇头。

「这跟国际上的做法差得太远了。万一不行,几个月的工夫全打了水漂。」

周远还想再争,几个人已经把话题岔开了。

他只是个实习研究员,连这个组的正式成员都算不上。

组会散了。

洪朝生没表态。

他把那张草图收进自己的文件夹,回了办公室。

第一天,他一句话没提。

第二天,他把柯林斯方案的原始计算翻出来,跟周远的草图一项一项比对。

第三天,有人在走廊里碰见他,问那个实习生的方案怎么说。

他摆摆手,没接话。

实验室里开始有人嘀咕。

「洪先生这是不同意,又不好意思驳那孩子的面子吧。」

「国家等着用液氦,总不能拿个实习生的点子去赌。」

周远自己也觉得没戏了。

他照常来上班,给老技工打下手,再没提那张图。

第四天早上,洪朝生夹着文件夹进了实验室。

他把那张草图摊在大桌子上,用手掌压平。

全屋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

「周远,你过来。」